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1955年，我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故乡扬州虽是千年名城，但自晚清起，她就逐渐衰败了。要离家到上海读书，我的眼界和见识与大上海的学生比，确实差太多了，被看作“乡下人”也不能完全说是“地域歧视”。这又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自然满怀憧憬，同时也内心忐忑。当时从扬州到上海最常见的路线是先乘轮渡到镇江，然后从镇江乘火车到上海，全部的旅程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火车票价是4元多；另外还有一条路，也是先乘轮渡到镇江，再从镇江坐轮船到上海。因为只有夜船，路上要熬一夜，前后要花上近20个小时，但票价便宜，四等舱只需2元钱。出于经济考虑，我们4个同学就决定一道结伴乘轮船到上海。我们都是男生，我读化学，读物理的是孙鑫，我和他高中同级不同班，但他数学和物理都学得特别好，在年级里是有名的。后来他果然学了理论物理。他和我一样，在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老复旦人。孙鑫不出所料，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都是后话了。经过一夜的航行，我们第二天近中午时分才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1] （图1）。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被褥和冬衣等，行李厚重，没有办法挤公交车，所以选择了当时最重要也是最流行的辅助交通工具——人力三轮车（图2）。我们一人一部三轮车，四车列队东行，很快就到了外滩。在家乡，我看到过的最高建筑是扬州中学五层楼高的树人堂；而这时，在我左侧向后慢慢退去的，是全中国最壮观的现代建筑群。海关大楼的巨钟，汇丰银行的穹顶，和平饭店的尖塔......当时让我仰视得头颈都发酸了，也舍不得平视片刻。大上海真使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三轮车过外白渡桥以后就进入了四川北路，这是一条商业街，多数是两三层楼的房子，高度不再令我惊讶，但是它的长度实在是令我震撼。8月末的上海，又近中午时分，阳光还很毒，三轮车工友不断地用披在肩头的毛巾擦汗,那么辛苦就赚几毛钱，我觉得不安。但这条路好像没有尽头，这个距离对于我们从小城市来的人来说，已经横穿几次城了。

[1] 十六铺码头，上海外滩最著名的码头，拥有150年历史。曾是上海的水上门户，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港”的代名词，承载着很多关于上海航运发展的变迁和历史人文记忆。2004年12月，这座曾是全国最大的水陆客运枢纽的老码头功成身退。

图1.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外滩（取自网络）

图2.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商业街，人力三轮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取自网络）

到校次日，就在登辉堂参加了开学典礼。当时全校新生不足千人，化学系有一百五十人，是全校最大的系。大礼堂主席台布置得很简单。陈望道校长，苏步青教务长，王中副教务长，还有每个系的系主任都端坐在主席台上。苏教务长主持大会，陈校长向大家一一介绍了各系主任。理科的有数学系的陈传璋，物理系的王福山，化学系的吴征铠以和生物系的谈家桢，其他是文科的系主任，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教授。陈校长讲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讲得比较简短，他的浙江义乌口音很重，听上去很吃力。副教务长王中先生作的是主题演讲，内容比较长，但很精彩。有一段内容我印象深刻，讲的是大学的培养目标。他说，我们复旦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包含文科和理科，这是学习苏联莫斯科大学的体制设立的。我们综合性大学和其他的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等这些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培养“师”的，工程师、农艺师或者医师等，离不开“师”；但是我们是培养“家”的，例如文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等等。这几句话讲得我心潮澎湃， “家”当然要比“师”高级得多！最后，主持会议的苏教务长按惯例，要讲几句结束语。他没有说“陈校长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这类套话，可能那时还不兴这一套吧。但他说，“出校门就是邯郸路，车辆不多，但都开得很快。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这温馨提醒，对我们初到上海的“乡下人”真是太暖心了。苏老教导的“先左后右”，我至今不但没有忘记，且已成为习惯了。 

