于义松

“离聚物”和“大分子自组装”研究的开拓者，令人尊敬的Adi Eisenberg（艾迪•艾森伯格）教授去世已经两年了。我1995年4月至1999年2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化学系Adi 实验室（图1-3）做了近四年的研究工作，这是我一生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时期之一。近三十年前与先生一起工作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经常浮现于脑海，有些事印象特别深刻。现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也以此表示我对Adi 的敬仰与缅怀。

图1. 我和Adi教授在实验室里

图2. McGill大学化学系楼，离蒙特利尔市中心核心地段200米，坐落在加拿大最著名大街Sherbrooke的中点

图3. 麦吉尔化学系大楼也称为OTTO MAASS BUILDING，Adi教授被冠名为Otto Maass Professor

Adi教授的标签：“What's  New”

我在1994年底写信给Adi，希望加入他的团队。他很快就给我回信表示非常欢迎，态度诚恳热情。他从六十年代便开始研究杜邦公司刚开发成功的Nafion隔膜（全氟磺酸隔膜），先后共发表了50多篇相关研究论文，成为国际知名的“离聚体教父”（god father of ionomer）。虽为大家，但他不仅一直给本科生上课，而且每天都会到实验室和大家面对面讨论研究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对新的实验现象充满渴望和兴趣，每天见人就问“what's  new？（有新东西吗？）”。一开始我对此很不理解，记得有一次一个已经离开学校25年的师兄回访，看Adi不在，就问我“Adi博士还是每天都问what’s new 吗？” 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他的传统和标签。

他每日问“what's  new？”，是他的习惯。但做研究怎么可能每天都有“new”，故对我压力很大。记得在我工作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紧张地做实验时，他过来问我“what's  new？”，我没有答理他。但他也不走，就站在我边上，盯着看我做实验。我感觉很不自在，一下竟然火气上来了，问道：我在比利时列日大学当研究员时，Teyssie 教授几乎从来不过问我的工作，我只需定期写研究汇报，通过他的秘书转交给他就可以了。你整天追着问what's  new，what's  new，是什么意思吗？烦不烦啊？当然了，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可能表达的不那么到位，但他应能听出大意，因为我的愤怒是写在脸上的。出乎意外，他竟然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需要谈谈，好好谈谈（big talk）”。我也意识到自己失礼了，于是就停下实验，随他到办公室谈了很久。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向他发火的中国人。他很抱歉，并答应以后不再追问我的工作进展。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他以后有什么需求可以提出，我会记下来，并贴在办公室桌上，根据重要程度来安排具体时间。在那以后，我们都遵守约定，“what's  new” 的确少了许多。但有时是因为我的英语表达能力问题，有时是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仍然不时需要进行“big talk”，甚至会长达数小时。一般来说，这种因摩擦而导致的谈话，结果通常并不都是愉快的。但奇怪的是，于我们俩之间而言，这不但没有增加彼此间的隔阂，反而日渐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和师生情谊。多年后回想起来，Adi对待学生如我的方式和态度，显示了其大家风范。我对McGill生活的回忆是美好的，甚至觉得有点甜蜜。

