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五年 | 我与明大的导师们

崔书铨

从一封邮件开始

2020年暑假开始，我陆续给相关研究领域的海外教授发送邮件，申请博士后职位。那段时间，我通常会提前一天准备十多封申请邮件，设置好定时发送时间。第二天早上醒来，这些邮件便会陆续出现在教授们的邮箱里。2020年并不是一个容易申请博士后职位的年份。疫情让许多海外学校暂停招聘，教授们的博士后名额也随之减少。我一封封邮件发出去，回复者却寥寥无几，久而久之，我也不再对某一封邮件抱有过多期待。给明尼苏达大学（以下简称“明大”）Timothy P. Lodge（Tim）教授[1]的申请邮件于11月24日发出，几天以后，我已将这封邮件忘在了脑后。11月28日，我却突然收到了Tim的回复。他和Frank S. Bates（Frank）教授[2]正好有一个博士后名额。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申请邮件一次次石沉大海之后，这份迟来的回复，让原本已经有些黯淡的希望重新亮了起来。

2020年11月28日， Tim回复笔者的邮件

[1] Timothy P. Lodge，国际著名高分子物理学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Regents Professor（校董教授，该校最高学术职级），202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1–2017年任高分子科学领域旗舰期刊Macromolecules主编，2011—2017年任ACS Macro Letters创刊主编。

Timothy P. Lodge教授

[2] Frank S. Bates，实验高分子物理大师，当代嵌段共聚物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Regents Professor（校董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2002）、艺术与科学院（2010）、科学院（2017）和发明家科学院（2018）院士。长期与Timothy P. Lodge 搭档，是1990年代至今全球高分子物理领域最强的组合之一，共同撑起“明尼苏达高分子学派”。

Frank S. Bates教授

面试（线上）流程整体中规中矩。我先用大约二十分钟介绍了自己博士期间的科研工作，随后Tim和Frank开始提问。他们一共提了四五个与科研相关的问题，难度都不算大。例如，Tim觉得我展示的结构示意图中熵损失似乎过大，在实际体系中可能很难成立。我赶紧解释，那张图只是为了突出关键部分，实际情况未必那么极端。Frank则问我PLGA（聚（乳酸-乙醇酸），我博士期间研究的嵌段共聚物的一个组分）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是多少，我回答大约在40–50°C。当时我心里甚至闪过一丝疑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基础了？它和我的计算机模拟工作有什么关联？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问题本身或许从来都不是关键。一个看似简单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背后隐藏着什么？它如何限制分子链段的运动？又如何影响胶束的动力学？许多看似基础的知识，恰恰构成了理解复杂问题的起点。学术问题结束之后，Frank突然问我：“你感觉目前这个形势怎么样？”我知道他指的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签证问题。那时中国大陆的赴美签证办理尚未恢复，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但很诚实地答道：“I don’t know, but I am positive.（我不知道，但我持乐观态度）”Frank闻言大笑，说他同意我的看法。随后又问了些细节。最后，Frank对Tim说：“I think this is okay. What do you think?（我想可以了，你觉得呢）”Tim表示同意。

事后回想，Frank 和 Tim 当时愿意资助我的博士后工作，确实承担了不小的风险。那时候，没有人能够确定，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在美国签证办理业务已经关闭了九个月[3]、且不知道何时能够重新开放的情况下，究竟能否顺利拿到签证、按时抵达美国。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愿意为我提供职位，并在明大为我启动相关程序，足见其胸襟魄力与纯粹的学术追求。

[3] 2020年1月31日，美国颁布第9984号总统公告，以新冠疫情公共卫生风险为由，限制14日内身处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入境，美驻华使领馆随之暂停常规签证面谈，后于2021年5月4日起，恢复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面签工作；2020年5月29日，美国颁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至今仍然生效），以国家安全、防范敏感技术外流为由，限制与“军民融合战略”相关实体有关联、持F/J签证的中国人员赴美攻读硕、博学位及开展博士后研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理工科领域有大量符合条件的中国申请者遭遇拒签，部分已签发签证被美方撤销。

