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

数月前收到江明先生邀约，希望我写一写在阿克伦（Akron）的求学时光，作为学生记录程正迪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既荣幸又惶恐，数易其稿，仍觉挂一漏万，远不足以展现程先生胸怀学养的全貌。程先生对于教育和科研的热忱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终身追蹑的典范。尽管辞钝意邈，我还是努力写一些文字与大家分享，谨此献给恩师和那段难忘的岁月。

缘起

早在我进入大学之前，程先生就已是誉满海内外的高分子物理名家，经常应邀到北大讲学（图1），我也因而有机会初识先生风范。那时空调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而程先生的课时又大多集中在暑期，一节课下来，先生的衣服前后都要湿透，但讲述的节奏和精彩程度丝毫不受影响。程先生这份对科学的热忱以及强烈的感染力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程先生讲授的有高分子晶体学、热分析、相变及亚稳态等几门课，听众中既有老中青各路专家，也有像我一样前脚刚迈入科学大门的少年学子，而程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让不同层次的听众都感觉获益匪浅，同时还都不觉得太吃力（当然，往往课后回顾起来才发现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其中穿插的各种历史掌故和人物事迹更是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多年后我自己走上讲台，才深切体会到，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识素养，以及多细致的教案设计。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听程先生谈到“教育是本良心账”，他在讲课上投入的心血，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确实，能够把一门课讲好是教师的基本功，而能够通过授课去传递热情，点燃梦想，影响一批人，尤为不易。当时的我，因为早年梦想从医，还是更属意化学合成与药物研究，殊不知冥冥之中已经埋下了一些伏笔。

图1. 程先生早年在国内讲学的照片

大四那年，我申请赴美留学，计划追寻自己的医学、制药梦想。虽然我的成绩还不错，却意料之外地没能被录取。既定路线受阻，我只好做“北漂”，在一家外包研发公司临时工作，以待来年。然而，命运再次和我开了个玩笑，第二年的申请又完全落空。我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焦虑和迷茫之中。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在陈尔强老师的引荐之下，时任阿克伦高分子科学系主任的程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不仅首先帮我联系了与我技能专长更对口的George Newkome教授，更是在Newkome教授无法为我支付春季入学额外学费的前提下，主动提出用自己课题组的经费支付，让我得以尽快入学，避免再多浪费半年的等待时光。在此之前程先生并不认识我，却在了解到我的知识背景和坎坷经历后毫不犹豫地大力扶助，实在让我无比感恩。后来我才了解到，程先生组里有几位师兄也是在遭逢低谷时幸得先生援手而加入课题组的（这些师兄现在都已是独当一面的栋梁了），而先生则一直谆谆教诲我们，做人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顿时觉得，研究生时期，跟随一位德厚慧深的导师，可能远比进入一个热门的专业或学校更重要。好的导师，不仅能传授给你专业知识，更会以身作则地影响你，教你如何为人处世。因此，我到阿克伦之后，主动提出加入程先生的课题组。就这样，我这个一心想做药物的学生加入了一个高分子物理的课题组，真是一段不寻常的缘分。我想这也是程先生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发掘、保护、培育人才的一种体现吧。

治学

我在程先生组里的第一个课题是已经积淀了两位博士辛劳的“长跑”项目。第一位是韩国的Kyungmin Lee博士，他在Quirk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样品合成工作；第二位是熊辉明师兄，他成功观察到预期的弯曲高分子单晶。我则需要找到这种弯曲形貌的成因。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这个项目贯穿了我的博士生涯，重复、受挫、停止、尝试，屡败屡战，经过许许多多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并在我结束第一站博士后的时候在Macromolecules（《大分子》）上正式发表[1]。在这个持续长达十余年的项目中，程先生始终坚定地展现出解决重要问题的决心和勇气，能够平衡坚持和妥协的尺度，总以帮助和解决问题的姿态出发，持续鼓励和激活学生的潜力。我想，这大概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程先生总能想得更为深刻，做得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原因。

在推进课题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也一直努力思考其他的路径。我是高分子的新手，反而可以不限于领域对高分子的固有印象，产生了用刚性纳米粒子来取代高分子无规线团的想法，觉得可能带来丰富而有趣的组装行为。经过深入思考，我写了一个题为“Polymer Single Crystal: More Versatile than Expected”的研究设想，在2006年8月底交给程先生。程先生第二天反馈给我一份做了许多批注的稿子，鼓励我去探索（图2）。由于没有现成的样品，我们需要自行制备。程先生就请Quirk教授作为我的共同导师，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从那时起，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化学实验室里，组会汇报的也都是合成方面的。程先生从未从事合成方面的工作，却能毫无芥蒂地接受学生的不同想法，实事求是、平等谦虚地与学生商讨攻关细节，在我们工作缓慢甚至停滞时，他始终给予笃定的信任、支持和关怀。这对我和后续从事这方面的小伙伴们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合成小组，并发表了一系列工作[2-4]。

