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成长终会花开

王晓松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春夏之间，我与缪煜清教授、许纪东先生一起前往梧桐人家养老社区，拜访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江明院士。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拜访，却因为一场关于科学、艺术与创造的谈话，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始终萦绕心中的问题：真正的创造，究竟来自哪里？

许纪东、王晓松、江明、缪煜清（左起）

江明院士倾身细听晚辈“高见”

知道我们要去，江老师早早地等在社区会馆。见面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一间不大的画室。墙上挂满了社区长者们的书画习作，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好奇。回到茶桌前，江老师沏上一壶茶，招呼大家坐下，我们便从科学聊到艺术，从人工智能聊到未来社会。江老师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兴趣，与他交谈，总让人觉得，学习并不会随着退休而结束，而是一种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

临别时，江老留下了回家作业。说来惭愧，我一直有些畏惧写作。科研论文写得不少，可真正面对自己的思考时，却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明白，无从下笔。然而，科研工作让我越来越相信，写作不仅是表达，更是思考。真正成熟的思想，往往是在不断修改中慢慢形成的。于是，我开始整理这些年来关于科学、艺术和创造的一些零散思考，希望重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写着写着，我渐渐发现，真正困扰我的并不是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我思考的也不是艺术作品和科学发现本身，而是那些创造者打动了我。为什么他们敢于偏离主流？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漫长的不确定中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我是在“学习陈景润，学好数理化”、“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时代氛围中长大的一代。那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曾给予我追求科学的热情，也塑造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写这篇文章的过程我渐渐发现，时代的教育始终潜藏在我的思考深处。这一次的写作真正让我发现的，可能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而是自己为什么一直想讨论科学、艺术与创造。创新到底怎么来的？而艺术又有什么能给予科学和我们？正是在不断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重新读到了袁枚的《苔》。

苔花和袁枚的《苔》

《苔》是一首赞美逆境中顽强生命力的小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写的是生命在困境中的生长；“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写的是平凡生命的自尊与勇气。然而，在反复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这首诗的理解更深刻了。如果“牡丹开”可以理解为那些影响人类文明的创造，那么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或发明家在学“牡丹开”的过程中都曾是如米粒小的“苔花”。他们的“牡丹开”归因于天赋？机遇？还是别的什么？艺术和科学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分析他们的“牡丹开”的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兴趣驱动的探索中不断认识自己和世界。他们的成长轨迹呈现了艺术、科学与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我更希望揭示的是：“苔花”是以什么生命姿态迎来“牡丹开”的。

艺术为什么能够帮助科学和创造？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规律，而这个世界首先是被感知的。艺术如文学、绘画、音乐等表达了人对自然和情感的感知，及它们的互相作用而形成的认知；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往往让人无法理解这些艺术表达和认知，一种希望被满足的欲望随之而来。这种欲望激发了创造，可以是艺术再创新，也可以是科学研究。所以说，科学和艺术的联系其实源于人观察与思考的本能。思考，而不是知识，产生了创造的冲动。艺术之所以重要，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艺术欣赏和创作最集中地训练了这种观察与思考的能力。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既是画家，也是工程师、解剖学家和发明家。艺术在他那里，从来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描摹，而是一种理解自然的方法。他观察得越深入，越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事物背后的规律。

几百年以后，莫奈又把观察推进到了另一个层次。把《睡莲》系列放在一起欣赏，同一片池塘在晨曦、正午、黄昏和四季之中竟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真正变化的不只是光线和色彩，更是莫奈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不再追问“池塘是什么样子”，而开始思考“人是怎样感知池塘的”。世界不仅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也存在于人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莫奈的 “光学现实主义”受色彩科学启发，也和19世纪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呼应。科学不再只问“世界是什么”，而开始问“我们如何观察世界” 。

莫奈的贡献说明真正推动创造的观察，并不是看到更多，而是在不断思考中，看到不同。

莫奈的睡莲系列

科学研究也是如此，磁铁周围的铁屑让法拉第思考电和磁的秩序，由此他看到了“力线（lines of force）。这近乎艺术想象的图像被麦克斯韦写成了数学方程，现代电磁学由此诞生。创新的起点并不是知识，而是看到不同，“城市包围农村”是成功的知识，“农村包围城市”是看到不同后的创新。我们的日常科研中也有这个体会。虽然我没有金属有机化学的系统背景知识，但发展了以金属有机反应为链增长的聚合新技术，为聚合反应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突破。

