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芳

引子

今天，当我们看到我国化纤年产6000余万吨，产量占全球逾70%的报道；当我们身穿各类功能舒适的面料，尽展个人的风度和各种便利；当我们被强大的国防保护，无需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担惊受怕的时候，是否觉得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一样无所不能？作为现代科技的成果，化学纤维既已完全深入人们的生活，又让人们对此视若平常。虽然其大规模地应用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则只有70余年的历程。于中国而言，从0到1的突破和从1到10乃至100的大发展，是以钱宝钧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华纺人、纺大人、东华人、化纤人的接续奋斗，才迎来了当下这“高枕无忧”的幸福时刻。在东华大学化学纤维学科（现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创建7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以钱宝钧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攻坚克难。钱先生是江明院士敬仰的老一辈科学家之一，江先生邀请我为其创办的宣扬科学文化、传承科学家精神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写点什么。于是，我就组织团队撰写了这篇小文，既是回忆和纪念，也是敬意和景仰，更是传承和激励。

钱宝钧（1907-1996）

20世纪的中国，屈辱与辉煌交织，沉沦与奋斗交接，带来关键性的转折和巨变的，是一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他们遵循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抱持深沉的家国情怀，为中国走出屈辱、迈向辉煌，脱离愚昧、走向科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原光华大学旧址建立的东华大学（原华东纺织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就有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先生，中国化学纤维学科的奠基人、高分子纤维科学家、教育家——钱宝钧。

在我心目中，钱先生是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与前辈。我1982年考入东华大学（时名华东纺织工学院，简称“华纺”），从本科读到博士。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与时任校长和名誉校长的钱先生直接交往不多，但我日常从身边师友的口耳相传中熟悉了钱先生。特别是我有幸担任钱先生一手创办的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也算是承继了钱先生传下的接力棒。有机会向大家从为人、为学、为事三个角度讲述钱先生的故事，也让大家更为深入地了解化学纤维教育事业和这门学科，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一、为人：仁爱之心，高尚人格

钱宝钧，1907年5月4日出生于无锡西乡新读桥镇的一户钱氏人家。1929年毕业于南京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工业化学系，留校任助教、讲师。1935年考取了第三届庚款留英公费生，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纺织化学系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先生忧国心切，多次要求提前回国，但未被理睬。1938年，钱先生辗转5个月，从欧洲经上海、广西北海等来到大后方成都，在成都金陵大学任化工系教授、系主任。1940年赴四川金堂铭贤农工专科学校任教并任化工科主任，1942年重返成都金陵大学任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1946年，钱先生前往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创办的公益工商研究所任研究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先生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参加华东纺织工学院筹建工作，并任副院长兼教务长、染化系主任。1954年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化学纤维专业，1959年开启我国化纤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并指导研究生。1960年主持筹建化学纤维研究室，后扩大为化学纤维研究所。1979年担任华东纺织工学院院长，1981年入选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84年担任华东纺织工学院名誉院长，1996年荣获首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他一生始终如一地战斗在化学纤维专业教学科研的第一线，辛勤耕耘，为开创和壮大这一学科不懈努力。他和老一辈开创者们一起，见证了中国化学纤维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为该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钱先生还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如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中央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等。他是国际高聚物加工学会东亚-大洋洲区代表，多次参加国际交流和学术交流，扩大国际影响。

钱先生就职华东纺织工学院和中国纺织大学期间，学校纺织专业蜚声海内外。由他任主编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自1956年创刊以来，得到了纺织院校师生、纺织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校友的好评；1979年受到上海市委统战部通报表扬。日本《纤维学会志》曾发表化学纤维领域著名学者近田淳雄教授的文章，称该学报“近于英国纺织工业杂志”。

