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 润物无声

——忆黄葆同先生和冯之榴先生

江 明

2017年，钱人元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在《高分子学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我说，“……与化学的其他学科方向即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不同，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完全是在零基础上创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之初，一批当时的青年海归们或是主动请战，或是组织分配，成了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先驱者和领路人。在我们今天公认的我国第一代杰出高分子学人中，除王葆仁先生和钱宝钧先生年长些外，冯新德、钱保功、于同隐、钱人元、何炳林、杨士林、徐僖、黄葆同等先生(以出生年月序)都出生在1915-1921这七年间。他们都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寇侵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完成他们的大学学业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坚毅求真的学术品格。从全国解放到文革结束前的30年中，他们在完全与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隔绝的环境下，从无到有地创建了我国的高分子学科，为我国的高分子学科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他们又带领后辈完成了学科复兴”[1]。十分有幸，我和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他们是我的学术引路人和精神榜样。除却师生之谊，能让我发自内心视为忘年之交者，那就是黄葆同先生了。

[1] 江明. 科学巨匠 后辈楷模——献给钱人元先生百年诞辰. 高分子学报, 2017, 48(9), i-vii.

1979年春我作为首批访问学者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访学。那时出国的访学者寥寥，在利物浦大学化学系就只有我和长春应化所派出的韩孝族两人，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多组分聚合物(multicomponent polymers)”。大约在1980年，韩老师很兴奋地告诉我，应化所在确立新的研究方向。黄葆同和冯之榴两先生要联合领衔“多相聚合物”的新方向。那时我对这两位先生都很生疏，韩老师说，他俩都是19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分别深耕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两大方向，学问好，人品高尚，在所里威信很高。实际上这里说的“多相聚合物(multiphase polymers)”和我做的“多组分聚合物”以及更普通的说法“高分子共混物(polymer blends)”、高分子合金(polymer alloy)等，虽然字面上意思不同，但实质的研究内容是基本一致的，都以共混、接枝、嵌段等多组分的聚合物的合成、结构和物性为对象展开，这是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崛起的新方向。所以我所做的，和两位前辈规划的是一致的。听了韩老师讲的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想来回国后会有很好的指导者和合作同行了。

1981年春，我完成两年的访学，满怀憧憬地回到了复旦。立刻就开始了开展“多组分聚合物”研究的准备。很快暑假开始，我请于同隐先生为我写了介绍信给北京化学所的钱人元先生和长春应化所的黄先生和冯先生，推荐我去访问。那时，我刚结束了23年的助教生涯[2]，“自动”晋升为讲师。8月初我这“新科讲师”开启了北上学术之旅。在访问了北京化学所之后，我于8月10日到达长春。第一次见两位享誉全国的学术前辈，内心不免忐忑。没有想到两位先生都是那么随和可亲，几番寒暄，便生出亲近之感。黄先生说，“你是我们接待的第一位回国的老师，多讲点吧！”于是为我安排了两个半天，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我在国外的研究成果，关于ABCP（AB-crosslinked Polymers）的相容性问题，一个是多组分聚合物研究的文献綜述。黄先生亲自主持了两个报告。可能是大家对新回国的访问学者这个牌子有点好奇，我做报告的那个中型会议室里坐的满满当当的。不但两位先生的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都到了，其他组的学高分子的同学也来了不少。报告结束，黄先生对我多有鼓励，后面的讨论也很热烈。就在那几天，我认识了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殷敬华、何天白、马晶晶等青年朋友。两位老师特地邀我去他们家喝茶聊天，留下了宝贵的合影（图1）。黄先生说，长春的夏天天气特别好，很凉爽。他计划召开系列的“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一年一个主题，让全国各地的同行来，边避暑，边讨论学术。在1980年代，国内召开学术会议还很少，也不规范，他竟有这个想法，可真是极具前瞻性。他告知我，次年就办首次会议，主题就是“多相聚合物”。“你一定要过来哟！”我明白，这是对我这次来访的肯定，也是长者的厚爱，备受鼓舞。

图1. 江明在黄葆同（中）和冯之榴（右）夫妇长春家中

[2] 江明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开始任助教。1960至1965年，接连的政治运动使得高校职称晋升空间持续收紧；1966—1977年评审工作全面停滞，直到1978年才正式恢复.