看到不同是一种不断重新观察世界、重新定义问题的能力。艺术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有效途径，科学训练的是验证世界的能力；而创新，正诞生于两者不断交汇的过程。

法拉第画的“力线”

是什么决定了“牡丹开”需要的观察与思考能力？

为什么面对同一个世界，有的人能够发现别人从未注意的问题，而有的人却始终停留在已有的经验之中？答案并不仅仅是知识，而在于思考。 思考决定了我们注意什么、追问什么、相信什么，这种相信就是一种更深层的判断能力，也就是审美。

审美，并不仅仅是欣赏绘画、音乐或文学，而是在长期学习、观察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判断力。它帮助我们辨认什么更真实，什么更重要，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值得投入一生去探索。因此，审美并不是创造完成后的结果，而是创造开始之前的条件。生活，特别是艺术生活，不断训练“苔花”突破已有经验，从新的角度理解世界和自己；而科学则不断证明这种新的理解是否成立。真正推动科学突破和“牡丹开”的，不只是严密的逻辑，更是审美判断力和定义问题的能力。

追溯西方思想的源头，审美从来不是科学之外的能力，而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拉图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眼前看到什么，而是应该追问什么。亚里士多德则提醒我们：任何判断最终都必须回到自然接受检验。现代科学正是在这种不断循环中发展：审美帮助我们定义问题，科学帮助我们验证问题，而创造则诞生于两者不断交互的过程。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苹果落地是自然现象，“为什么”源于审美，“万有引力”属于科学；这种从现象看到本质的思维方式，在艺术中表现得更加直观。塞尚画苹果，并不是为了把苹果画得更逼真，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一个苹果会呈现这样的体积、结构和空间关系？因此，他真正改变的，并不是苹果，而是观察苹果的方法。在他的画里，苹果开始成为理解世界结构的入口；山川、树木和房屋也不再只是自然景物，而成为构成世界秩序的基本元素。绘画开始从再现现实，转向表达现实背后的结构。

牛顿苹果的故事，保罗·塞尚的《苹果篮》《圣维克多山》

艺术和科学虽然表达方式不同，却都始于透过现象追问本质的能力

如果说塞尚关注的是结构，那么康定斯基进一步关注的是关系。从结构中看关系，进一步体现了抽象思维追问本质的能力。他不再描绘现实世界，而试图用点、线、面和色彩表达一种更深层的秩序。《构图8号》中，每一个元素都保持自己的特点，却不断与其他元素发生联系，在张力中形成一个统一而动态的整体。这种艺术直觉与现代复杂系统科学有着惊人的相似。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神经网络乃至人工智能，都不是依靠单一元素完成，而是在无数个体保持差异的同时不断建立新的联系。真正的秩序，并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形成新的整体。

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构图8号》看似抽象，却直观地呈现了认知多样性中个体特征与整体秩序的统一

艺术不是科学，但艺术家的直觉常常先于科学的解释，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现象时。随着科学越来越深入生命、意识以及各种复杂体系，我们也许需要的不只是更强大的计算和实验能力，更需要新的观察方式、抽象能力，以及形成新概念的能力。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提高处理已有知识和解决已知问题的效率，而真正提出新问题、建立新概念、发现新规律，仍然需要人类的创造力。艺术长期训练的，正是这种从复杂现象中发现模式、形成整体判断的能力。因此，艺术不仅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成为研究人类感知、判断和创造的窗口。它既能让我们看到创作者难以量化的内在过程，也能与科学的数据分析结合，寻找创造行为背后的规律。

这种艺术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抽象能力正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课题，包括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和创造力研究（Creativity Research）。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审美判断与创造力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共享部分认知过程。科学家正在探索：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注意到不同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的成长经历会形成不同的创造？虽然这一领域仍在不断发展，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审美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天赋，而是一种能够随着学习、实践和反思不断成长的高级判断能力。

这意味着，审美并不属于少数天才，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发展潜力。知识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审美决定我们如何看；二者共同塑造观察与思考。正是在这种不断深化的观察与思考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审美是否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熟？这是“牡丹开”的基础

