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大到伯克利，1978年首批赴美学者的时代破冰之旅与温暖记忆 从北大到伯克利的学术破冰与温暖记忆 ——潘惟钧教授访谈录 李子骏 熊卫民 访谈整理 1978年12月26日晚，52名赴美首航学者（图1）前往美国留学，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这一过程中，一定存在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留学者内心充满迷茫与困惑的同时，也一定有着坚定的力量和赤诚的初心。2025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第47年，将近50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又会有新的感悟。  图1. 1978年12月26日，方毅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并合影（取自网络） 本访谈的受访人为潘惟钧(图2)，1938年出生于上海，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成绩优异，能力突出，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他被北大挑选为赴美进修的首批52名学者之一，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学习，师从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布莱克本（Elizabeth H. Blackburn，1948- ，以下称为Liz教授，图3），主要从事当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于1981-1982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Cell（《细胞》）期刊上先后发表两篇研究论文，延期5个月完成研究课题后于1981年10月回国。回国后他与其他归国学者在北京大学开设分子生物学相关课程，并购买先进设备助力中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后又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旧金山分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其后在美国杜邦公司做制药研究十年后退休回到中国。  图2. 潘惟钧教授（熊卫民摄于北京大学，2018年8月7日）  图3. Elizabeth Helen Blackburn (取自网络) 这篇访谈录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赴美留学的历史场景。潘惟钧教授的亲身经历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奋斗与成长。他的留学之路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响应国家与时代的召唤，肩负着填补学科空白、带回先进知识的使命。这一过程体现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交流和学术发展方面的起步阶段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复杂情境。访谈中，潘教授对中美学术环境和文化差异的亲身感受，以及他在异国他乡凭借坚定信念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故事，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情感色彩和人文内涵。这篇记录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那个时代无数默默奉献、勇于开拓的中国学者群体的真实写照，具有历史和人文价值。 受访人：潘惟钧教授 访谈人：李子骏 整理人：李子骏、熊卫民 访谈时间：2025年1月26日 访谈方式：线上访谈 一、入选赴美学者：从北大到伯克利的契机 李子骏（以下简称李）：您当年是怎样入选赴美首航学者的？自主申报后统一考试吗？ 潘惟钧（以下简称潘）：现在你们这一代人可以自己申请海外留学，自主报考，我们当时是由学校党委决定的，我接到通知之前对要去美国留学这件事一无所知，在整个过程中我的“自主性”是很低的。当时国家分配给北大13个名额，生物系有两个名额，党委领导商议决定派我和王志美去，选派的13人中只有她是党员。与此同时，清华大学选派的9人中只有一位非党员，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这两所学校不同的办学理念以及对待赴美留学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当时英语能力有全国统一的考试，而业务能力则由各单位自行决定，没有什么考试形式。 李：为什么领导会选择您赴美呢?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潘：这要从早些年的经历说起。我之前在北大生物系读书时成绩一直很优异，但是在我毕业的那年，我的父亲被冤枉入狱，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平反。这件事在当时对我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我的专业能力，我还是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曾担任团支部书记，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当时政治环境很敏感，容易“祸从口出”，我的一些话就都被记录在案，我也因此被看成异类。“文革”结束后，生物系原先的领导们都“官复原职”。他们亲历了文革后，对我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对我的意见和建议都比较重视。但是发生过的事总还是会留下痕迹的，所以当我得知被选派去留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不是“可以去美国进修了”，而是“我终于可以被大家平等看待，成为一个政治上以及各方面不被怀疑的人，这是对我的学术能力与独立人格的尊重和认可”。 二、赴美前的准备：从封闭到开放的过渡 李：赴美留学前有进行过统一培训吗？