第一次见面

所幸的是，美国针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及访问学者的签证政策在2021年5月终于迎来转机，恢复了受理。同年6月，我前往北京办理签证，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行政审查后，于8月17日顺利抵达美国。落地后，我先陪早我一年半来到美国的女朋友在波士顿停留了一周，之后随她迁往新罕布什尔州，前往她导师新任职的达特茅斯学院。待一切安顿妥当，我于9月5日抵达明尼苏达。两天后，也就是美国劳工节（Labor Day）后的第一个工作日——9月7日，我终于第一次线下见到了Tim和Frank。

去美国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不少攻略，都说第一次见美国导师，最好带点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于是我买了两把折扇，准备送给Tim和Frank，又买了一摞故宫博物院的文创文件夹，计划送给组里的同事。我刚把折扇拿出来，Frank和Tim就很认真、很严肃地跟我说：“这完全不需要的。”虽然他们最后还是收下了，但我当时确实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才了解到，组里所有新入组的成员，都不会带礼物。所以那一大摞文件夹后来再也没敢往外拿，中间零星送过几个给同事，剩下的二十多个，一直到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才一股脑全送给了一个关系特别好的韩国博后。

这个小插曲之后，没有太多寒暄。Frank很快便开始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2020年，明大材料研究科学与工程中心（MRSEC）获批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大型项目，由多个课题组联合承担，名为“Mesoscopic Network Phase（介观网络相）”，旨在通过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构建晶胞尺寸在50至500纳米之间的三维网络结构。普通线型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所形成的网络结构，尺寸通常难以突破50纳米，因此，当时许多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瓶刷状嵌段共聚物（Bottlebrush Block Copolymer）。然而遗憾的是，从二嵌段瓶刷状嵌段共聚物中始终未能获得网络结构。于是Frank和Tim提出了一个既自然又大胆的设想：既然二嵌段不行，那三嵌段呢？在线型嵌段共聚物中，ABC三嵌段拥有更宽的网络相窗口，那么ABC瓶刷状嵌段共聚物是否也有可能形成网络结构，甚至将晶胞尺寸进一步推向更大尺度？他们给了我两周时间，让我自己去查阅文献，然后提出我认为值得合成的聚合物。

2021年9月7日，Frank在我们第一次讨论时留下的手稿

两周后，我带着自己设计的聚合物分子结构向他们汇报，详细列出了各主要参数。汇报结束后，我们对各个分子结构的自组装形貌进行了设想。Tim有个习惯——和Frank意见一致时他往往沉默，但只要不认同，一定会马上打断、直言不讳。那次讨论只花了二十分钟：前十分钟定下拟合成聚合物的分子参数，后十分钟敲定合成方法，以及该向哪位同事学习相关技术。讨论结束后，我返回实验室开始着手实验。这一做就是三个月，中间我没有向Tim和Frank汇报过任何进度，他们也没有主动询问。

这里要说明一下课题组的汇报传统：Tim和Frank两个课题组每周都各自有大组会，每次一至两人主讲，每个学生通常一学期才轮到一次；若需单独与导师讨论，则要提前邮件预约。Frank曾明确说过，小问题或不紧急的事情先发邮件预约，他一两天内会回复安排；但若有重大发现，可以直接冲进他办公室。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10年前后，时为Frank博士生的Sangwoo Lee在测试中发现了一张前所未见的小角X射线散射谱图（SAXS，是表征材料介观结构的常用手段，不同结构会对应不同的散射特征），兴奋地冲进Frank办公室。Frank却给他浇了一头冷水，认为那只是噪音，让他回去重新研究数据。半年后，Sangwoo确定了结构的点群，用塑料球拼出了完整结构模型，最终说服了Frank，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Science上。自此，Frank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博后们听。Frank既不会轻易相信学生，也不会果断否定——他可能会在第一时间说“你错了”，但当你拿出足够证据时，他也乐于改变自己的判断。

