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我在《旦苑晨钟》公众号已经写过多篇有关我出国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的文章。学术报告后的掌声，国际合作项目获批后的真金白银资助，乃至与外国朋友分享美食和共览异国风情......无不令人高兴，回忆很美好。但在这条路上并非永远都是阳光和鲜花，也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体验，甚至经历过至今难忘的惊魂一刻。 

1991年，钱人元先生[1]推荐我担任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下简称“学会”）[2]大分子委员会的国家代表（National Representative），这个称谓听上去很吓人，因为会让人联想到联合国的“国家代表”。但在学会机构里，这是一个底层的职位。学会的领导层等级森严，它的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构。另外，在每一个学科分部都有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的选举和产生的过程很是复杂。IUPAC从建立到发展始终是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他们占有领导层的绝大多数职位。一直到90年代，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学者在其中占有的位置非常少。学会为了了解更多国家的情况，对在领导机构里面没有成员的国家，要求派出“国家代表”。因此契机，我被钱人元先生推荐代表中国化学会，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学会大分子部的工作。1993年初我收到通知要去参加学会第37届 General Assembly（全体大会），这是讨论学会各种事项的最高会议，每两年一次。这次会期定在1993年的8月4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

[1] 见《旦苑晨钟》2023年12月5日江明院士、12月7日郭明雨教授撰文。

[2] 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1919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权威的国际性化学组织，各国仅可通过其全国性组织代表该国化学工作者参会。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代表中国高分子界去国外履行我的职责，自然不敢懈怠。我仔细收集整理了当时我国高分子研究的进展，准备在会上汇报。更为重要的是，钱人元先生要我协助他在会上争取在北京召开大分子世界大会，这对正在走向国际的中国高分子来说，自然是个大事。

像往常一样，我还想借此次出国开会的机会作顺访和学术交流。我计划在7月29日出发，先到意大利的比萨大学（Università di Pisa）（比萨大学不是很有名，但是比萨斜塔享誉全球）和热那亚大学（Università di Genova）进行学术访问。访问结束后，我再到里斯本开会。因为当时我国在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人还比较少，所以我很顺利地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钱落实了，再向国家教委申请，得到红头“批件”（图1）就能通过上海市外办申请签证了。

图1. 国家教委批准我前往葡萄牙出席第37届IUPAC大会并顺访意大利热那亚等大学的批件

1993年7月29日，我从上海出发。当时上海还没有直飞罗马的航班。我选择先乘飞机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到罗马。到罗马机场后乘小火车到罗马中央火车站（Roma Termini），再从那里乘火车去比萨。我出远门的行装是当时公务人员出国的“标配”，一个手提公文箱，里面放着我最重要的一些物品，包括护照、机票等等；另外一个是放置衣物的带滚轮的大箱子（当时拉杆箱还没有“发明”，或者是还没有普及）。当我从小火车地道出口到达罗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时，华灯初上。因为当晚要赶到比萨，我无心欣赏周边壮观的夜景，左手推着滚轮箱，右手提着公文箱径直向罗马中央火车站主楼走去。

我刚走了还没有几步，突然感觉后背一阵阴凉，好像衣服被水浇透了。同时耳边传来低沉而充满威胁的声音：“Back，look at your back！（后面，看你的后面！）”。我下意识地把手提公文箱往地上一放，试图解开自己的上衣扣子。不料就在这转瞬之间，衣服还没有脱下，却瞥见我放在地上的手提公文箱没有了！顿时惊醒，环顾四周，抢包人已逃得无影无踪。手提箱里有我的护照、飞机票、照相机、近1000美元现金（这在当时可是巨款啊！），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Walkman随身听（图2）。还有更重要的，我准备到两个大学做报告用的幻灯胶片和里斯本会议的汇报材料也在里面。公文箱遭窃，我几乎失去了我的所有！惊魂未定的我一下子感到茫然无措，异国他乡，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图3）。当时天色已晚，我完全不明白该去到哪里，只是下意识地继续往车站的主建筑走去......走进候车大厅大楼时，猛然见到“Police”的标牌（就是我们说的车站派出所吧），这时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过来，“我应该报警，对，我要报警！”

图2. Walkman随身听，即袖珍卡带录音机，80-90年代十分流行。后因MP3播放器和智能手机的出现，Walkman已被完全淘汰了

图3. 在罗马火车站的惊魂一刻（被窃者戏作）

这个“Police”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警察在值班。见到他们，我恢复了冷静，好像也看到了希望，立即向他们用英语讲述我的遭窃过程。听我讲完，两位警官面目平静，甚至略带微笑。看到他们的这个反应，我大致猜到，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是太习以为常了。他们很熟练地从公文夹里拿出一叠空白“DENOUNCEMENT”要我填写。在我有限的英语字库里，还真是没有收录这个单词。但从后面各栏目的标题立刻明白，这是报案单！（图4）。罗马派出所的报案单是相当“国际化”的，里面有4种文字，即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和德文。但没有中文，这也说明当时中国还不够“国际化”，出国的人还不多。但是实际上在罗马遭窃案里中国人比例最高。因为窃贼知道，当时我国还没有国际上通用的银行卡，中国人习惯带现金。虽然当时的“旅行支票”是比较安全的，但需要先在国内银行用外汇换成旅行支票，到国外的银行凭护照兑付，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都是用现金，结果上了大当。