小时候，一片树叶、一只蚂蚁、一场大雨，都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也许只是觉得好玩，却愿意一次次地观察、尝试和体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当时想明白了什么，而是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兴趣中，世界一点点向我们打开。《苔》中的“青春恰自来”，写的就是生命在兴趣和好奇中自然舒展的状态，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成长。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学习有了标准，工作有了目标，生活有了计划。考试一场接一场，任务一个接一个，实现一个目标，又匆匆奔向另一个目标。我们的目光也越来越多投向未来，却很少停留在当下。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心中偶然升起的好奇和感动，也来不及停留。我们越来越急着到达，赶路中错过了世界。久而久之，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能力，却渐渐失去了观察和对自然的好奇。

蓦然回首，十几年不过一瞬；而童年的一年，却长得足以让四季慢慢流过。

艺术追求不断把人的目光重新带回眼前。莫奈面对同一片池塘画了几十年；塞尚反复研究几个苹果。他们并不是缺少目标，而是愿意把注意力放回每一次真实的观察。正因为如此，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池塘和苹果，而是光、结构，以及世界背后的规律。

我们或许也需要慢下来？并不是脚步，而是目光。慢下来，不只是为了看得更多，而是为了看得不同。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一生，正是这一过程最生动的例证。

北斋没创造一种新的艺术的目标，更没有想过影响世界。他只是日复一日地看着海浪、船只和富士山。别人看到的是风景，他看到的却越来越多。他一生三十多次改名，名字一次次改变，不是为了让别人认识他，而是他不断重新认识自己。直到七十三岁，他终于把几十年的观察以《神奈川冲浪里》（俗称《巨浪》）表达出来了。

葛饰北斋的海浪：《江之岛的春天》（37岁）， 巴克赫伊森的《海浪中的船》启发下的《神奈川本牧风景》（43岁）和《快货船与海浪搏斗》（45岁），和73岁时创作的《神奈川冲浪里》

北斋从观察和模仿开始，却始终伴随着思考与创新的冲动。三十七岁创作《江之岛的春天》时，他已经开始尝试用富有节奏感的线条表现海浪的温柔。随着眼界不断开阔，他主动学习中国绘画的构图，也研究刚传入日本的西方透视法，又从荷兰海景画中重新思考人与海的关系。然而，他学习别人，却始终没有成为别人。每一次学习，都成为重新观察世界的机会。真正成长的，也不是技巧，而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个时候，他内心对海的感知激发了创作冲动，驱使他不再完全服从自然再现的传统绘画思维。巨浪的形状也就被画的像一只巨大的爪子扑向渔船，浪尖卷曲成近乎抽象的图形。渔船和渔民也不再只是生活场景，而渐渐成为人与自然、勇气与敬畏的象征；富士山也从风景变成了文化精神的象征。北斋这种用线条、形状、平面和夸张的构图，把真实的海浪重新组织成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视觉体验。今天看来，这种处理已经成为现代视觉艺术的重要语言；但对当时的艺术而言，它未必符合既有的审美。北斋选择了忠实于自己的感知，而不是忠实于别人已经认可的答案。

令人感慨的是，从《快货船与海浪搏斗》到《巨浪》，北斋用了近三十年。两幅作品乍看十分相似，但真正的突破，恰恰藏在那些细微之处：更富张力的线条、更大胆的普鲁士蓝、更富生命力的巨浪，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的表达。正是这些一点点积累的改变，最终孕育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完成《巨浪》后，北斋曾感叹自己早年的作品几乎都是“垃圾”。并不是过去的作品变差了，而是他，随着审美不断成熟，不断修正自己，也不断提高心中的标准，创新也就随之而来。

北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从容——不急于抵达某个宏大的目标，只是因为眼前的东西值得看，便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对自己的满意并不是作品被认可，而是实现了用自己的艺术表达出了内心的真实感知。对我而言，分子在溶液中的组装，就像北斋眼中的海浪，越是观察，越会发现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不会马上有答案，需要在长期积累中逐渐理解和突破。

也许，我们真正需要慢下来。给观察一点时间，给思考一点耐心，让审美随着生命慢慢成熟；创造，不过是这一成长过程最自然的收获。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创造？“牡丹开”始于认识自我

北斋的审美是通过学习不断提高的，那么，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成为北斋？显然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北斋，也不会有第二个莫奈，第二个塞尚。答案在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人生，包括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的不同。审美源于真实的生命体验，因此无法模仿。徐悲鸿的马源于他的留法经历，齐白石的虾再现他对生活的热情，八大山人的白眼鸟则用极其简练的笔墨，表达了他的孤独、倔强和沉默。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了独特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真实的个性表达，因此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八大山人的枯木残荷和白眼

