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北上广的译笔春秋——化学东渐三城记 三城记：晚清时期的化学东译 李志良 化学是近代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常与数学、物理学并列，因有“数理化”之称。不过，从学科的成型、健全的历程而言，化学较之数学、物理学（最早以天文学为代表）为晚，而且要晚一两百年之多。近代数学以15世纪之后欧几里得几何复得传播，及笛卡尔解析几何、牛顿微积分、莱布尼兹微积分的分别创立为标志，物理学（天文）以16世纪哥白尼日心说、伽利略学说等为发端，二者几乎同步在明末得以传入中国，化学则迟至1789年藉拉瓦锡氧化学说而真正成型，又因清朝海禁，则晚至19世纪中叶才得舶来。虽然化学不免后进，但却也因此得一“后发优势”，很快在彼时的东方大陆落地生根，发荣滋长，而且是三城鼎立，同时发生。是为三城记。 1. 广州博济医局 1870年同治九年的仲春，广州城的洋风裹着岭南的潮热，吹进博济医局的一间小书斋。窗下摆着一张南洋酸枝木桌，美国传教士嘉约翰[1]捏着一支鹅毛笔，正用不甚流利的中文念着西文典籍里的字句，桌前的何瞭然俯首疾书，狼毫笔在毛边纸上划过，留下的却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化学辞章。  十九世纪后期博济医院在广州长堤大门外景，1866年我国创办最早的西医学府广州博济医学堂设在医院内  1890年代（嘉约翰晚年）博济医院住院病区内部样貌 [1]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国长老会传教医生。1853年来华后长期在广州行医，1855年从伯驾医生手中接管眼科医局。1859年创立博济医院并开展外科手术，1866年创办中国首所西医学校博济医校，与博济各部合组为博济医局。培养了中国本土第一代接受系统西式医学教育的西医人才。孙中山1886-1887年在校受其西医启蒙，为早期知名学生之一。参与组建中国博医会并任首任主席，编译《西药略释》《化学初阶》等34种医学著作。 书斋外，医局的药香混着墨香飘远。嘉约翰接手博济医局已十数载，行医之余，总想着把西方的格致之学译介到中土。尤其格致中的化学，因与医理相通，那些藏在物质背后的变化之理，恰是医局里培养学徒的紧要学问。不过他也知道，在他之前，合信[2]已经捷足先登，编过一本《博物新编》开了格致东译的先声，其中也包含化学。不过那些化学内容只是零散的点缀，太简单了点儿。念此，嘉约翰坚定了译介化学新著的决心。但另一个难题也随之而来，他自己不谙中文，口头说说还将就可以，书面写作就差得太远了。该找谁合作以成此大事呢？ 寻觅搭档的过程虽然有曲折，倒也未十分困难。很快，一个名字便映入嘉约翰的心目之中——何瞭然[3]。何瞭然是广州本地人，早年曾跟随合信研习过医理与格致，颇具才识。此时，他已经在博济医局做事了。嘉约翰找到何瞭然，将译书之事和盘托出，何瞭然此前受合信影响，心中也早有编著一部专门化学书的念头，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从此，何瞭然踏上追随嘉约翰的译书之路。  1894年嘉约翰与博济医院同仁合影（前排右四为嘉约翰） [2]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英国北安普敦郡人，伦敦大学医学学士，基督教传教士、医生。1839年抵达中国澳门后长期在华从事医学传教工作，先后在广州创办惠爱医院，在上海接掌仁济医院，编译《博物新编》《西医五种》等著作，被视为最早系统译介西学书籍的传教士。 [3] 也写作“何了然”。 译书第一步，需要选择一本合适的底本。当时，在西方已有不少受欢迎、流传广的化学入门普及书。其中，美国韦尔司[4]的《化学原理与应用》内容详实，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最属有名也最为畅销。这本书初版于1858年，一经出版面世，便深受欢迎。在美国、欧洲不仅受普通民众喜爱作为化学自学书，而且也常被选用为中小学教材，因此多次重印，并且已有一个修订版。最终，嘉约翰与何瞭然选定了这本书为底本开译。  译书情景模拟图（非是嘉约翰与何瞭然，实为周干庭与应乐仁（L. Ingle）共同翻译《格雷氏解剖学》情景） [4] 韦尔司（David Ames Wells, 1828-1898），美国经济学家，科学家，畅销书作家。有《化学原理与应用》在纽约出版。原书Wells’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Chemistry. New York: Ivison & phinney, 1858. “此字为‘Hydrogen’，乃水之原质，该如何译？”嘉约翰停下笔，眉头微蹙。何瞭然望着纸上的西文，指尖轻叩桌面，半晌才道：“此质最属轻小，《博物新编》中已取‘轻气’，余以为单取‘轻’字，以令与其它保持工整，如何？”“甚善，同意。单字更佳！轻气二字易起歧义，因亦指其气体。” 又一例，嘉约翰阅至catalysis一词（今译催化），虽通读数遍，对catalysis这种牵涉的物质“前后保持不变”的事实，仍不能理解。“瞭然，catalysis此一名目所描述甚为神奇，不可思议。又如何译之？”“怎样神奇?”何瞭然听闻嘉约翰一说，也起了兴趣。嘉约翰进一步解释，“往有数物的化炼池中，加入另一物，化炼完毕，此物全身而出，毫发无损，仅作为第三方在场。”何瞭然听后，也感到十分费解，顿陷茫然，一时绞尽脑汁，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词眼对catalysis进行匹配。