Adi教授对待科学的态度：严谨与开放

说到严谨，首先想到的是Adi会亲自修改团队发表的每一篇论文。他改文章的方式是独特的。改文章时，他都要求我们作者和他坐在一起，面对面逐字逐句地修改，反复推敲。这一过程不仅极大提高了我们的科研论文写作能力，也强化了我们的英语水平。特别地，他对论文的前言部分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列出前人的工作基础，注明出处，所以Adi组的研究论文总是有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这既是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自信，也是对前人工作基础的尊重，更是科研工作者应有的严谨与科学。与那些为了强调自己的“创新”，刻意对前人的相关基础避而不谈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说到教授对于科学研究的开放态度，有几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我加入团队的时候，课题组的张黎峰已经发现大分子自组装现象，并在Science上发表了论文。他的第二篇文章也正在撰写当中，在组会上讨论时，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分子结构固然重要，但溶剂可能影响更大。大家都不同意我的观点，表示试过我的想法，并没有发现有影响。这时候我作为中国人不服输的倔脾气就上来了。小组会结束后，我立马就回到实验室开始做实验，很快就验证我的想法。再与Adi讨论时，他很是兴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让我抓紧时间补充数据、写论文。然后就是每天和我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改，很快我们就将论文发给Science编辑部。遗憾的是，编辑部回信说我们组已经连续发了两篇了，再发不太适合。最后这篇论文很快便发表在JACS上（图4）。这篇论文是Adi团队几百篇大分子自组装文章中的第四篇。再有一个例子是，我不赞成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观点：聚合物链段的高玻璃化转变温度是形成大分子自组装现象的关键。于是自己合成样品，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我的观点。这同样得到了Adi的支持，论文发表在Langmuir上。还有，我不赞成大分子自组装是一个热力学平衡过程。张黎峰后来设计了一组长时间实验，验证了我的观点，最终结果发表在顶级刊物Physical Review上，我并没有参加相关的实验工作，但就因为这“一句话”，就被Adi列为作者之一。从以上这几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出Adi教授对科学研究的开放心态，他鼓励大家去质疑已有的结论，甚至推翻它，让科学研究向前推进。他经常告诫我们：“If you get what you want，it is good；if you get what you do not want，it is even better！”（如果你得到了你想要的，这很好；如果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这更好!）。这简短一句话，让我学会了如何在研究中，从看似所谓的失败中捕捉成功的影子，让我受益终生。

生活中的Adi教授：温情且可亲

Adi是一个和蔼可亲，愿意和别人分享生活经历的充满温情的人。我到了蒙特利尔后，他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家庭和孩子，经常问起。他曾经和我们说，他们家族是波兰犹太人，在二战中整个家族上百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他们从波兰到了德国再到美国。他虽然在加拿大工作了一辈子，却是一位美国公民。他并不完全遵守犹太人礼节，经常请组里人到唐人街中餐馆吃饭。他会和西方学生开玩笑，让他们吃“凤爪”。有一次我在比利时的老板Jerome教授来蒙特利尔开会，顺便来实验室看Adi和我。晚上Adi要请Jerome去吃蒙特利尔最出名的“smoked meat”（熏肉），被比利时美食家Jerome一口拒绝：“I never eat America food” （我从来不吃美国餐）。最后只能去了一家高档法式餐厅，而且还点了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这让一向节俭的Adi非常心疼。为了弥补他的“损失”，我提议请他们两位到我家吃顿饭。我太太为他们做了一桌丰盛正宗的中国菜，他们吃的赞不绝口。当晚的话题也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展开。离开麦吉尔大学后，他来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参加我一个好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在一家中餐馆请他吃饭。他说他刚去了中国，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叹上海的繁华、安全和美食，更惊讶一家餐馆居然能占据7层楼！

我在加入Adi团队以前已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且拥有丰富的高分子的合成与表征经验。所以在Adi实验室我也算是资深研究人员，经常会帮助课题组或Adi朋友的博士生合成各种新的高分子，与他们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也结识了不少好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教授，甚至名校的副校长。印象比较深的是化学系实验室的一位犹太女管理员，是Adi很多年的好朋友。Adi让我花点时间用一种当时比较新的表征方法，分析嵌段高分子的结构，相关研究结果我写了两篇论文。Adi和我商量是否可以让那位犹太女管理员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因为她需要文章来保住在麦吉尔大学的工作，否则将面临失业的危险。我虽然觉得有些不开心，但最终还是同意了。Adi瞬间变得很开心，并许诺将来一定会帮我写最好的推荐信。看到他为保住自己好朋友的饭碗而委身求我的“可怜样”，和事成后开心喜悦的表情，我之前的不悦也立马消失并为之感动。

回忆和Adi在一起工作的几年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他是我一生中接触到的最亲近的外国朋友，亦师亦友。能够和这么伟大的高分子科学家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我永远怀念他那慈祥的笑容！愿先生在天堂安息！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