那次在长春，一件往事令我难忘。在我第一场报告后，黄先生对我说，他要赶紧去趟北京美国大使馆。他当时正在申请签证去美国参加美国化学会（ACS）大会，那将是他时隔26年后第一次重返美国，自然很是期待。由于对方并未告知缘由，先生一路上也是满怀忐忑。到达后才知道，是美国大使馆查到，先生当年离开美国时曾提交过一份声明，大意是：本人自愿“被驱逐离开美国，此后不再回到美国本土”。黄先回国几十年，这事儿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再见到这份文件，不禁哑然失笑。美大使馆很希望黄先生再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当年提交的那份自愿被驱逐出境的意见即可。那份文件无疑是当年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产物，如今美国改弦更张，放弃了这个错误政策，黄葆同改变当年的主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黄先生第二天就赶回了长春，他含笑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可谓风轻云淡。多年后，我才陆续了解到，原来在上世纪50年代初，黄葆同是争取回国的留美学生的积极分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1951年被拘捕，囚禁长达114天。继而又是近3年的“半软禁”生活。直到1954年10月，由于我国外交努力的成功，黄葆同和夫人冯之榴才被准许回国[3]。为了回国，他比其他海归们路走得更为艰辛，付出了更多。与此我才真切明白，黄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赤诚的爱国者。

黄先生邀我到他家喝茶聊天，我见到他家就在普通的“老公房”里，居室狭小，陈设简单，不免心生疑问，身为归国多年的著名教授夫妇，怎么住的条件和我这“新科讲师”也不相上下呢？私下问了韩孝族才得知，当时所里已为“高知”盖了新房，黄先生又是副所长，自然是分房对象。可两位先生坦言所里困难同事还很多，表示坚决放弃。在长春几天，和两位先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1982年7月，黄先生主持的第一届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在应化所开幕了。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没有留下诸如论文摘要之类的文件。但我记得当时我回国后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我就讲了关于多组分聚合物体系的新表征方法，重点讲了我用得最多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法、正在学习中的荧光光谱法和表面电子能谱分析等。近日见到当年会议的参会代表名单，那是中文打字机蜡纸油印的文件（图2），字迹已经模糊，但唤起我诸多美好的回忆。那次会议，除了长春应化所数十名师生外，全国有十五个研究单位参与，我们复旦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位副教授和两位讲师与会。

图2. 1982年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多组分聚合物参会代表名单首页

[3] 王京浩,张藜. 黄葆同归国始末:1950年代留美学生回国因素探析. 化学通报, 2018, 81(6), 571-575.

后来几届的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的主题分别是稀土催化、无机固体化学、红外和拉曼光谱等。1988年，黄先生又举办了第七届会议，这次回到了“多组分聚合物”的主题。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我一直保存着（图3）。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会议论文是由报告人自行负责打字、油印，然后几百份汇聚起来装订成册的。从会议论文目录清楚看到，会议只安排了两个“综合报告”（图4），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会报告”。一是黄先生自己讲的“嵌段、接枝共聚物的合成及其在共混物增容中的作用”，还有就是我讲的“高分子合金相容性研究中的几个热点”。当时参会代表140余人，我还是个副教授，得到黄先生对我这样的抬爱，难免心生诚惶诚恐之感，完整的会议代表名单我至今妥善保存（图5）。