不过，二人经商议后，暂不译此‘名目’，而仅描述其现象，名目留待之后或更待后人有条件时再译。 这是他们译书的日常，彼时中国几无化学辞汇可循，每一个字都是一次开创。何瞭然在序言里曾写“惟事当经始，命名固已维艰”，纸短情长，道尽了拓荒的艰难。书斋的灯盏夜夜不熄，鹅毛笔与狼毫笔交替起落，终于在1871年的暮春，《化学初阶》付梓，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化学”命名的专著，墨香漫过广州的十三行，飘向江海之畔的上海。 2.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此时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里，亦是一派伏案疾书的光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5]与无锡学者徐寿[6]对坐于案前，案上摊着的，竟也是韦尔司的那本《化学原理与应用》。海风穿过黄浦江的码头，带着机器的轰鸣吹进译馆，制造局里造枪铸炮的炉火正旺，徐寿深知，钢铁火药、坚船利炮的制造，皆离不开化学之理。数年前他偶得合信的《博物新编》，如获至宝，尤喜化学，在家中自制格致器具验证书中道理，从此便立志将西方化学引入中国。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左起：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蘅芳、徐寿（约1870-1880年）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外景（约1890–1905年） [5]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圣公会教徒（后脱离），翻译家。曾任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代表作品有《化学鉴原》《微积溯源》等。与徐寿等人联合创立格致书院，发行《格致汇编》杂志，对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影响深远。 [6] 徐寿（1818—1884），字雪村，号生元。江苏无锡北乡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近代化学的先驱，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开创者。主持设计中国第一艘蒸汽机动力轮船“黄鹄号”。与人合译《化学鉴原》等科学书籍十余部。 江南制造总局与博济医局的底本“所选略同”，实属巧合。盖因彼时的通讯阻隔，让广州与上海的两组译者，在无意间同译一书。当然，韦尔司的《化学原理与应用》非常著名而畅销是一个前提。就是这样一个偶然巧合，却也让中国的化学之译，从一开始便有了两个版本、两种视角的碰撞与交融。  徐寿（左）和傅兰雅像 傅兰雅略通数门西学，却对化学知之不多。是徐寿的坚持，让化学书优先翻译，成了翻译馆译书清单排名靠前的几种之一。二人选定底本之后，也便开启译书之路。实际上，他们开始译韦尔司这本书的时间，要比广州的嘉约翰与何瞭然起步还更早些。1868年的夏天，傅兰雅一加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便已开始研习化学，为译书做准备。只是鉴于多种原因，江南制造总局的《化学鉴原》在出版上稍晚于《化学初阶》数月。 另有史料证明，在各自译书的中后期，双方终于获悉“同译一书”的事实，且有过在译文方面的书信沟通。嘉约翰曾主动致信傅兰雅，希望在“名目”翻译上取得一致，并附上自己的“元质名目表”请其参考指正。比如， hydrogen，catalysis等词的翻译。 傅兰雅将嘉约翰的名目表呈交徐寿过目。徐寿面对广州方面同行的成果，他肃穆的脸色没有明确表达什么，握笔的手则更沉稳有力了。不久前，当他知道广州也有一组人马在同译一书的消息之初，也曾有些吃惊，难以置信。他很重视嘉约翰何瞭然这组同行的工作，但不喜他们有些过分“洋气”的译法。徐寿更重贴合中国文字的意涵，比如他觉得“Boron”译字不如用“ 总之，当嘉约翰的书信从广州寄来希望统一元素译名时，徐寿与傅兰雅反复商榷，最终64种元素里，有34种达成一致。可谓求同存异，肝胆相照。相应地，嘉约翰何瞭然在《化学初阶》里舍弃了部分自创用字，但也保留了硼、镧、钛等字，这些字历经百年，较徐寿傅兰雅的用字更得到承认，至今仍在沿用。 关于catalysis的翻译，傅兰雅徐寿的做法与嘉约翰何瞭然再次不约而同，如出一辙——也是没有能译出对应的词语来，只是将catalysis那一节的内容做了纯粹的现象描述。当然，在措辞造句上，和嘉约翰何瞭然并不一致，而是成为一个对照： 其七，自能化合之质物，其置一处或可立显爱力而化合，或待片时，或待多时，或待别力（如热之力）相助其爱力而化合。（《化学鉴原》） 第七 化力或二物相合，即能交感相化，或辅以别力，始克化成。（《化学初阶》）  Catalysis的最早翻译（左为《化学鉴原》译本，中间为韦尔司底本，右为《化学初阶》译本） 1871年的深秋，《化学鉴原》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此书与制造局的实业需求紧密相扣，很快便声名远播。之后，傅兰雅徐寿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合译了《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三书合体，成就完璧。