这份报案单一共有4页，文件一开始让我写简单的个人信息，然后填写是不是丢掉了东西，丢了什么东西，当时的情况怎么样？我写道：“When I went across the station square, suddenly some one called me ‘Look at your back’, I found it was spoiled by ......”（当我穿过广场，突然听到有人对我喊道“看你背后！”我发觉我后背衣服被淋湿了......）。在写这段“被窃记”时，我突然有个很奇妙的联想，这很像是当年出国前突击“New Concept English”（新概念英语）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小作文”。想不到那时的基础训练在洋人的派出所里派上了用场！ 警察收下报案单，看也没看，又熟练地在上面签字、盖章。然后复印了一份交给我“留作纪念（？）”，说：“你可以走了，如果我们发现线索，会想办法通知你。”我看到警察这样熟练的操作和态度，就知道找回我的手提公文箱是没有希望了。难道我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不行！我注意到派出所电话机旁有垒得高高的几大本电话号码簿，我的希望在这里！几番倒腾，我终于查找到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电话和大使馆教育处的电话。立马兴冲冲地给大使馆打电话，向祖国亲人求救。不幸的是，大使馆已经下班，电话那头的录音回复说，请在工作日的几点到几点打电话。我急忙又打电话到教育处，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虽然我非常失望，但相信明天会有转机。

万幸的是，虽然我大量的美元钞票都被偷走了，但是我在罗马机场下飞机以后，为了搭乘小火车到罗马中央火车站，我用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花费大约10美元买了一张火车票，剩下的90美元还在我上衣口袋里。这成了我最后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否则我真的要流浪在罗马街头了。我为防再遭不测，紧捂上衣口袋里这保命的90美元，回到广场，找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

图4. 我在罗马火车站派出所的报警记录。相信在我的同行朋友中，这类四国语言的“国际”报案单应是“孤本”

第二天一清早，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大使馆教育处，居然打通了，接听的是教育处的马参赞。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说：“你电话来得非常及时，再过半小时我就要离开这里，去西西里岛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聚会，你就没办法找到我了。”马参赞很快就开车到了我住的旅馆，见到他时，他很平静，我却是难掩激动。他安慰我说，会帮我解决问题，让我先乘坐他的车到大使馆教育处。马参赞与我详细讨论了后面的安排。因为我主要的证件都已经丢失，我报告用的幻灯胶片也没有了，所以我去比萨大学和热那亚大学的顺访和去葡萄牙参加IUPAC大会肯定是无法完成了。马参赞看来已多次处理过这类事，好像有了固定的流程。他说，他要帮助我补办护照和垫钱给我买回程的飞机票等等，但是他必须先确认我的身份，要我证明“我是我”。我当即按他们的要求写了一封信（图5），用传真（Fax，当时电子邮箱还没出现，更没有微信，传真电报是传输文件最快捷的方式）发往复旦大学，向杨福家校长[3]汇报和求助。希望学校可以立刻回信证明我的身份，并作财政担保，以便使馆为我代购机票。同时，我在传真中特意提到我必须尽快回国的紧急性，因为在8月14日，北京将召开IUPAC Congress（学术大会），我是会议程序委员并作邀请报告。学校方面接到我的传真后非常给力，当时新成立的高分子科学系的系主任杨玉良教授[4]亲自处理，立刻按照我信中的要求手书了回信（图6），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此后，我就配合使馆忙着安排从罗马回上海的事情。期间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因为补办护照要提供照片，我只能到街上的自动照相亭拍照。当我把硬币投入收钱框以后，我端庄地盯着镜头，但大概等了十几秒钟没有见到闪光，便疑惑地往投币孔瞄了一眼，结果就在这个瞬间，相机闪光了。于是拍到了一张惨不忍睹的“离谱照”（图7）。形象虽丑得有点离谱，但它生动记录了我的“至暗时刻”，我舍不得丢弃。

[3] 杨福家（1936-2022），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等职，创办宁波诺丁汉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