钱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也尤为严苛。他的学生们忆及往日的一幕幕，师生情深溢于言表：困难时期，钱先生把自己的一份牛奶让给生病的学生补充营养。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回来，老先生因疲劳过度得了带状孢疹，头发、眼睛都受到影响，但刚一恢复，他就马上投入了研究。“老师在我的记忆里如同慈父一样。读书时我们常因为实验而忘记就餐，老师再晚也会来实验室转转，看看是不是还有学生在，如果知道我们没有吃饭，就会把我们请到他位于学校家属宿舍底楼的家里去吃晚饭。钱老师的家不大但很温馨，73平方米的小小三室里堆满了他的书，也堆满了我们的回忆。”“我们在他家吃饭时，总会心疼地说，老师您是校长了，换个大房子吧。他总是用那一句话回答我们——住房不大心宽即可。”“对学生，钱老师从没有吝啬过，但是对自己就没有这样大方了，他的办公桌上有个印着‘庐山留念’字样的茶杯，原配的茶杯盖不知道何时被打碎了，他就用另一个已碎了杯子的盖子配上，继续使用。”这个茶杯连同钱先生同样破旧的眼镜盒现在都陈列在东华大学校史馆。

作为一名教育家、科学家，钱宝钧先生积极践行立德树人的理念，一生践行“五爱精神”[1]，这已经成为东华大学优秀的校园文化，代代相传。在后学的回忆中，他对于祖国、人民、科学和社会主义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活到老、学到老、指导学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充分体现了他“爱劳动”的高尚品德。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科研活动中，无论是在“文革”被批斗的困境中，抑或在主持学校工作的不同时期，他均能保持其大爱之心，践行“不为一己求安乐，愿作别人嫁衣裳”的奉献精神。尤其是1987年，为了鼓励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困的学生继续读书，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学校设立了“五爱”奖学金，至今已有138位同学先后获得资助。1996年他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毕生积蓄15万元、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奖金10万元以及子女捐赠资金共计50万元，设立了钱宝钧教育基金。后来，郁铭芳院士[2]给学校捐款时，他并没有单独设立奖学金，而是全部注入了钱宝钧教育基金，以示对钱先生的敬意。作为这种“五爱精神”的传承，学院很多教师、校友纷纷捐资助学，设立了如陈彦模奖学金、1990级化纤校友助学金等近10个奖助学金。

[1] 1949年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五爱精神”，其第四十二条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二十四条提出，“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1986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次明确“五爱”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2] 郁铭芳（1927-2020），化学纤维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华大学教授。

今天漫步东华校园，钱先生的印迹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他的铜像守护和见证着东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由国家重点学科到“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发展历程；校园里不时可以看到钱先生倡导的“五爱精神”的标语。透过这些物象，每个东华人，只要他在这所学校待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这位高尚的人的存在，钱先生真正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化纤事业。

二、为学：扎实学识，为学致知

纵观钱先生的一生，可以从留学、办学和兴学三个方面见其为学之风。

1. 结缘化纤：留学英伦学纺化，以报效祖国纤维业为责志

1935年，他考取了第三届庚款留英公费生，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纺织化学系学习。在留学期间，他是M.Preston教授最勤奋、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37年4月，他完成了学位论文《再生纤维素纤维取向结构的研究》获硕士学位。其后赴英国铜氨纤维工厂、瑞典诺贝尔火药工厂、挪威硝酸工厂、爱沙尼亚棉毛纺织染厂参观和实习，为他以后开展化学纤维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8月乘法国邮轮回国，9月抵达上海，10月逃离沦陷于日寇的上海，乘船到北海，再辗转多地，于12月底到达大后方的成都，在由南京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化工系任系主任、教授。1946年应申新纺织公司所属上海公益工商研究所之邀受聘为该所化工组主任。其间，他不忘研究，在1946年写了两篇有关二色性方法和X衍射方法测定大分子取向的基础性论文。 