1898年被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赞誉为“善本”，风头盖过先一步出版的《化学初阶》。 3. 京师同文馆 江海的风，终是吹到了皇城根下的京师（北京）。1872年同治十一年的冬日，京师同文馆的琉璃窗映着飘飞的雪花。暖阁里，来自法国的化学教习毕利干[7]正对着一本德国化学典籍凝神思索，案上摆着数年前馆内刊印的《格物入门》，其中的《化学入门》一册虽早于广州、上海的译著，却因未曾单独刊行，少有人知。看着广州《化学初阶》、上海《化学鉴原》的刊本，毕利干与馆内学者心中憋起一股劲儿，帝都的西学译事，岂能落于人后。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旧址大门（1871年摄） [7] 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1837—1894），法国人，1866年为赫德招聘来华，在北京学了数年汉语，直到1871年到京师同文馆，任化学教习。另与人翻译出版《法国律例》。 很快，毕利干也采用口述-笔录的方法，与同文馆学生联振一起，组成新的译书组合。他选了一本也很有名、传播很广的化学底本，是法国化学学者马拉古蒂（Malaguti）的法语书《化学基本教程》[8]。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毕利干和同事并没有选择走捷径、图省事，虽然已有《化学初阶》《化学鉴原》珠玉在前，不少术语已经有例可援，但他们独出机杼，别具匠心，又新创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译法路径。 单以元素名称的翻译之法而言，不同于嘉约翰何瞭然与傅兰雅徐寿的“译音”法，毕利干主打一个“意译”法。但他的做法是，用多个字生塞硬套，去组合成一个字,如把锰翻译成“金無名異”，好比中国年节书法里的“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之类的合字。这不免有些过于怪诞、走火入魔了，因此并没有被认可，很快被舍弃了。  毕利干、联振译书《化学指南》中的元素“锰”字 [8] Le cons élémentaire de chimie, 1853, by Faustino J.M．Malaguti (1802-1878). 不管如何，经过马不停蹄的赶译，毕利干和同事终于在1873年拿出十卷本毫不逊于嘉约翰、傅兰雅的化学正本，并定其名为《化学指南》。  毕利干及学生联振译著十卷本《化学指南》 至此，京师同文馆的《化学指南》与广州的《化学初阶》、上海的《化学鉴原》鼎足而立，清季化学东渐的“三城鼎立”之势就此成型。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从岭南的医馆到江南的制造局，再到帝都的学堂，都已开始充满这门新学的气息。 不过，毕利干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深知，此时的化学已从基础的无机之学，走向了分析之学，京师的学子与朝堂的需求，都需要一部更精深的化学译著。他与同文馆的学者携手，以德国富里西尼乌斯的《化学定性分析手册》为底本，开始翻译《化学阐原》。而他未曾想到，远在上海的傅兰雅与徐寿，也看中了这本经典，正着手翻译《化学考质》。又是一次无意间的“同译一书”，却恰印证了化学东渐的大势已兴。 嘉约翰与何瞭然的拓荒，让化学之名正式扎根中土；傅兰雅与徐寿的深耕，让化学之理贴合实业之用；毕利干与同文馆的补阙，让化学之学走向精深。他们隔着山海，未曾谋面，却因着同一门学问，在清末的西学东渐洪流中，写下了殊途同归的篇章。 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西学的风一路向北，墨香越过山海，穿过百年。那些伏案译书的身影，终是让“化学”二字，在中土落地生根，成为近代中国格致之学的重要一脉。而清季三城的译书往事，也已成为西学东渐史上的一段最具温度的传奇。 本文部分图片取自网络，感谢上传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以下文献： [1]合信. 博物新编[M]. 上海：墨海书馆，1855. [2][美]韦尔司. 化学初阶[M]. 嘉约翰，何瞭然，译.广州：博济医局，1871. [3][美]韦尔司. 化学鉴原[M]. 傅兰雅，徐寿，译.上海：江南制造局，1871. [4]Wells, D. Wells’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Chemistry[M]. New York: Ivison & Phinney, 1858: 161-162. [5]丁韪良. 格物入门·化学[M]. 北京：京师同文馆，1868. [6][法]马拉古蒂. 化学指南[M]. 毕利干，联振，译.北京：京师同文馆，1873. [7][德]富里西尼. 化学考质[M]. 傅兰雅，徐寿，译.上海：江南制造局，1883. [8][德]富里西尼. 化学阐原[M]. 毕利干，承霖，王钟祥，译. 北京：京师同文馆，1882. [9]李志良. 清末化学东渐过程中的三城鼎立 以最早的几本化学译著为中心[J]. 科学文化评论，2019，16（1）：80-88.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 |
”，而嘉约翰则译的是“硼”。他与傅兰雅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