主席台上的十多位系主任，都着正装，且大部分为西服，端坐在高背皮面的椅子上。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面前是没有桌子的，故个个都是“一览无余”，连一双双擦得锃亮的皮鞋都看得清清楚楚，显得非常有气派，甚至有些威严。我见到台上的大师级人物如此庄重地坐成一排，心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后来到文革期间，有这么一句名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每当背诵这段语录时，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面就会蹦出开学典礼上主席台上的这个场景。

进校以后很快就进入正常的课程学习，化学方面的第一门主课是无机化学，无机化学的实验课是非常重要的，每周都要做一天实验。这门课的指导老师叫杨滟，她当时只有40来岁，对同学非常谦和亲切。第一次实验课讲的是“称量—天平的使用”，当时学校还没有阻尼天平，光电天平还没出现，更不要说现在我们用的电子天平了。当时是摇摆式的天平（图3），最小的砝码是1 mg 的， 0.1 mg 量级的数据是要通过记录中心指针的“周期性摇摆”读数计算出来的。这种天平相信现在的中青年学者都不会用了，无论他是“杰青”还是“长江”。杨老师告诉我们，所有用天平称量的读数记录，如果发现有误，是不可以用橡皮擦掉重写的，只能在原来的记录上用一个斜杠把它划掉，再把正确的记录写在旁边。老师的这一席话，对我的教育至深。我明白了对实验数据，我们必须要有敬畏感，这是我受益终生的科学道德启蒙教育。杨老师除了指导实验课，还是我们无机化学的辅导老师，负责批改我们的作业。她会在实验课开始时出两个小题目，让我们大家现场答卷，然后再开始实验，在下一次实验课上会对大家上次的答题做一些讲评。

图3. 摇摆式天平

我记得第一次小考试的题目是“略说玻尔原子理论”，我并未留意，只是觉得答得很顺畅。不料到下次实验课时，杨老师对我说：你的小考试答得非常好，我给我们吴先生看了，他也说你写得好。“我们吴先生”就是说的系主任吴征铠，杨老师是吴先生的爱人，她当然有权这么称呼。

当时在学校里上海话占据统治地位，不少老师上课也说上海话，不能全听懂，作为“乡下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学习，我心理上确实是有一些紧张胆怯。然而入学不久就得到了系主任的表扬，虽然是口头的，而且是间接的，也足以使我一扫心理阴霾，顿觉前景光明。几次实验课后，我和杨老师更熟了。有一次她问我说，你是扬州人吧？我听你的口音是的。我说，是呀。她说你可知道扬州北河下那边有个吴道台[2]府吗？我说当然知道呀，吴道台府很大，现在是苏北妇幼保健院，我还有同学住在那里。她就笑着跟我说，那就是吴先生的老家，我1946年和他一起回去过，后来就一直没有再回去了。我听了以后很是吃惊，吴道台府，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吴先生真的出身望族豪门呀！后来我又打听到吴先生和他的弟弟吴征镒，著名植物学家，都是上世纪20年代扬州中学的学生，原来我们还是校友呀！虽然吴先生平时表情严肃，但有了“老乡”和“校友”这两层“关系”，我对他除了崇敬，更有了点亲切感。