青年钱宝钧

2. 主动请缨：创办中国第一个化学纤维专业

千百年来，支撑“衣食住行”四事之首的是“丝纺纱、纱纺布”的自然循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纺织工业原料主要依靠棉、毛、麻、丝等天然纤维，远远不能满足亿万人民穿衣的需求，老百姓穿衣问题成了头等难题。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缺少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被冻成了“冰雕连”，刺痛人心。“粮棉争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出路何在？钱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为此，在1950年全国化工会议上，钱先生提出迅速发展国内化学纤维工业的主张。他深知要发展化纤工业，教育须先行。1951年，当国家决定在上海创办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华东纺织工学院时，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上海公益工商研究所的高薪，毅然投身新中国的化纤和纺织教育事业，参与筹办建校工作，并一直担任副院长至1979年。

钱宝钧先生参加1955年莫斯科国际化学纤维会议

1954年，他与化纤专家方柏容教授联名上书纺织工业部，建议在华纺创办化学纤维专业，这一建议当即就获得批准并纳入当年的招生简章。同年9月份，新中国首批54名化纤专业人才入校学习。为更好更快地培养化纤人才，钱先生和方先生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化纤研究机构-化学纤维研究所及实验工厂。1959年，他又申请并开启了化学纤维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当年招收了首届本科毕业生王庆瑞攻读研究生。在文革暂停研究生招生前，他先后招收了顾利霞、李繁亭等攻读研究生。如此，“华纺”成为我国最早的化纤人才的“摇篮”与科研重镇，极大缓解了我国化纤人才短缺的问题。

有了学科，既可以培养人才，又可以开展科学研究。钱先生当时开创了我国以棉绒为原料的粘胶纤维研究，特别重视纤维测序问题。他的学生、退休教师陈雪英说：“要提高纤维结构性能，首先你要了解这个纤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钱宝钧先生建立了用密度的方法来测定纤维素纤维的分布。”在此基础上，钱先生带领李繁亭等老师，指导研究生顾利霞开展超强粘胶帘子线的成型工艺和纤维结构性能的研究，曾解决我国第一家万吨级粘胶帘子线厂工艺技术上的不少难题。他的第二名研究生、退休教师顾利霞说：“钱先生的取题都是紧密地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的。”钱先生在校内建立的化学纤维研究所及实验工厂，成为我国最早的培养从事化纤研究以及工业的高层次人才的教学和科研基地。

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体会发展化纤对百姓生活的意义。如今进入耄耋之年的中国人对当年凭布票买布、补丁摞补丁的生活应该还有深刻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节约领”（亦称“假领子”、“穷人美”）和屁股上印着“净重40公斤，含氮量46%以上”的“尿素裤”这些特色“发明”已退出历史舞台。据纪录片回忆，曾经有一次上海中方代表在与外商谈判时一度面临窘境：热得汗流浃背也不敢像外商一样脱去外套，唯恐露出“假领子”闹“国际笑话”。20世纪60年代末，在上海甚至发生过因抢购“的确良”而引发拥挤踩踏，致一死六伤的悲剧。“化纤”一词背后留有国人太多的辛酸与感慨。

1954年起国家实行棉布统销统购，凭票供应。图为上海市“购布劵”

“尿素裤”，图片来自网络

“节约领”，图片来自网络

3. 超前布局：重视基础学科，鼓励跨学科研究

说起钱先生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据1965年从南开毕业进入华纺工作的梁伯润先生介绍，钱先生非常强调基础研究，常跟我们讲要知道“所以然”。要化纤所的同事认真读Flory（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写的《高分子化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ymer Chemistry）一书，让大家轮流讲其中的章节来提高学术水平。当年有幸和钱先生共事的吴承训先生记得这样一件往事：20世纪70年代末，钱先生到北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个国际会议上有几位和化学纤维领域相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做研究时用到的数学物理知识之多，以及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度之高给钱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钱先生认为化学纤维要有大的发展一定要多学科交叉，要多引进些不同学科的人才。当他知道吴承训本科在北大就读，数学和物理的基础很好，又是上海人，就动员他回上海。“他对我说，化纤界能拿诺贝尔奖的那些大师都是全能的，数、理、化、工造诣都非常深。他还把那些大师的论文复印给我看。他当时就敏锐地看到我们纺织类院校既要保持我们的纺织、化纤等这些特色，但又不能仅仅搞纺织，仅有工科背景是不扎实的，要建立在物理、化学等学科基础上，要理工兼顾。”就这样，那些年钱先生陆续把一些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南开的毕业生鼓动到“华纺”，为学校化纤、纺织学科的长远发展引进了诸多人才。