包括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 潘：按照现在的流程是要先和国外的高校取得联系，把资料寄过去等待批准，还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是在当时由于国内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我们掌握的关于国外高校的信息几乎为零，甚至不知道美国哪些学校有生物系，生活习惯方面也是一无所知。这就导致我们一行人到达美国之后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出国前我们的英语只能应付英文文献的阅读，口语很差。到了美国之后我们都住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建交后改称大使馆）。联络处买下了一家“五月花”旅馆，内有许多房间，足够所有人住下。我们住进联络处后一边联系进修的去处，一边去华盛顿地区的几所大学补习英语。我们在学校里跟来自伊朗、巴基斯坦以及一些南美国家的学生一起，像小学生似的分班学习。 李：是如何与美国的高校取得联系以及确认导师的呢？ 潘：因为当时信息很闭塞，我们对美国的高校基本是一无所知。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大使馆（联络处）请了曾在民国时期留美的华人教授和一些已经在美国有一定名望的台湾学者作为沟通中介，帮助我们和美国高校的教授取得联系，相当于是导师在选择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导师。在确定导师之前我们就依然在补习英语，半年内大家陆陆续续离开联络处正式开始去有关机构进修。有一天Liz教授来信说欢迎我去她的实验室工作，她当时刚成为助理教授，掌握的学术资源不多，资金也不充裕。她把她的一篇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寄给我，当时国内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我完全看不懂她的论文。她的这篇文章并非发表在一流的期刊，但却成为30多年后她获得诺贝尔奖的开创性成果。 三、初到美国：文化冲击与适应 李：初到美国时是怎样的感受？ 潘：中国当时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而美国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早些时候有规定驻外人员必须两人结伴同行，美其名曰相互保护，实为相互监督。1978年12月27日我们抵达美国（图4），两人同行的规定刚取消不久，我们几个同伴一同出行。我们当时的统一着装是黑色呢子大衣，就像电影《罗马假日》里的便衣，相比于街头服饰各异的美国人辨识度是很高的。  图4. 1978年12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机场的中国赴美访问学者（取自网络） 李：从落后封闭的中国去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感受到文化冲击吗？ 潘：当时在国内几乎了解不到国外的情况，等自己真正到了美国才知道国外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闹了不少笑话。比如，国内当时没有人行横道，汽车也少，大家都习以为常地横穿马路。一天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都主动停下来让汽车先走，以示东方大国礼貌，但是洋司机们却都笑着摆手让我们先走。我们以为这是对中国人的友好，事实是美国交通规则就是汽车礼让行人。 另外，我们到美国之后不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访美了。有一天我们收到联络处的通知：卡特总统夫人设宴招待邓小平夫人，邀请我们作陪。大家都很高兴，盼望着享用美国国宴。许多人故意没吃午餐，留着肚子。宴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我们只尝了一些点心，一心期待着国宴。到了五点钟，欢迎会开始，两位夫人讲话结束后就宣布散会了，没有我们期待的豪华国宴！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那天晚上的宴请只是一个reception（招待会）不是banquet（宴会），reception和banquet这两个单词我终生难忘。 还有，刚到伯克利的第一个星期，校方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以便更好地体验和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我就开始了寄宿生活。那家人住在山上，我每天去伯克利的校园要穿过一条高速公路，当时国内还没有高速公路。我认为从桥洞绕行费时费力，所以直接翻过公路两边的护栏到对面，完全不知道高速路栏杆是不许翻越的。 四、学术探索与伯克利岁月：分子生物学的突破之旅 李：初到美国，能适应美国的学习节奏吗？ 潘：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科学研究落后美国很多。但是不同的学科，中美之间的差距很不同。数学方面跟美国的水平是比较接近，北大数学系派去的两位老师，在伯克利一边听课，一边还给美国学生开课；北大物理系的老师去听了他们研究生的课后说：“也不过如此”；但是生物系派去的我和王志美旁听他们大学生的课，都听得一头雾水。当时有一门课叫分子生物学，这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蓬勃兴起的学科。但这段时间到改革开放前，刚好是中国最封闭的时期。正是这20年间，这门学科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起来，但是中国对这一领域没有任何了解。那时的我俩就好比现在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去听大学的AI课程。 李：我听说当时有些赴美学者被要求不能修学位，您当时修学位了吗？ 潘：物理、数学或者生物领域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之类的专业，读一个学位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但当时我连听基本的生物学课程都很吃力，读学位是相当困难的，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若只是针对某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做研究的话那相对简单一些。只要把基本概念弄清楚，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再努力做实验就可以了。当然，也需要较强的推理能力和一些运气成分。