[2] 道台（又称道员），清代官名。根据清代的官阶制度：道台（道员）是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扬州作为历史名城，是大运河孕育了她的辉煌。隋炀帝最初开辟的河道，我们称作古运河，现在还在扬州城的东侧蜿蜒向南，直至长江。就在这个古运河边上，坐落着号称“江南三大名宅”[3]之一的吴道台府（图4），此府宅含平行的五路，有房99.5间，建筑面积达五千五百余平方米，真可谓气势恢宏（图5）。颇为别致的是，在这典型的江南传统民居群的东南角，竟建造了一座西式洋楼（图6），这无疑是清末“西学东渐”的产物，也反映了建造者的开放思想。1949年后，吴道台府被改建成妇幼保健院。本来我是没有机会进去的，因为这医院里面主要是妇科、产科和小儿科，自然跟我都没有关系；但当时妇幼保健院在成立初期从上海引进了一位名医，小儿科的何主任，他的儿子与我是同班同学。1954年的寒假，小何同学邀请我和另外一位小李同学到他家里去玩，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吴道台府。我非常地吃惊，原来他家就在这吴道台府的小洋楼里。这是两层楼的别墅，楼上楼下都有许多拱门连接的外廊，非常气派。我们在楼下最西面的一个小客厅里坐下。小何的母亲过来说了一些欢迎我们来玩的客气话，并端出了一大盘糖果。说，这是“花生牛轧糖”（图7），是刚从上海带来的，说完就走开了。说来不好意思，我和小李长到16岁，除了土产麦芽糖和硬质“水果糖”，还真没有吃过别的糖果。这浓郁的甜乳裹着花生的清香的牛轧糖，实在是太美味了。我们就这样一边喝茶谈天，一边尽情享用着......到我们向小何妈妈告别的时候，她走了过来，看看茶几上的“光盘”，竟没忍住笑了起来。我和小李这才意识到，在上海人面前太有失体面了。不过无论怎样，这座小洋楼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而又香甜的记忆。

[3] 扬州虽地处江北，但是她的文化是属于江南的，已有多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扬州吴氏宅第、杭州胡雪岩故居、无锡薛福成故居被誉为“江南三大名宅”。

图4. “江南三大名宅”之一：扬州吴氏宅第

图5. 吴道台府坐北朝南，原有建筑九十九间半。现存建筑以火巷为界分东西两大部分，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

图6. 吴道台府中的西式洋楼

图7. 花生牛轧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吴道台府建于清末。吴道台名吴引孙，和他的弟弟吴筠孙都是当时官场上的显赫人物。与一般官宦人家不同，吴家对后辈的教育是“读书至上”。吴道台府里建有名为“测海楼”的藏书楼，藏书达20万册以上。藏书楼楼下就是“有福读书堂”（图8），把读书视为福之所依，福之所至。作为吴筠孙的嫡孙的吴征铠先生这一辈，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历了辛亥革命，吴家自然“官运不济”，但正因为吴家真正是“诗礼传家”，其“官三代”却在科技文化领域“异军突起”，大放异彩，出现了“吴氏四杰”。吴先生的大哥吴征铸是著名学者、剧作家，曾任南京大学教授；二哥吴征鉴是医学寄生虫学家、昆虫学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弟弟吴征镒是植物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胞弟兄“四杰”，实为罕见（图9）。

图8. 吴氏宅第藏书楼楼下的“有福读书堂”

图9. “吴氏四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的合影。左起：吴征铠、吴征铸（白匋）、吴征鉴、吴征镒 

我大学读书比在中学时懂得用功，学习成绩是很好的，我保留的“记分册”上记载着当年多门课满分5分的成绩（图10）。我特别喜欢动脑筋的课程，喜欢多想问题，所以我对陈述性或者记忆性比较多的课觉得不太过瘾。听高年级同学讲，《物理化学》课是比较难的，读起来也特别有意思，而《物理化学》课程的主讲老师正好就是吴征铠先生，所以我早就向往。在读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我就从图书馆找物理化学课本，试图自学起来，但发觉太难了，没有讲解是不可能看懂的。

直到1957年的秋天，盼望已久的《物理化学》开课了。我们是大班授课，150多人一个大教室。当时没有很好的教科书，吴先生就关照大家上课要很好地做笔记。有趣的是，他叫大家做记录，但并没有见他带讲义资料。他经常开始讲课时会问大家“我上次讲到哪里了？”得到提示以后，他就开讲了。吴先生上课方式很特别，不带讲稿，但讲课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他会在黑板上写一些要点，但从没有为学生梳理过类似1234或者ABCD这样的“条理”。我想，他的这种讲法，在现在通行的教学考核中是不可能通过的。多年以后我看到吴先生自述的《我的一生》（图11）里讲到他的教学生涯，他强调说，他讲课的内容是全印在脑子里面的，而且他的这种讲授法与唐敖庆[4]和卢嘉锡[5]是完全一样的。老同学沈民还告诉我，他听过钱学森的课，也是如此。所以把讲课的内容全刻印在脑子里，就是这些大师共有的“基本功”。