[4] 杨玉良，高分子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等职。

图5. 我传真发给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及各位领导的信

图6. 复旦大学为我开具的文件

图7. 我在罗马自助照相亭拍摄的照片（作者注：仅限本文使用）

大使馆的马参赞还对我说：“怎么搞的，你们出来之前没有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吗？我们跟教育部已经讲过，到这里来风险非常大，被窃的可能性很高。被窃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骑摩托车在路边上抢包的，像你这样把你的衣服弄脏，再抢包的等等，我们都讲了......”我说我没有见到这样的通知，所以完全没有警惕性。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听同事说，我们学校的前任校长华中一先生[5]与我竟有过相同的遭遇。其实他是提前知道罗马火车站的风险，有一定的警惕。当他在电话亭打电话时候，他特意把手提箱夹在两腿当中，而不是放在地上。但是，还是有人从他身后一下子把这个手提箱抢走了。所以对于当时访问意大利的中国学者来讲，罗马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地。

[5] 华中一（1931-2007），真空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我国真空科学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

由于罗马遭窃，我被迫取消去比萨大学和热那亚大学的顺访，我从中国驻意大利教育处给两所大学的两位教授分别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他们都表示非常地同情，特别是热那亚大学的Alfonso教授，还特地写给我一封满满两页纸的长信，一再说，他对发生在他们国家的这种行为深感“shame”（丢脸）。

虽然罗马遭窃破坏了我的里斯本行程，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在那次IUPAC大会上，钱人元先生为之努力多年的在北京召开世界高分子大会的申请终于成功了。钱先生后来在《高分子快讯》上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图8）。《高分子快讯》是九十年代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创办的一个“小报”，我以后或会为它写篇回忆文章。

图8. 钱人元先生在《高分子快讯》上发表的短文，通告IUPAC MACRO 2002（2002世界高分子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召开

马参赞和教育处的两位同志非常热心地帮忙给我安排回国的机票。8月5日，我从使馆乘坐公交到罗马火车站广场，再下地道去乘小火车到飞机场，精确地“原路返回”。当我在火车站前广场快要进入地下通道的时候，在我几天前被窃的几乎同一个地点，我突然感到自己背后又湿掉了，又有人在我耳边叫到“Look at your back！”我扭头一看，盗贼就在我的身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真想上去揍他一顿，但我哪有这个能力？我只能一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滚轮箱，一手握拳，对他怒目凝视。狭路相逢勇者胜，盗贼又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穿着后背湿掉的衣服，快步走向地下通道。一直等到上了火车以后，我才敢放下我的箱子，把我的衣服脱下来擦洗。盗贼用的这种喷射液体很奇怪，有一点儿芳香味，凉凉的，好像稀释过的冰淇淋，用水一冲，一点痕迹也没留下，简直可视为“环境友好材料”。

8月6日我回到上海虹桥机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多次出国访学，家里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从没有在机场迎送之类的“仪式感”。但这次从罗马回到上海，当我走到接机口时，十分意外，我见到我太太已等在那里了！她含笑向我走来，接过我的提包，像是迎接我的“胜利归来”。这时我想起的是“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我们在结婚时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誓言，但我们在相濡以沫的岁月中却都一直在默默地实践着。

回国后，我紧张地重新制作了IUPAC Congress邀请报告用的幻灯胶片。这个系列大会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8 月 14日，大会在新建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了，许多化学会的老前辈们都来参会了。我见到了基金委主任张存浩院士[6]，他是我很尊敬的前辈，虽然他不一定认识我。我主动走到他的面前，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申请到了基金委的全额资助去葡萄牙里斯本参加IUPAC大会，但是我自己不够小心，在罗马火车站广场被窃了。用了基金委这么多钱，但没有能够完成任务，我很抱歉......”我万万没想到，他马上回答我说，“没有关系，我也在罗马经历过。”

[6] 张存浩（1928 -2024），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众多奖项。

参加这次大会，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我的邀请报告是我尊敬的黄葆同院士主持的，期间有个有趣的小插曲（见《旦苑晨钟》2024年2月20日发布的郭明雨文）。会上，我国唯一的大会报告人是上海有机所的蒋锡夔院士[7]。美国化学会会长亲自主持蒋院士的报告，他在介绍报告人时说，他70年代就访问过上海有机所，当时接待他的教授们都穿着“毛服”，只有蒋是穿西服的，而且他的英语特别流利。他说：“Jiang is the most westernized Chinese professor!”，引起一片掌声。会议休息时，我有幸和我尊敬的前辈陆熙炎院士[8]、黄葆同院士、张中岳教授[9]“同框”，照片记录下了这美好的瞬间（图9）。照片中我笑容满面，颇有春风得意的味道。半个月前罗马遭难的阴霾终于驱散，鲜花和掌声又回来了。

[7] 蒋锡夔（1926-2017），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有机化学和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8] 陆熙炎（1928-2023），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9] 张中岳（1925-2015），化学化工专家，曾任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化学会理事。

图9. 第34届IUPAC Congress晚宴留影。左起：陆熙炎院士、黄葆同院士、张中岳教授、江明教授（1993年，北京）

江明 姚琳通 执笔，郭明雨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