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此。法拉第终生追问电与磁背后的统一规律；孟德尔痴迷于遗传现象中隐藏的秩序；特斯拉则始终思考如何让电能更加自由地服务人类。科学并不是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前进，而是依靠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兴趣，提出不同的问题。如果麦克斯韦选择模仿法拉第，成为一名实验科学家；如果法拉第放弃实验，去学习数学推导，电磁学的发展都不会如此迅速。正因为每个人忠于自己的兴趣，发挥各自不同的天赋，科学才逐渐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

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寻找今天最热门的方向，而是找到真正能够长期热爱的事业。兴趣决定我们愿意观察什么、思考什么，也决定了审美最终会朝哪个方向成长。当一个人忠于自己的兴趣，不断学习、实践和反思，天赋便会慢慢得到兑现；创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发生。

加拿大学者梅塔·瓦格纳（Meta Wagner）在What's Your Creative Type?中提出：创新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动因（creative motivation）。换句话说，创新首先是寻找真正的自己。遗憾的是，我们的成长常常伴随着失去自我。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强调，教育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培养能力，更是帮助年轻人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人生方向，而不是完全依赖外部评价来定义自我。蔡元培提出“美育”，本质上也希望培养这种独立的人格。忠于自己的独立，才能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热爱让坚持成为享受，坚持又使个性逐渐沉淀为独特的审美。今天看来，这种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重要。成熟的审美让人沉浸于探索，体会到充实与幸福。如果心始终停留在尚未到达的目标，就会让生活变成重复，焦虑滋生。

说到这里，教育的起点和重点可能是兴趣，但它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发现和保护出来的。保护它，不只是保护一种爱好，更是保护那个愿意停下来观察、认真思考、不断成长的自己。审美，也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慢慢成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开花季节。它未必都是“牡丹开”般耀眼，但也默默点亮身边的人，丰富社会，完成自己的一生。

创造者最大的特性是因自己的兴趣和热爱，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或忽略的问题。创造从来不是复制成功，而是发现自己。

舍弃是成熟审美不可或缺的另一面，“牡丹开”的关键

认识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次顿悟，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在思考中不断修正和否定自己之后逐渐形成的。我们真正知道“我是谁”是因为不断发现：这不是我。每一次放弃一种并不属于自己的道路，都让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更加清晰。认识自己，并不是缩小人生，而是不断接近真实的自己。

北斋不断提高的审美让他逐步舍弃不重要的素材，突出表达巨浪。这个舍弃，他用尽了一辈子的努力。莫奈年轻时也希望获得巴黎沙龙的认可。然而，随着审美不断成熟，他发现，真正吸引他的，并不是学院派精细的描绘，而是光线、空气和时间本身。于是，他放弃了学院派认可的艺术道路，长期扎根吉维尼，用几十年的时间反复描绘同一片池塘、同一座桥、同一片天空。塞尚也经历了类似的选择。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法律教育背景，本可以继承父亲的银行事业，过上安稳而体面的生活，却毅然选择绘画，并进一步放弃学院派“画得像”的标准，不断探索自然背后的结构。康定斯基的选择更加彻底。他放弃了法学家的职业，也放弃了具象绘画。于是，点、线、面和色彩，不再只是构成画面的元素，而成为表达精神世界的语言。

他们的共同点是放弃了别人替他们定义的成功。这种放弃似乎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个注解。让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目标渐渐退去，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才会慢慢显现。这种智慧普遍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中：禅宗强调“空”与“留白”。日本侘寂（Wabi-sabi）欣赏残缺、无常与朴素。斯多葛主义则提醒人们，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而坦然接受无法控制的部分。

这种放弃后的成长，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放弃考试的功利和“必须正确”的焦虑，学习反而可能更加高效；放弃熬夜，也许意味着少一些产出，却多了一份健康。真正困难的，并不是知道什么重要，而是愿意放弃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答案也会不同。正因如此，审美才显得尤为重要。它不是告诉我们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在不断观察、思考和实践中，帮助我们越来越清楚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弃。