图3. 第七届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1988）论文集封面

图4. 第七届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1988）论文集目录首页

图5. 第七届长春夏季化学讨论会（1988）参会代表名单首页

上面说到，黄葆同先生早在1981年就去美国参加ACS的大会了，他是我国改开以后最早走出国门、在国际科学讲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资深高分子学者。在他1980年代从事“多相聚合物”早期发表的论文中，我觉得他和冯先生联名在1987年ACS大会聚合物分会上的报告特别重要。这个报告的详细摘要发表在Polymer Preprints上[4]。这个刊物是我们当年经常阅读的，因为可以及时了解到ACS大会上有关高分子的研究进展。黄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聚物研究的最新进展”（Rec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Polymer Blends in China),内容包括增韧塑料、热塑性弹性体、橡胶改性、实用高分子共混物、相容性和增容作用五个方面（图6）。覆盖了当时我国多组分聚合物研究的方方面面。荣幸的是，在“相容性和增容作用”这一节中，文章用一个大段落介绍了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图7）。文中说到，我们关于一系列共聚物（接枝、二嵌段、三嵌段、四臂星形、ABCP）和相应均聚物的相容性的研究证明了，共聚物的链构造效应（chain architectural effect)......同时提出了在共聚物和相应均聚物的微区内结构的“链密度梯度模型”......这些正是我们在1980年代研究的主要成果。这几天我重读两位先生的这篇论文，生出两层深刻感触。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我国高分子学者在国际学术讲台上的声音还是微弱的，这篇文章是很难得的响亮的“中国声音”，他告诉国际同行，在高分子共混物方面，中国已有了很好的研究，中国在发展。再有，虽然在多组分聚合物领域，我国当时还没有重大研究计划和国家研发计划之类的大项目，相关研究是分散在各单位独立进行的，但黄葆同先生站上国际讲台，不是只宣讲自己的成果，他立足全国，整合国内的研究成果对外推介。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他实际上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领袖。

图6. 冯之榴和黄葆同在美国化学会（1987）的报告摘要

图7. 冯之榴和黄葆同在美国化学会（1987）的报告摘要中转述江明的研究成果的部分

[4] Feng Z. L.; Huang B. T.; Rec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polymer blends in China. Polymer Preprints (ACS Division of Polymer Chemistry Meeting), 1987, 28(2), pp. 61-62.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与两位先生的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1992年，国家基金委工材学部的评议委员换届，冯之榴先生卸任，她力荐我接任。54岁的我成了“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到了北京开第一次评审会时，见到黄先生也在，我们成了“同事”，自然很高兴。那时黄先生已当选院士，他虽然不当评审组长，但他说的话是很有力的，他公平公正、客观务实的工作态度无形中给大家做出了榜样。那年，国家科技部召开了“重大项目验收会”，“验收”的对象是由钱人元先生和冯新德先生分别领衔的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两个大方向的“重大项目”。我是作为评审委员参会的，这样我就有机会和许多学术前辈在北京西山朝夕相处了几天。由于我是“裁判员”中“最年轻”的，所以整理会议记录，起草评审意见之类的事自然就得多担当点了。黄先生也是“裁判员”，遇到难点，我自然首先想到向他请示，总能得到很好的指点。那几天的日子过的充实愉快，与黄先生留下了宝贵的“师徒”合影（图8）。

图8. 1992年江明与黄葆同先生（左）留影于北京西山

1993年34th IUPAC Congress(第34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际化学界权威的学术盛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召开。黄先生负责大会高分子分会场的组织，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我看到会议程序册上自己的报告恰巧是由黄葆同先生主持时，很是开心。但那时黄先生已经72岁了，开会时容易犯困，会控制不住打瞌睡，这在同行中小有名气。那天报告会开始前黄先生特意对我说：“你放心啊，我已经喝过两杯咖啡了，你做报告时肯定不会睡的。”没想到我讲到一半左右时，黄先生已经坚持不住，开始低头闭眼打瞌睡了。我报告的情绪多少受点影响，但因为事前准备充分，还是顺利地讲完了。离奇的是，我刚讲完“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时，黄先生居然奇迹般地抬头起身，面带微笑，目光清亮，说到：“Thank you, this is a very nice talk, I have a question......”。会后晚宴期间(图9)，老先生还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你讲得好，我主持的也还可以吧？不过今天的咖啡的浓度可能有问题，呵呵呵......”。