Great job

我的实验比预想中顺利得多。2021年9月底，我开始学习阴离子聚合。要做ABC三嵌段瓶刷状聚合物，首先必须分别合成三种大单体。到感恩节时，三种大单体终于全部拿到；圣诞节前，第一批瓶刷状嵌段共聚物也顺利做了出来。放假前，我向Frank和Tim汇报了进展，他们都比较满意。于是，我飞去了新罕布什尔州，准备在那里和女友一起度过圣诞和元旦。1月5日，我回到明尼苏达。没想到，接下来又遇到了意外的小插曲——室友感染了新冠，我也因此居家隔离了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已经到了1月25日。这一天，我第一次请组里的同事帮忙测SAXS。

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样品的谱图出来后，同事看了一眼，便说：“这肯定不是普通的结构。”但那时的我对SAXS还没有多少概念，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回到办公室后，我用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定，发现它似乎是一个网络结构和层状结构的混合相。当天晚上，同事又把第二个样品的SAXS数据发了过来。我点开一看，判断是纯的网络相结构。我当晚就把谱图转给了Tim和Frank。Tim很快回复了一句：“Great job!”后来我才知道，从Tim那里获得“Great job”的评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就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Frank和Tim非常兴奋。在确认结果无误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结果应该怎样写成一个故事？应该投到哪个期刊？Frank说，他看到一个实验结果后，脑子里紧接着就会想一件事情，怎么把这个结果讲成一个故事。所谓“讲故事”，并不是包装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而是找到这个结果真正有价值、真正吸引人的地方。选刊也是一样。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越顶级越好”，而是会反复权衡：这个结果最适合什么样的期刊，什么样的读者最应该看到它，以及怎样才能让这项工作的价值被准确地理解。我后来也逐渐开始理解并践行这种思路。事实证明，这种训练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在明尼苏达完成并投稿的几篇文章，投稿过程都非常顺利，多数文章经过小修后很快就被接收。

Frank（第一排左一）课题组的合照

两次“错误”

我在明大并不是一帆风顺。最重要的一些成长，恰恰发生在我犯错以后。

第一次，是一个我后来没有发表的结构。我在ABC瓶刷状嵌段共聚物中发现了一种很少见的相结构，我们当时称它为“2 lamellar phases”。通过SAXS和透射电镜（TEM）观察，我基本确认了它的存在。Frank对此非常感兴趣，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我甚至已经画好了拟放在文章里的数据图。当时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瓶刷状嵌段共聚物之间发生了侧链交错（interdigitation），带来了两种特征尺寸不同的层状结构。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直到有一次讨论，Tim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你合成的ABC聚合物不纯，里面混进了AB二嵌段？”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反驳道：“可是分子量分布曲线（由凝胶渗透色谱SEC测定）很窄啊。”Tim说：“你的三嵌段和二嵌段分子量差别并不大，SEC可能根本区分不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之前所有关于结构的讨论，都建立在一个未经验证的前提之上。我回去做了大量对照实验，最后发现：我的ABC三嵌段里，确实混有大约20%的AB二嵌段。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Tim和Frank发了邮件，约了一次讨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Sorry, I made a big mistake.（对不起，我犯了一个大错）”Frank看着我说：“No worries. That’s OK. Everyone makes mistakes.（不用担心。没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就这样，没有责备，没有追问，这个进行了两个月的工作就此终止。

第二次错误更加有意思。2022年12月14日（我对这个时间点记忆这么清楚，足见当时对该工作的重视），我通过TEM拍摄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结构，再结合SAXS，我觉得自己一定发现了新结构。12月20日左右，我飞到新罕布什尔州过圣诞，整个假期几乎都在盯着SAXS和TEM数据，试图把结构解析出来。到了次年二月，我确信它是Woodpile 结构（光子晶体领域的一种著名结构），于是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Frank和Tim。Frank问：“你觉得是Woodpile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回答：“99%。”Tim接了一句：“那就是100%了。”当时我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投稿Science。但Frank和Tim没有跟着我一起兴奋，他们希望看到TEM的三维重构。对于软物质聚合物来说，TEM三维重构非常困难。幸运的是，擅长TEM的明大医学院的Wei Zhang老师，帮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那不是Woodpile，而是一种二维柱在层中（Cylinders-in-Undulating-Lamellae）的结构。它当然也是一个新结构，但和Woodpile相比，故事显然没有那么轰动。我非常失望。向Frank和Tim汇报的时候，我又说了一句：“Sorry, I made a mistake again. （对不起，我又犯了一个大错）”但这一次，Tim反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100%确定的结果。后来，这个工作依然发表在了很好的期刊上。