图2. 程先生批注的关于我的有关高分子单晶的研究设想

在推进相关物理研究方面，程先生体现出他谨慎的态度、把握全局的站位高度和独到的学术品味。尽管此类样品展现出与嵌段高分子颇为相似的组装行为，但他希望看到传统自组装里没有的东西——正因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所以研究才分外有趣。有一天深夜，我们终于在一个样品上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小角衍射图案，非常兴奋地发邮件给程先生，居然马上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认为这是在金属合金中被观察到过的Frank-Kasper A15相态，但在高分子中极为罕见。他的直觉非常准确！这打开了一扇高分子超晶格的大门。之后，我们陆续发现了Sigma、DDQC准晶等一系列非传统相态，不仅有序度高，且其特征尺寸仅为几纳米，在Science [5]、PNAS [6, 7]、JACS [8, 9]等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工作。再后来，课题组的师弟们还陆续发现了Frank-Kasper Z相、μ相、DQC准晶相， 甚至是在金属合金中没有观察到的Φ相态等一系列极为罕见的相态。这些文章发表在JACS [10]、Nat. Chem. [11]、Nat. Mater. [12]等期刊上，为拓扑密堆相的最底层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回看这段历程，我更深刻地理解和折服于程先生的远见卓识。程先生之所以能在其职业生涯中持续做出那么多精彩的工作，既离不开他对科学最本真的热爱与投入，又离不开他的高瞻远瞩和提前布局。为了保持科研的活力，他每隔十年就会主动换一个方向。开拓科研的新方向总是不容易的。这不仅意味着要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做一些自我革命的事情，还意味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跟上时代的步伐。程先生用榕树来比喻这个过程。榕树每生长一段时间，就会从树干再扎下来，生出根来，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主干和主根，到最后独木成林，关键在于主根要扎得深，往外延的时候，也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程先生常鼓励我们要借着博士期间好好读透几本书，把这个根本做扎实。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师兄弟们能够在诸多不同的领域做出杰出工作的重要原因。阿克伦的求学生活简单而又充实，真是一段很纯粹的时光，专注地学，尽情地玩，不需要考虑太多其他的事情，令人格外怀念（图3）。

图3. 程先生课题组2010年在固特异高分子大楼前的合影

为人

最初加入程先生课题组，我其实颇为忐忑，很是担心自己做不好。程先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他知道我春季入学，落了一学期的课，又是刚开始接触高分子，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他很少催问学习的事情，反而每天都让我们这些学生跟他一起打乒乓球。阿克伦小城的文体休闲不算丰富，乒乓球成为了我们的保留节目。我因为不太会打，老是输，就出了馊主意，提议大家都用左手，这样就拉平到同一起跑线上了。程先生没有怪罪，反而欣然应战。起初大家互有输赢，但程先生很快又占据上风。他是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非常自信，总是在不断学习和进步。这些活动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学生。我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但通过这些活动，我感觉和先生之间的距离近了，也就更有勇气去找他讨论和请教，也因此非常幸运地更多地了解他，更多地受到他的教诲和影响。

我来自农村，家里兄妹三人读书，经济压力很大，所以我从大学开始就尽量不向家里要钱，而是通过助学贷款和做家教等方式来解决，本科毕业后的北漂和出国也让我背负了不少债务。因此，刚开始读研时，我既没电话，又不买车，以省下钱，每隔几个月跑一趟西联汇款寄回国内。大概入学8、9个月后，程先生突然找我，说我工作做得不错，给我涨一部分工资。我特别开心，这是一份认可，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后来，我才得知，尽管我没有和他说起这些情况，他敏锐地观察到我的难处，又以一种周到的方式护住我的自尊，默默地“雪中送炭”。这是程先生做事很有人情味，又很有处事艺术的地方。这也让我能够更加沉静下来安心做事。