图10. 我的复旦大学记分册

图11.《我的一生》，吴征铠，原子能出版社，2007

[5] 唐敖庆（1915—2008），物理化学家，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国际量子分子科学研究院院士。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曾任吉林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任主任等职。参见2024年5月14日《旦苑晨钟》范康年教授撰文。

[6] 卢嘉锡（1915—2001），物理化学家、教育家，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社会活动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吴先生上课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扬州方言口音很重。所以很多同学听课时常会有迷惑的表情。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吴先生讲到“分子能级”这个概念，他说分子的能量可以处在基态，也可以处在激发态，这个能量是一层一层递增的，是具有“能级”的。他说就像走路时候遇到的“坡台子”。这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家乡土话，现在的扬州年轻人大概都不会说了，就是说台阶或者楼梯，他却说是“坡台子”。听到这种地方，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且心情愉悦。出于对英国留学回来的大教授的偶像崇拜和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特别喜好，我是怀着虔诚之心听吴先生的课的。我的学习笔记记录得相当认真、完整（图12）。后来我发现这课必须要在课后仔细地阅读参考书，慢慢消化理解，才能够弄懂。所以，我就在笔记本的每页上都预留1/3的空白，用于写课后的心得笔记。甚至还有用俄文写的记录，可惜我现在已经看不懂了。这无疑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本大学学习笔记。这门课共两学期，到58年六月份就快结束了。当时我盼望着早点考试，因为我自己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我相信我一定会在记分册上再加上一个5分。但是58年的夏天，大跃进开始了，原有的教学秩序都被冲破了，考试全部取消了，我一个志在必得的5分飞了，心中自然很是不爽。不过，稍感欣慰的是，从那时至今的60多年中，我大概搬过十次家，还经历过一次 “抄家”，各门课的笔记本都处理掉了，只有这本物理化学笔记被我保留下来了，成了我的宝贝。

图12. 我珍藏至今的《物理化学》笔记

在吴先生的课进入尾声时，大跃进开始了，大家已没有心思好好听课，忙着给老师们贴大字报[7]。一开始“火力”并不太猛，还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教学方面的。吴先生大字报是“吃”得很多的。说他不肯发讲义，课堂上讲的话听不懂，课后消化困难等等。那时在政治运动面前，老师听到学生提的意见以后，通常都会很谦卑地说，同学们提的意见很好，我以后一定认真改正之类的话。但是吴先生不是，他在课堂上把学生的大字报直接怼了回去，他说，“物理化学课是比较难的，你想一遍听懂是不可能的，我已经教了快20遍了，现在还有不懂的”。他这样一讲，大家都哑口无言了。在此之后，吴先生大概还教过两届的物理化学课，到了1960年他就奉调北京了。杨老师当然也一同去了北京。吴老师从此隐姓埋名，参加了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并领导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六氟化铀（原子弹研制的关键原材料）的简法生产工艺研究。他的重大贡献载入了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光辉史册，2020年荣登“核工业功勋榜”，并获“核工业功勋人物”奖章(图13)和荣誉证书（图14）。

[7] 大字报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较为著名的使用时期。第一次是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大字报被一些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作为一种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方式广泛使用。第二次则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时期的使用更为广泛和激烈。

图13. 吴征铠先生荣获的“核工业功勋人物”奖章（已于2023年由吴先生子女捐赠给扬州档案馆）

图14. 吴征铠先生荣获的“核工业功勋人物”荣誉证书（已于2023年由吴先生子女捐赠给扬州档案馆）

吴先生人去了北京，但我和他的故事远没有结束，留着下次和大家说吧。

（未完待续......）

江 明 姚琳通 执笔，郭明雨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