Tim（第一排左一）课题组的合照

这两次犯错对我的意义，甚至超过了那些顺利发表的文章。它们让我逐渐理解了科研真正残酷、也真正有趣的地方：你必须允许自己相信一个大胆的猜想，但又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证据将它推翻。如今，每当看到一个令我振奋的结果，我都会反复提醒自己：“人们愿意相信他们所希望的事。”这句话让我时刻警惕：越是希望结果成立，越要警惕自己是否正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了那些可能推翻它的事实。

我与通用高分子的缘分

2023年，我开始考虑离开明尼苏达。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想换一个课题组，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产出。我提前两个月告诉了Frank和Tim。他们非常尊重我的决定。后来因为求职并不顺利，加上自己离开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坚决，2023 年底，我又问他们：“我是否还可以留下来？”

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Tim和Frank 以为我要离开，所以已经用原来的MRSEC项目经费招了新的博后，原来的项目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资助我。Frank和Tim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们会解决。”几天以后，我认识了我的第三位导师——年轻的Christopher J. Ellison 教授（Chris）。Chris和Frank当时有一个科腾（Kraton）公司资助的项目，通过阴离子聚合和催化加氢制备聚烯烃嵌段共聚物，用于增韧回收的废弃聚烯烃材料。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以前我虽然接触过阴离子聚合，但并不复杂。这一次却需要制备高分子量ABA三嵌段共聚物，而且依赖一个非常困难的偶联反应。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之前已经经历了不小的波折。最早负责这项工作的博士后在2023年7月离开去了工业界。之后接手的博士生已经做了近半年，却始终没有成功。而且，这是一个公司资助的项目，项目进展直接关系到合作方的预期，因此承受的压力远高于一般的学术项目。

Chris（第一排右一）课题组的合照

从2024年2月一直到6月，我几乎每周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循环：周一开始准备反应，周五结束实验，周六进行表征，结果却一次次令人失望，只能把合成的聚合物倒掉。周日稍微休息一下，到了周一，再重新开始。同课题组的另一位韩国博后——就是前文提到、我赠送故宫博物院文件夹的那位博后——当时也在做另一种嵌段共聚物的阴离子聚合。我们两个人一起失败，一起重复着这个漫长而单调的循环。Chris 经常问我进展如何，而我的回答通常只有几个字：“No progress.”有时候在路上碰到 Chris，我甚至会下意识地先说一句：“Sorry.”但他每次都只是告诉我：“You’ve worked very hard.”或者：“You are learning.”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月里，公司每周都会给 Chris 发邮件询问项目进展，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压力转移到我身上。直到六月，我终于做出了分子参数符合要求的材料。拿到分子参数数据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几个月的失败，终于有了意义。十月轮到我组会汇报，Frank听完我的报告后，直接冲到讲台上，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真正体会到，科研的乐趣不仅在于最终得到一个漂亮的结果，也在于经历漫长的失败之后，终于亲手把它做出来的那份喜悦。

我博士阶段的导师丁建东教授（参见链接1，参见链接2），在我毕业前的一次组会上曾经对我说：“你科研上没有经历过大的、长时间的挫折，后面要是经历了一定要注意。”那时候的我并不以为意。直到 2024 年底，我才突然想起这句话。那一刻，我明白了丁老师当年说这句话的用意。

这个项目从开始到推进，几乎处处充满了机缘巧合与戏剧性，也把我的研究带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从过去偏重高分子物理的基础研究，逐渐走向高分子物理与应用相结合，尤其是面向通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但回过头来看，研究方向的变化只是这段经历带给我的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第一次真正经历了一段漫长、看不到正反馈的科研过程。