谈到钱先生这种非常有前瞻性的、跨学科培养学生的做法，钱先生的学生、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程正迪[3]特别有感触，直言“钱老的跨学科思想影响了我一生”。程先生1977年本科毕业后来到华纺教数学，他说“若碰不到钱老，我说不定会一直当数学老师”。当时钱先生傍晚常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看他打羽毛球，并告诉他“高分子没有统计力学走不下去”。“钱老鼓励我跨学科研究高分子，从数学角度解决高分子问题，正是他的耳提面命般的启迪，我走上了学科交叉之路。”程先生回忆说：钱先生在推进高分子研究时很早就有意识地组建跨学科团队，课题组有学数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有搞基础研究的，也有搞应用开发的......这样的研究模式对自己影响深刻。长期以来，自己喜欢与不同领域的人进行交流与合作。学术上，基本上每10年换个研究方向，就是迫使自己不断地拓展学术视野，跨学科学习。在程先生看来，这是因为学科发展有规律，任何一个学科都会经历孕育、生长和成熟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新的学科所取代。这些新的学科本质上一定是原有学科交叉后派生的，所以新的学科一定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为学者必须要思考“你做的和别人有何不同？”。如果你和别人都一样，你可能只会是跟随者，而不会是领路人。

[3] 程正迪，国际著名高分子科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任美国阿克隆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院长。现任东华大学先进低维材料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华南软物质科学和技术高等研究院院长。曾获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美国高分子物理学会高分子物理奖、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和上海国际科技合作奖等奖项。

4. 老骥伏枥：醉心大分子缠结研究，为中国纤维事业奉献一生

要发展化纤工业，就需要生产粘胶纤维，而粘胶纤维以木浆为原料，但我国的木材资源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为了解决原料问题，保证化纤生产的正常进行，20世纪50年代，钱先生经过百番探索，成功研制出以棉绒浆作为粘胶纤维的新原料，具体阐明了纤维素吸铁的基本原理，设计制造出棉绒浆生产设备。随后，他进一步研究超强力粘胶帘子线，为我国大规模生产粘胶纤维打下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后期，钱先生将科研重点从纤维素研究转向合成纤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化纤技术发展的大势。1976年，钱先生研制出我国自主创造的新型纤维热机械分析专用仪器，随后陆续建立了一整套溶胀热分析研究纤维织态结构的新方法，推动了后来应用广泛的腈纶等化纤材料的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在高分子物理中有两大著名难题：玻璃化转变和大分子缠结。大分子缠结是钱先生最感兴趣并最热忱投入的研究课题。时已近耄耋之年的钱先生，在本该安度晚年的时候，奋力登上了自己科学研究生涯的另一个高峰——发明了测定、控制高聚物中的缠结存在的有效方法。他从基本物理化学理论出发，从机理入手深入了解化学结构、微观反应动力和流变等的内在规律，将缠结的结果与大分子浓溶液的流变性质相联系，阐明了很多流变现象都与大分子缠结及其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弹性有关。他几乎全身心投入于此，并带领学生在自制的仪器设备上得到验证，其大分子缠结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蜚声国内外，曾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为我国化学纤维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钱宝钧先生和其自行研制的纤维热分析仪