我之前在国内有进行过一些科学研究的训练，算是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虽然听课有困难，但是却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在Cell（《细胞》）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 李：当时您和导师是怎样的相处模式？ 潘：Liz教授当时刚结束她的“博士后”生涯，在伯克利拿到助理教授职位，那年她才31岁，没什么地位和经费，她知道有一个中国来的人愿意免费在她的实验室工作，就欢迎我加入。当时我已经41岁了，她相当于还是个姑娘。第一个晚上就住在她家里。晚饭后，她问我对她的论文有什么想法，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无从回答。她看出了我的尴尬，马上换了个话题，问我在国内都做了些什么研究。 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给她讲了以下的经历。当时不巧赶上北京各养猪场、养鸭场多种畜禽流行病大爆发，而北京市原先的兽医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的老师们都不在，各畜牧场对流行病几乎束手无策。他们就向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求助，我们几个人对兽医一窍不通。但形势所迫，只好硬着头皮从头自学兽医，现学现用。万幸的是得到了两位农大兽医系病退回北京休养的老师的指点。 想要配药治病首先要判断是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我们的操作过程是：把病死动物的病变器官取出，加大剂量的抗生素搅匀再接种给健康动物。（抗生素只对部分细菌有效，对病毒无效）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确定了这种流行病是病毒引起的。接着用乙醚处理匀浆，判断此种病毒有无囊膜。最后把过滤液通过不同孔径的滤膜来推测病毒颗粒大小。这几个步骤结束后再对照发病症状，基本就可知道是什么病毒了。用这种“原始手段”竟然准确确诊了好几种流行病，包括小鸭肝炎、猪水泡病、猪口蹄疫、牛鼻气管炎等等。 接下来就需要考虑怎么治疗了。以小鸭肝炎为例，它只感染雏鸭，死亡率大于95%。个别没死的鸭子体内一定有了抗体，于是把存活下来的母鸭产的蛋的蛋黄搅拌成匀浆，注射到雏鸭脖子。我们当时在养鸭场没有无菌操作，只能靠加入大量抗生素。一只鸭蛋黄稀释后可以注射许多雏鸭。结果十分有效！抑制了小鸭肝炎的流行。 后来我们掌握了细胞培养技术，这是一大进步。当时全国各兽医制药厂都是用活的动物来制备疫苗，效率和产量较低。我们就和兽医制药厂的技术人员一起建立大规模的细胞培养技术，接着又在兽药厂开办为期2个月的“细胞培养短训班”，对象是全国各省的兽药厂派出来的二三十名年轻工人，只有小学或初中的文化程度。上午手把手地教他们培养细胞、接种和收获病毒的技术，下午由几个教员分别给他们开设“细胞学”，“病毒学”和“细胞培养”三门简易课程。我们1975年和1976年分别在郑州和南京的兽医制药厂举了两期短训班，为后来全国兽医制药厂改用细胞培养生产疫苗开了头。 那个晚上我就这么滔滔不绝，连比带划地向Liz讲述我的科研故事。她非常感兴趣，这是她从来没听说过的“科学研究”。她对她丈夫喊道：“John, 快来听听他们在中国是怎么做研究的”。从这一晚的谈话她应该知道虽然我对分子生物学一窍不通，但我是经过科学研究思维和技术训练的。我也对自己的蹩脚英语有了一点信心：加上手势和表情还是可以表达清楚的，不必考虑文法。 估计她对我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之后我就开始跟着她做研究了，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您所在的实验室氛围怎么样？ 潘：当时我41岁，她（Liz教授）31岁，她招了两个博士生，都是二十几岁，没有中国的同龄人成熟，还招了一个实验员。Liz跟我的个人关系是很好的，有好几次她找到我，谈的问题都不是关于科学研究的，而是关于实验室的人的。比如谁最近有什么情绪，想跟我沟通一下怎么解决。她说“I think you are the only mature people in my lab.”（你是我实验室里唯一成熟的人）。当时她作为一个年轻教授需要有亮眼的成果来让她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我在她的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半，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好的期刊Cell（《细胞》）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了两篇研究论文，这对于我个人和她都有很大的益处。 李：您的这两篇顶级学术论文是怎么产出的？ 潘：我的导师Liz教授4年内在Cell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有两篇是我做的研究，而且那两项研究都是我自己发现的课题。我当时发现了两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找到她交流，她很感兴趣，让我赶紧做实验，我几个星期后就得出了实验结果，验证了我的推测。她迫不及待地问我：论文是她来写还是我自己写？我回答说：“我写估计要两个月才能写出来，你写的话估计两个星期就够了。”她说：“不用两个星期，一个晚上我就写出来了。”果然，她很快就写出来了，相当于她拿到助理教授职称的第三年就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两篇论文当下看的话没有很大的深度，但在当时是很新颖的，所以能够发表在Cell（《细胞》）上。她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这两篇论文我都是第一作者。 李：当时经费有限，研究压力也比较大，您有觉得吃不消吗？ 潘：你说苦不苦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很享受做纯粹研究的乐趣。我那段时间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没有周末，一方面是中美这一领域实在差距太大，我要加速追赶，另一方面是我确实乐在其中。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实验室，吃饭也很简单，买一只鸡炖鸡汤，两大块脯子肉和两个鸡腿，总共可以分四份，每天带一份。回家之后再煮些东西吃。两年中几乎天天如此。以前我在国内也做过几年的兽医研究，但是杂事太多，70%的精力和时间花在无趣的杂事上。而在美国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研究本身。其乐无穷！ 