实验室之外

明大的五年，给我留下了许多有趣的回忆。

Frank最喜欢冰球（hockey）。作为明尼苏达队的坚定支持者，他经常邀请刚加入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后一起去看冰球比赛。通常下午五六点，大家先找一家餐馆，喝一杯啤酒，吃点三明治，聊聊天，然后一起走去体育馆。这样的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却总让人觉得轻松愉悦。Frank 也经常邀请学生们前往他家过感恩节。2022、2023和2024年，他都邀请过我，但每一次，由于各种原因，我都未能成行。直到准备离开美国之前，我才终于去了一次他家。只是那时候，他已经卖掉了明尼苏达的房子，在加州重新买了房子，那里离他的大儿子很近，他的老伴和猫也都住在那里，而他自己则暂时租住在明大附近。

Frank（中）、Andre Mkhoyan教授（右）和笔者（左）一起观看冰球比赛时的合影

Tim特别注重仪式感。每一个博士生答辩通过的当天下午，他都会召集全组，打开一瓶香槟，每个人喝一杯，为刚刚毕业的学生庆祝，他的办公室里也因此渐渐摆满了对应历年毕业博士的香槟瓶。博士后离开的时候，他会在Coffman Union的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一次group party，自己付账，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为即将离开的成员送行。节日的时候，他会买一些小零食放在会议室里，然后发邮件通知大家。每年父亲节，他还会邀请全组成员去家里吃饭聊天，大家也可以带家属一起去。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他都会认真去做。在我离开明州之前，他知道我马上要和女友去波士顿领证结婚。临走前一天，他发邮件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走进去，他递给我一个小袋子，说：“This is your marriage gift. It’s light and easy to carry.（这是你的结婚礼物。它很轻，便于携带）”打开袋子，里面是几件有趣的布艺品。我后来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它很Tim。他记得你要结婚了，也考虑到了你马上要坐飞机离开。

Tim赠送笔者的布艺品

相比于Tim和Frank，Chris作为更年轻一代的导师，更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组里每学期都会举办 group party，聚餐之前经常玩White Elephant（一种交换有趣礼物的游戏）。每个人准备一个20美元以内的小礼物，包装起来，大家抽号码，按照顺序互相“偷”礼物，整个过程大家经常笑成一团。作为年轻教授，Chris身上的压力比Tim和Frank更大，对学生的要求也会更严格一些，但他和学生相处的模式要更加轻松。你有事情找他的时候，总能很容易地找到他；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去办公室和他讨论。他更像是一个很容易交流、也很愿意和你交流的同事。

Chris课题组的聚餐合影

2026年6月5日，离开明尼苏达之前，Frank、Tim、Chris专程为我送行。我们在 Frank租住的公寓里小聚，Tim特意带来了一瓶香槟。那天没有其他人，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喝，一边聊我成为独立PI以后要面对的事情：怎样选择课题，怎样和学生相处，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判断，什么时候又应该学会放下……聊完以后，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披萨店吃晚饭。没有什么特别的告别仪式，也没有刻意说很多伤感的话。那是我在明尼苏达最后一次和 Frank、Tim、Chris单独一起吃饭。

2026年6月5日，Frank（左二）、Tim（左四）、Chris（左一）为笔者（左三）饯行

Scholars Walk

明大有一条很著名的路——Scholars Walk。路的两旁竖立着一块块纪念碑，镌刻着明尼苏达大学著名学者的名字：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种重要奖项的获得者。Frank和Tim的名字，也在其中。从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系（CEMS）的Amundson Hall出来以后，沿着Scholars Walk回家其实是绕远的，但只要不是特别着急，我都会故意绕道那里。五年间，不知道走过多少次。

Scholars Walk的一角

我在明大认识了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事。Mahesh K. Mahanthappa教授第一次回复我的邮件时，专程告诉我以后不要叫他Professor，直接叫他的名字Mahesh；Lynn M. Walker教授幽默风趣，总会在学生提着仪器或者液氮经过时，隔着老远就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赶紧开始让路；Marc A. Hillmyer教授充满活力，在我做完报告后，茶歇时隔着老远就对我喊：“Great talk”；Christopher W. Macosko教授已经进入返聘阶段，每天带着一个本科生，在办公室里编写流变学的书……这些教授，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刻在了Scholars Walk旁的纪念碑上，有些暂时还没有，但他们共同组成了我记忆里的明尼苏达。