钱先生对这一基础研究课题的重视大约可追溯到1977年。彼时他邀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Flory教授来华纺参加学术会议。当时钱先生就十分关注Flory在大分子构象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他特别留心地把Flory的多篇论文预印本送给那时还是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吴承训，钱先生期望程正迪和吴承训今后也能在构象统计上做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亲自组织指导化纤系和化纤所的有关教师精读著名学者，如Ferry、Tobolsky、Mark等人的关于高分子粘弹性理论方面的论著。

钱宝钧先生参加奥地利Dornbin国际化纤会议

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de Gennes因在大分子蛇行模型及缠结与解缠理论的创建而闻名于高分子学术界。当时钱先生就要求吴承训等人先搞明白有关文献的内容，同时结合高分子纤维科学的特色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研究工作。在钱先生的带领下，课题组成员包括多位博士研究生首创并实现了，采用溶胀热分析实验方法表征化学纤维中的大分子缠结。钱先生尤其关注大分子缠结对化学纤维成形过程和纤维结构性能以及加工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大分子缠结和解缠在冻胶纺制备高强、高模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及高性能聚丙烯腈纤维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些深入的工作，钱先生不仅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见解，而且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包括热分析、流变、光散射实验等）来证实，进而提出了许多极有应用价值的独到见解。

课题近尾声时，钱先生亲自动笔用英文撰写了题为“大分子缠结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在领域内的国际知名刊物《应用高分子科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上以四篇连载形式发表。如果不是他后期因病入住华东医院，这一研究和论文连载还会继续下去。

钱宝钧先生在指导研究生

钱先生很早就提出碳纤维质量的关键在于聚丙烯腈原丝，而原丝性能好坏关键在于纺丝原液是否均匀溶解，其中大分子缠结和解缠的控制就是这里的核心问题。对于超高分子量的高分子溶液体系，钱先生提出高剪切解缠改性是很有效的工艺手段；在理论阐释上，他提出了天生缠结、拓扑缠结、勾结缠结等概念，大大深化了当时业界对大分子缠结的理解和认识。无疑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包含有很深刻的基础理论内涵，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价值或实际的指导意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可以说，东华大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高速纺”，再到21世纪以来在碳纤维、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等研究开发上取得的成果，无不得益于这些基础研究工作。这些支撑“国之重器”的科研成果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服务国计民生一线。“做接地气的科研”也是钱先生等老一辈化纤人传下的学术传统。

钱先生全家福

“‘作研究’是爷爷的命。”钱先生的孙子，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应用数学系任教的钱紘如是感慨：从我懂事起，哪怕是在“文革”期间，爷爷也是对作研究津津乐道和认认真真。爷爷自己是做化学和化工出身的，但是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看重。所以，文革后一有机会，他就要拉着我作抽象数学的父亲和姑姑一起做高分子的随机模型。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对我都有着潜在的影响。所以，作完了细胞生物物理方向的博士论文后，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转行去做了生物高分子物理化学的博士后。1986年，爷爷来美国访问和旅游，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去黄石公园游玩。我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在小旅店里谈高分子缠结和蠕动直到深夜的情景。爷爷还建议我去读John Ferry的“Viscoelastic Properties of Polymers”（聚合物的粘弹性）。不无巧合，我上个星期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是“Viscoelasticity of Living Materials”（活性材料的粘弹性）。我想，爷爷若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很喜欢看到我对这些东西有同样大的兴趣吧。

三、为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疾疾铁蹄肆意践踏我大好山河，战火熊熊，九州共泣。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的钱先生心急如焚，归心似箭，与同时留学的苏元复一起上书庚款委员会，请求提早一年回国，但未获批准。直到1938年末，钱先生才历经辗转回到祖国，到成都金陵大学任化工系教授、系主任，从此做出了他为中国化纤事业贡献一生的选择。钱先生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心迹：多年来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为振兴我国的化纤工业培养人才，并在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即使在逆境中他仍保持着强烈的事业心，是源自于他的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