图9. 第34届IUPAC Congress(1993)晚宴上，左起：陆熙炎院士、黄葆同院士、张中岳教授、江明教授

1994年，我们受钱人元先生委托，筹备1995年在上海召开的“东亚高分子大会”。这是我第一次组织国际会议，我多次向黄先生写信请教，也邀请他参加这个大会和作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通信中我还有了个意外的收获：我给他看了我们写的会议通知草稿，会议名写的是“East Asia Polymer Conference”。他在回信中不想使我尴尬，没有给我特别指出，只是用红笔加了一个“n”，改成了“East Asian Polymer Conference”。天呐，我们差一点弄出个国际笑话！其实在此之前，我早就领略过黄先生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风采，他英文不仅语音纯正，讲起来还特别从容优雅，一派绅士风度。黄先生对语言确有天赋和特别的兴趣。记得1995年我们一同去韩国参加中韩双边高分子讨论会。刚到首尔，他就给我看了他在认真学习的“韩语读本”，我很惊奇，说我们只在这里开几天会，以后也用不着，值得化这个功夫吗？他笑答，他已学了两个星期，韩文是拼音语文，学起来不难。在首尔那几天，他居然找宾馆和餐厅的服务员们搭讪，就是为了检验他的突击学习成果。一位74岁的老人竟有这样的兴致，令人叹服！冯先生的英文也是一流，听韩孝族说，他们出国以前，冯先生是应化所里为出国人员开办的英语口语突击班的专任教师。

从研究的学科方向来说，我和冯之榴先生更为接近，都属于高分子物理和物理化学方面。1993年我被吸收加入了钱人元先生领衔的“攀登计划：高分子凝聚态基本问题的研究”研究团队，有幸和冯先生在同一子课题“多组分聚合物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之中，我还担任这个课题的组长。因此在其后的八年中，我们频繁通信，探讨课题，还在每年年底汇聚于北京，进行年度学术总结讨论，受益良多。在长期的合作攻关中，冯先生的认真、谦逊、刻苦钻研、扶持后学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虽然课题组成员来自多个单位，从资深教授到博士后，大家都相处合作得十分愉快。

1990年代我与两位老师的频繁的交往让我们彼此相知更深。他们有亲戚在上海，偶有私事也会交我办理。他们来上海在亲戚家小住休息，会来电话要我和太太一起前往叙谈。所以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还是很恰如其分的。

迈入新世纪，两位老师都过了80高龄，外出开会、交流少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2001年，我欣喜地收到了两位先生亲笔题赠的他俩80大寿的合影。他们一生低调，寿仪也不声张，使我错失当面祝寿的机会，留下遗憾。

图10. 黄葆同冯之榴夫妇2001年赠送的合影

2005年，我当选中科院院士，第二年夏天，中国化学会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我应邀作了大会报告，应化所王利祥所长邀我顺访，我也作了报告。可能是有了“新科院士”的头衔，那天听报告的老师同学很多，气氛热烈。这时我最想去也最应该去拜望的当然就是黄先生和冯先生了。可黄先生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冯先生也被孩子接去了美国，我怅然若失。

蓦然回望，我在长春初见两位先生的1981年的那个夏天，已过去45年了。回想这么多年里，我没有听过他们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谆谆教导”，永驻于我心中的是他们温润宽厚的人格，是扶持后辈的热诚。杜甫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黄先生和冯先生的为人就是这样的境界吧！

致谢感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档案室为本文提供部分资料。

此文原载于《高分子学报》（2026年57卷第9期），是江明院士为“黄葆同/冯之榴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专辑”所作序。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自《旦苑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