五年后回头看，我从那里带走的，不只是做过的实验、发表的论文，或者学到的知识，还有和这些人一起度过的那些具体时刻：一次谈话，一顿饭，一瓶香槟，一场聚会，或者只是走在校园里的一个普通下午。离开明尼苏达以后，我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年四季地走过Scholars Walk，但我想，我会一直记得那条路。我到明尼苏达的第二天，就曾经从那里走过；而五年以后离开的时候，有些原本只是刻在石碑上的名字，已经和我在那里的五年时光紧密相连。

写在最后

在广大高分子学人心目中，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阿克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kron)和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高分子研究重镇。与这些大学都有独立的高分子院（系）不同，明大并未将高分子研究集中于某一个院系，而是将其分布于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CEMS）等不同学科之中，通过学者间的持续交流与密切协作，逐渐凝聚成一个联结紧密的学术网络。换言之，如果说一些高校打造的是一个“Polymer Department”，那么明大所形成的，更像是一个由多院系共同交织而成的“Polymer Group”。正是这个独特的“Polymer Group”，为高分子科学的发展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例如，明大的Tim教授于2001年至2017年担任高分子领域旗舰期刊Macromolecules主编， 2018年起，该职位由同校的Marc A. Hillmyer教授接任。两位明大学者连续二十余年执掌该刊，这不仅是一种罕见的学术殊荣，更是明大高分子长期学术影响力的一个生动缩影。

明大的高分子研究延续着一条绵延近一个世纪的独特学术脉络。不同学科、不同时代的学者不断汇聚，使明大的高分子研究超越院系与研究方向的边界，逐渐沉淀为一种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上半叶，化学系的Izaak Maurits Kolthoff教授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成橡胶研究项目，为明大早期高分子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化学系的Kolthoff Hall楼以其名字命名。20世纪50年代以后，Stephen Prager教授进一步拓展了高分子物理化学的理论基础，将理论化学、统计力学等理论方法用于大分子研究，并特别致力于建立分子层面的理论与高分子流变行为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化工系的Neal R.  Amundson教授自1949年起推动化工与数学、物理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并于1970年将材料科学纳入化工系，为后来CEMS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CEMS的Amundson Hall楼以其名字命名，这也是笔者在明大期间办公和实验的主要场所。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Christopher W. Macosko教授逐步将来自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的研究力量汇聚起来，推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跨学科高分子研究体系。此后，Matthew V. Tirrell、Timothy P. Lodge、Frank S. Bates、David C. Morse等相继加入，研究领域也从高分子界面、链动力学与热力学，逐步拓展到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等，形成了从分子结构到宏观材料行为的完整研究体系。九十年代至今，化学系的Marc A. Hillmyer、Theresa M. Reineke、J. Ilja Siepmann，以及CEMS的Mahesh K. Mahanthappa、Kevin D. Dorfman、Christopher J. Ellison、Michelle A. Calabrese等相继加入，进一步壮大了研究力量。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与传承，明大逐渐形成了一个横跨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贯通高分子化学、物理、加工的高分子学术共同体。

回头看，我和明大的缘分，似乎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2018年，我在研究聚合物多分散性对胶束形貌的影响时，曾大量阅读Tim教授的论文。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刚开始接触高分子物理的博士生，Tim 的许多工作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2019年底，复旦大学第三届聚合物分子工程国际学术会议（MEP-3）向学生征集推荐的大会报告邀请人，我推荐了Frank教授。那时，我对Frank的认识还停留在论文和学术报告中，只知道他是高分子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原定于2020年举办的 MEP-3 最终未能如期举行，而这一等，就是六年——直到2026年的9月，MEP-3才得以举办。当年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与明大的缘分并不会仅仅停留在论文、会议之间。更不会想到，几年以后，我会真正走进明大的校园，在那里生活、工作整整五年；而当年那些在论文中读到过的名字，最终会成为我朝夕相处的导师。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