所谓天赋，也许并不是天生比别人拥有更多，而是在成长中更早知道什么不必追逐，什么值得用一生坚持。真正的成长，不只是不断获得，也是不停舍弃——舍弃别人定义的美，才可能发现自己的审美；不急于成为一个“有用的器”，才可能保有成为创造者的自由。

学会舍弃不容易，但只是开始。创新往往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孤独而未知的路，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才能迎来“牡丹开”。

“审美信仰”才是“牡丹开”的最深层力量

新的艺术语言意味着突破传统；新的科学思想意味着挑战既有认识。成功没有保证，理解需要时间。如何在孤独、不确定和质疑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

对于许多早期科学家，如牛顿、法拉第、孟德尔等，这种力量来自宗教。他们坚持科学研究而获得知识，更是为了理解造物主创造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样有很多创造者的精神力量并不是来自宗教，也不是财富和名声，而是不断成熟的审美：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所追求的那种表达是真实的，是值得的。

让人感慨的是，许多划时代的“牡丹开”，都是在误解、贫困和孤独中完成的。伦勃朗没有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夜巡》的创新，因此失去了大量订单，晚年生活困顿，却推动了西方绘画从人物外貌的再现走向精神世界的表达。梵高生前几乎无人理解，却始终忠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向日葵》《星空》后来改变了二十世纪艺术的发展方向，但这些作品完成时，并没有鲜花和掌声。塞尚长期承受来自艺术圈的嘲讽和误解。甚至最信任的朋友左拉在《杰作》中以一个“画不完，最终自杀的疯子画家”影射他，让他在坚持自我之外还承受了深深的羞辱和孤独。

梵高的《星空》、伦勃朗的《夜巡》和发明家——特斯拉

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此。法拉第、爱因斯坦、孟德尔......他们也曾是“苔花”，身处贫困、边缘与误解，在无人喝彩时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默默生长。特斯拉提出交流电系统时经历了漫长的争议，后来随着尼亚加拉瀑布水电站的建成改变了现代电力系统。然而，他关于无线输电等更加超前的设想，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继续。今天，人们在尼亚加拉瀑布畔看到他的雕像，想到的往往是伟大的发明；而他的一生更多面对的是失败、误解和未竟的梦想，最终在纽约一家酒店里孤独离世。

宗教中的信仰、哲学中的真理、艺术中的美、科学中的规律，看似追求不同，却都体现了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对创造者而言，这种精神首先表现为具有个体性的审美。

当这种审美经过长期实践和现实检验，最终超越了个人喜好，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成为支撑创造者一生探索的信仰。我把这种具有个体性的信仰称为“审美信仰”（Aesthetic Faith）。 它既不同于宗教信仰，也不同于艺术趣味，而是一种创造者忠于自己审美判断、不断追问世界的一种生命态度。

信仰让创造不再只是职业，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探索也不再只是工作，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信仰让创造者突破传统的束缚，坦然面对舍弃的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但并不是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恰恰相反，就像北斋的创作过程，它意味着始终愿意修正自己，却始终不放弃追问；不是固执，而是开放；不是拒绝改变，而是在不断改变中忠于越来越真实的自己。

也许，我们并不缺少天赋，也并不缺少审美，真正缺少的，是一种守护它们成长的审美信仰。这就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很少拥有真正的审美信仰？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教育不断把人的价值建立在比较和竞争之上。从考试、排名到升学、职业，教育不断引导学生通过“比别人更优秀”来确认自我，而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认识自己来成长。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认为，在这种教育中，人习惯于追求“better、more、greater”，形成了“比较—焦虑—竞争”的心理模式，独立观察、自由思考和审美判断反而逐渐丧失。没有自由的头脑，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审美信仰。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一时难以改变现实，也能让我们看清环境，也看清自己，不把人的选择简单归因于环境，从而对功利多一分清醒，成为“知其白，守其黑”的“苔花”。

“苔花”与“牡丹开”：给创造留下空间

钱学森曾困惑：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更多“牡丹开”？《苔》也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只有允许“苔”的“青春恰自来”，“苔花”才有学“牡丹开”的空间。

“牡丹开”之所以令人肃然起敬，是因为创造者既理解传统，又敢于逆水行舟，在传统中实现逆向突破（contrarian movement）。而“苔花”的可爱在于，面对环境仍然自信地生存并开花。同时，他们向往由审美信仰所带来的充实感和高维度的幸福感。我们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时代环境中的 “苔花”。