之前我没做过学术性很强的研究，1959-1960年为了响应上级的指示，大家一起研究远源杂交，当时是一种“明知道做不出成果，还不得不继续做”的状态，包括后来去畜牧场进行的传染病研究，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应付很多的物资、人际关系、政治形势等各方面的问题，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所以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非常享受，我除了做研究其他什么都不用考虑，我终于可以做我一直想做的纯粹的研究了。包括后来我到美国制药厂（杜邦公司）去做研究工作也是这种状态。周末休息的两天，当然很轻松，但是到了星期日晚上，就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实验室去看我的实验结果。虽然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工资拿，养家糊口，但是也是一种享受。我这一辈子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不仅是为了生计，更多的是我享受做研究的过程。 五、回国后：助力中国分子生物学起步 李：回国后学校对您是怎样的态度？ 潘：当时回到北大生物系之后，系里的领导对我都很好，也不存在什么歧视，但工作上也是存在一些困难的。 李：1984年的一期《经济日报》上刊登了您的一张工作时间表（图5），您指出了在美国和中国时的工作效率相差甚远，具体有些什么原因呢？  图 5. 1984年《经济日报》刊登的潘教授的工作时间表（取自网络） 潘：当时我们每天除了做自己的研究之外还要做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采购实验用品、制备实验用具等等。这些零碎的事情会占用大部分精力，所以真正花在研究上的时间会少很多。所以我说在美国的时候研究效率高，因为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我主要表达的观点是希望可以改革用工制度，放宽雇佣临时工的限制，因为我有一半以上时间所做的事是初中毕业的临时工就可以独立做的。但是记者没有报道我的这点意愿。 李：您当时和生物系的其他几位老师共同开设了一门“生物学英语”课程，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潘：这件事是当时的系主任陈德明最先提出的，当时他觉得中国的学生的英语口语太差，影响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那时候对英语教育也没有现在这么重视，他就提议开一门生物学英语的课，为此他准备了一本美国青少年科普读物作为教材，内容是生物学相关知识，语法不算太复杂，可读性也比较强。他拿着这本书找到我，询问我能不能开这门课。我回想起我刚去美国的时候也在口语上吃了不少亏，所以开设这门课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找了两个刚从美国回来的老师一起把这门课办起来了，把学生分成了三个班。 当时这门课不在教学大纲里，属于临时增设的课，所以没有学分，但是大家报名却很踊跃。我们先进行了一场考试，筛选出一批英语水平相对更低的同学，把机会给最需要的人。把同学们分成甲、乙、丙三个班，每个班大概20多个学生。当时都是晚上上课，用的是油印的蜡纸“课本”，一册书大概20篇小文章，每节课都座无虚席，几乎没有人中途放弃。当时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口语比较差，所以课上我们会采用英文问答的方式让大家多练习说，课堂的讨论也都是让大家尽量用英文进行。这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在当时是不小的挑战。这样的训练很有效果，大概一年之后大家的口语水平就都有了提升，这门课也就不办了，好像只办了两届。 李：据说当时回国的学生在国外获得的经费要上交来缓解国家的外汇储备压力，您当时也上交了吗？ 潘：我们出去的头两年是国家提供经费，一个月国家只给400美元，要负担包括房租在内的所有开销，相当紧张。在美国待满了两年的时候，按原定计划该回国了，但是我的研究还没有做完，所以需要延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再提供经费了，我跟Liz说明了经济紧张的情况，她就按“博士后”的薪资水平给我发工资。后来回国的时候我大概攒了几千美元。回国之后留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找到我，很诚恳地跟我进行沟通，说明了校方的国际交流的大部分开销都只能学校自行解决，所以外汇非常紧张。但是我在回国前就用攒下的钱买了一些做实验要用到的仪器和试剂。当时国内相关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所以仅凭我的几千块钱根本不够用来做科研，只够买些回来给学生做示范和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用的小设备。这些设备在当时也价格不菲，所以基本我带回来的钱都花完了。 六、伯克利的重逢：实验室中的温暖记忆 李：后来您又回到伯克利工作，身份不同有怎样的心境转变？ 潘：我第二次去Liz实验室工作是个意外。1989年，Liz担心我，突然给我发来一封“邀请信”。邀请我去伯克利开设三门课。我莫名其妙。回信说：你明知道我讲不了这些课的。她又回信说我能讲。几次信件争论后决定通电话。先在信里约定几月几日几点钟她给一个什么号码打来电话。那时国内只有职位很高的人家里才有电话。我按时去朋友家接电话。电话里Liz和我还是各执己见。最后她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故意把我说得很重要，好让美国驻华领事馆给我发签证。 再次回到Liz的实验室，跟大家相处也非常愉快。几年之后我要离开实验室去杜邦制药厂工作的时候，她为了欢送我，举办了两次全体活动。一次是在她家中聚餐，我收到了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一条长123米的红色丝带（图6），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给我写了一段很长的“临别赠言”，每段话都很风趣幽默又真切温暖。另一次活动是全体去金门公园游玩(图7)，大家一起野餐、唱歌、聊天。在当时，实验室的人员变动是很频繁的，但是Liz教授从来没有对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的离开有过如此重视。这份情谊很是难得的。后来Liz与我也一直保持联系，疫情期间也有过视频通话。  图 6. 独特的临别礼物——长达123米的写满文字的红丝带（潘惟钧提供）  图 7. 实验室全体成员在金门公园聚会，左一为Liz教授（潘惟钧提供）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