创办化学纤维学科后，钱先生在紧张的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倾心育人事业，为人才培养呕心沥血，积极贡献。1959年，钱先生首批招收了王庆瑞为研究生，此后还有顾利霞、李繁亭等一批青年才俊，他倾心培育，结出累累硕果。王庆瑞老师提出了“侧序分布”的概念并创建了多种测定侧序分布的方法，为化学纤维科研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长期从事人工肾血液透析器研究，获得过国家发明奖。顾利霞老师解决了聚酯纤维与天然纤维混纺染色时损伤天然纤维的难题，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李繁亭老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了国家“六五”七大重中之重项目——涤纶长丝高速纺丝工艺与设备研发，助力学校首次以第一单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78年恢复招生研究生时，即将担任院长的钱先生看到了科学的春天，积极招收培养研究生，当年招收到的程正迪、潘鼎和胡学超等人，均为我国化学纤维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在钱宝钧先生的带领下，学校获批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单位，他和其他3位教师入选全国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

钱先生爱生如命。化纤研究所所长李繁亭在赶火车去金山石化的途中，因劳累过度不幸倒地殉职。得悉爱徒英年早逝的钱先生悲泪纵横，“我年纪大，为什么走的人不是我？”对于学校“青椒”，钱先生总是扶一马再送一程，自己则甘居台后。1990年法国主办一个聚合物加工进展的国际研讨会，受邀报告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该领域内的顶尖学者。主办方邀请中国的报告人就是钱先生，但他却把出席学术盛会的机会让给青年教师“亮相”，推荐了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胡学超代表他去。这也成为胡学超终生难忘、一直感念的往事。“当时我进了会场，很多人看着我，这么年轻的报告人，觉得不像啊。后来，我在会上报告了我们有关高强高模聚乙烯的研究进展，很快感觉到听众产生了很强的兴趣，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很先进有新意。会后很多国外同行过来祝贺，表达了与我们合作的意愿。”关心爱护的同时，他对青年教师学术道德上有很严格的要求，一定要一丝不苟，不允许造假；不能一出点好的东西就赶紧发表，每一个数据、图表都要重复验证，要很有把握了才能发出去；经常给学生讲，你们不要迷信权威，包括我讲的东西，不要觉得老师讲的就是对的。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研究员吴嘉麟在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时，钱先生直接给了他一个经费本并提供聚酯熔融高速纺丝实验室，支持其自主选题，鼓励深入研究。钱先生鼓励他说，高分子物理中有两大著名难题：玻璃化转变和大分子缠结，这两个难题都是有关分子基团如何合作运动的，破解这两个难题离不开基本的物理化学理论。吴嘉麟说：“实验结果出来后，他还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英文论文稿，发表在1986年International Polymer Processing创刊号上后，钱先生鼓励我将实验发现投入工程应用，他对我说：‘做理论的人也要随时发现和注意理论的应用，理论工作者做点工程项目对调节大脑有好处’。”

作为华纺第一届化纤专业毕业生，季国标院士[4]坦言钱先生是他的化纤引路人，并清晰记得当年受教于钱先生的情形：“因为是新学科，没有教科书，钱先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纤维微观世界的化学、物理结构和形态，激发了我对化纤极大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大学毕业后不久，正值国家要建立化纤工业，我毅然踏上了化纤的人生路。1976年，我在上海石化总厂蹲点指导新建的腈纶厂开车。由于在设计和某些设备上存在一些问题，开车很不顺利，为处理技术问题，约有半年时间就住在车间里。钱先生获悉后，特地委派人经常来看我，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改进了不少技术，顺利打通了腈纶生产线的开车全流程。”

[4] 季国标（1932 -2019），化学纤维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我国化纤工程技术、生产运行和工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奠基者、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之一。