文明既需要秩序，也需要为“逆向突破”留出空间。好的环境，让“苔花”有生长的尊严，也为那些可能的“牡丹开”留有盛开的空间：给尚未被证明的逆向思维留下成长的条件和时间。

每一种成功的范式，在拓展我们认知边界的同时，也可能悄然成为下一代人的认知边界。权威定义什么值得研究，奖赏机制强化什么值得追求，而人性中对认可与成功的模仿，又使这些边界不断得到重复和巩固。久而久之，创新便容易从探索未知，变成在既有框架中寻找更容易被认可的答案。这也让我想到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所说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我们模仿的不只是他人的行为，更会借由他人的选择来判断什么值得追求。于是，我们研究相似的问题、追求相似的成就，也在同一套标准下彼此竞争。

真正的突破，是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意识到它并非全部，从其边界之外寻找新的可能：不是向内争夺位置，而是向外拓展空间。张雪的机车，董路的足球，信雨萌的《牛来》，李娟“野生”文学的浪漫，都是这种探索和尝试。而这种向外延展的突破不仅需要创新者的审美信仰，也需要一定的成长空间。这个空间首先是不断提高的自我认识。物理学大师理查德·费曼曾说，对思维本身保持兴趣，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天赋之一。这样的天赋往往是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一次次选择与舍弃慢慢发现的。教育可以点燃这种热情，而一个人也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它，因为真正的兴趣未必总能得到即时的回报。身边的缪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例子，他科普工作成就是基于多年来对自己的兴趣追求的保护。

创造不仅需要内在的热情，也需要一个能够容纳这种热情的外部空间。孟德尔在修道院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实验条件，得以长期进行豌豆杂交实验；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期间，远离当时的学术中心，却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了改变现代物理学的思考；文艺复兴时期，教廷及其他赞助者也为拉斐尔等艺术家提供了持续创作的条件。今天，吉拉尔的追随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设立了 Thiel Fellowship ，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挑战传统教育路径：它资助年轻人全职创造，硬性要求申请者不能已经获得大学学位。而Palantir Technologies（帕兰提尔科技）在2025 面向高中生推出了Meritocracy Fellowship ，宣传口号是“Skip the debt. Skip the indoctrination. Get the Palantir degree” (跳过大学债务，跳过大学教育体系，获得帕兰提尔学位)。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必须先得到体系的认可，才有资格开始创造？或许他们的逆向突破是在为创造留下空间的一种现代尝试。

也学牡丹开：生命各有花期

每一朵“苔花”都拥有开花的潜力，而兴趣引导下不断成熟的审美，正是孕育这份潜力的土壤。艺术是培养审美的重要途径，它训练我们独特的观察与思考、真实的自我认识，以及舍弃与选择的勇气。当审美成长为信仰——一种始终忠于自己的生命态度，“牡丹开”便有了一种可能。也正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信仰都独一无二，人类文明才能百花齐放。

生命各有花期，愿你成为自己。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源于我多年科研工作中的一些思考，而真正促使我将这些零散的想法整理成文字，是江老师的鼓励。每次交流，江老师总能敏锐直接地指出我思考和表达中的问题，促使我不断反思、不断修改，使原本零散的想法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逻辑。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博士生导师，江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洞察力，使我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受益良多。可以说，本文是在江老师的不断启发和指导下逐步完成的“博士论文”。

回头看，这次随想、思考和写作的过程，本身也像一次科学探索。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题目，一个说不清的感觉；随着反复思考、追问和修改，问题越来越清晰，答案却不断被推翻。直到最后，才发现我是由《苔》想到的是一个生活态度的问题。

我的思考和写作也离不开和缪煜清教授、郭朝晖博士、许纪东先生和钟留群老师的讨论。他们关于科学、艺术、教育和创新的思想成为本文许多思考的触发点。如果说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审美的提高，那么这个提高也离不开真诚的交流。很多时候，交流并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在不断提问和修改中，帮助我们把模糊的直觉逐渐变成清晰的思想。艺术欣赏正是在各种没有答案和标准的判断中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

文中的观点和不足均由本人负责。文中许多想法仍在思考和完善之中，若能够引发读者对科学、艺术与创新关系和工作生活态度的进一步讨论，便是本文最大的收获。所有插图，除文中前两张照片外，均来自互联网。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