钱宝钧先生借助放大镜仔细分析研究生的实验数据

在学生培养方面，钱宝钧先生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退休教师章潭莉老师曾说：“（钱先生教育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就必须将生产、实践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是工科大学，必须要生产和实践相结合”。本科论文就得到钱先生指导的材料学院老院长陈彦模教授说，钱先生坚持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只有做好科研才能提高教学水平。张瑜老师说道：“现在毕业的学生应该要多一些实践，因为有了一些理论还是要到实地厂里去实习比较好。”钱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热爱事业和生活的普通人，一直不倦工作至九十高龄，老而弥笃志且益坚，将毕生积蓄捐作学校的科研教学奖励基金。“中国化纤事业无不渗透着钱老的心血，正是钱老在困难时期仍不忘初心地坚持下，才有了中国化纤的今天。”钱老学生、退休教师王依民说，新一代东华人要传承钱老的精神，开创一个属于中国化纤的明天。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钱先生留给学生的又一笔精神财富就是始终不畏险阻、乐观向上。他在科研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动手吹制玻璃器皿；“文革”中遭受冲击时，他仍不忘研制化学溶剂，负责打扫的厕所是全校最干净的；双眼曾感染目疾几致失明，仍坚持思考与科研。他的工作日历一直翻到去世时的90岁，并在当年荣获首届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光华科技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钱先生有句名言“困难来了，怕什么？迎上去，克服它！”可谓掷地有声，温暖而有力。在今天的延安路校区，钱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工厂已成为师生们竞相打卡、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网红书店，入口醒目处摆放着几款文创帆布袋，上面就印着先生的这句话。

结语

高山仰止，静水深流。东华大学对钱先生有这样一段评语：“他学识渊博而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而提携后学，为国家在化纤科技界和工业界培养了大批英才，桃李逾九州。他淡泊名利、务实求真，热爱事业和生活。”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2015年，东华大学隆重推出原创大师剧《钱宝钧》，场场爆满，现已成为学校新生入学必“读”的第一课，感染和教育了一批批东华人、化纤材料人；2016年，学校设立“钱宝钧讲座”，程正迪院士作首讲；2017年面向全球化纤学者设立“钱宝钧国际纤维材料奖”；2020年学校成立培养拔尖人才的钱宝钧学院......

《钱宝钧》大师剧首演剧照

《大师剧》和学校校史馆中都提到了钱先生于1983年所作的一首小诗《欢迎新同学》：

布券一去不复返，满街男女尽时装。

百千新秀进学府，纺织科技放光芒。

今日孜孜勤研习，他年翼翼成栋梁。

不为一己求安乐，愿作别人嫁衣裳。

正是在这一年，国家宣告正式取消持续长达30年的布票，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穿衣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钱先生在诗作中难掩喜悦与兴奋之情，并在诗的最后发出自己深长而坚定的心愿——“不为一己求安乐，愿作别人嫁衣裳”。这就是钱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洒下了照亮一代代学人前进道路的光亮。

远渡重洋归故国，作为一名教育家、科学家，钱先生以化纤为志业，终生践行了自己的选择——“我的事业在中国”。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先生曾为钱先生题词：“五爱精神，光照千秋”。我自己课题组也形成了一个“蒙泰精神”（取“蒙学善问，泰定求真”之意），得名于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研究制备的“蒙泰丝”——细旦聚丙烯纤维。我想这也是对钱先生“五爱”精神的学习、继承与弘扬。写到文末，不禁想说：钱先生，我们一直怀念您。您留下的化纤大文章，我们会继续写下去。

徐匡迪题词

致谢

感谢江明院士的邀稿，在本文酝酿、撰写、发布的全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江院士及团队科学、严谨的专业态度，以国际顶刊水准创办《旦苑晨钟》公众号，用火热的情怀弘扬和传承科学家精神。同时也要感谢团队江世亮、赵炯心、张幼维、丁明利、张燕、陈丽芸等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