我入学后的第二个8月，美国化学会秋季年会在波士顿举办。我特别想去参加，但惯例上是要有了研究成果才可以“公费”参会。于是，我向程先生请示能否去参会，我自己负担相关的费用。出乎我的意料，程先生不仅很爽快就答应了，还为我报销了会议费用。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见到了许多行业领袖，在不同的会议室之间奔走，感觉像在追星，听了许多报告，大大打开了视野。程先生一直都很乐于为大家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其实自建组以来，实验室里总有不少来自于国内的交换学生和访问学者。先生对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十分关照，又能因人施教，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长项。许多人折服于程先生的个人魅力，更加坚定了走学术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也有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因此改变，找到了更能够实现其价值的岗位。我想，或许正因为程先生吃过太多的苦，所以更懂得、也更愿意去帮助别人。这种精神也使得他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影响力。程先生65岁生日时，不仅程门学子，还有程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一起到美国相聚，满堂皆欢（图4）。

图4. 程先生65岁生日团圆聚会

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的研究，程先生每年都会邀请高分子晶体学泰斗、法国CNRS的Bernard Lotz教授（图5）来Akron做为期数周的访问。我们得以有机会和他长时间单独讨论，甚至一起动手做实验。Lotz教授和我们分享的不仅是几乎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许多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知识，还有电镜表征和分析方面的实战经验。时至今日，Lotz教授已经80多岁，尽管已经退休，仍然坚持科研，持续在Macromolecules上发表单独作者的研究文章 [13]！我深感和这些老一辈科学家的深入交流就是传承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一个过程。程先生和他的学术朋友们（如A. Lovinger，B. Lotz，E. Thomas，F. Khoury,  D. Tirrell，E. W. Meijer，T. Aida，朱鹏年，王振纲，史安昌等前辈）有着卓越的学者气质，不仅学术水平极高，风度翩翩，而且关心后学，身先为范。我把我的博士论文寄给Lovinger先生（图6）求教。他作为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DMR的主任，公务极其繁忙，却不仅仔细看了，还专门写信给我，反馈他的意见，更和我专门约了一个时间通电话，聊了很久，鼓励我追求学术道路，并主动表示，如果我需要的话，他愿意以个人身份为我写推荐信。很幸运能够通过程先生认识这些前辈。通过他们，我知道了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可以是什么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图5. 笔者与Lotz教授

图6.  笔者与Lovinger先生

程先生对学生的支持也是毫无保留的。他从不介意学生表达不同的意见，总是鼓励学生提出意见，并在问题理清之后，决不文过饰非，能够轻松坦然接受相反的观点。程先生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告诉他，他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才是长大了，只有我们超越他的时候，他的教育才是成功的。这当然是他律己的谦逊和待人的宽厚。先生科学的洞见、处世的智慧、潇洒的风度和博大的胸襟，真是我难以企及的高峰。他常常教导我，做人要大气，要有格局，不要怕吃亏，希望我协助其他的同学一起开拓。我牢记先生的教诲，在巨型分子方面，设计合成样品，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完成了不少项目。在文章完稿准备提交发表时，没想到程先生竟主动提出在某些文章中将我标注为共同通讯作者。他认为我在想法的提出、实施以及后期的论文写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主导性贡献，应该被认可。用常规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待遇已经超出我当时的身份了，但程先生一直都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给学生尽可能多的鼓励，我也因此多了一份自信。而当更多成果出来之后，他又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我，并为我争取学术报告的机会（图7），让我更早地在各方面都得到历练，令我十分感动。

图7. 笔者在博士毕业后参加Akron-复旦高分子双边会议，并在会议上做学术报告

程先生一直强调，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做事。我在他身边得到的教益不仅是学术知识方面的指引，更有为人处世方面的启示。我在组里曾听说，Andrew Keller教授（见《旦苑晨钟》2024年10月9日南京大学胡文兵教授撰文）是程先生的忘年之交（图8）。从90年代起，他每年要访问Akron三到五次。那年Andrew Keller教授因夫人过世，非常悲伤，一度陷入崩溃，言行不能为旁人理解，被送去做精神治疗。程先生却能深切地体察到Keller教授的心境，知道外力的“矫正”并不能帮助他减轻永失挚爱的痛苦，因此特地将两人探讨多年的关于聚合物亚稳态的思想起草为综述文章[14, 15]，请Keller教授一同修改定稿。Keller教授读到这些文稿之后，很快沉浸到最深刻的学术思辨中，心无旁骛地修订、讨论，不知不觉中脱离了哀恸的围困，重新燃起了对科学的热情，逐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图8. 程先生与Andrew Keller教授

Freddy Khoury博士是聚合物结晶形态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只因他的研究过于阳春白雪，反而没有获得与他的学问相匹配的关注。于是，当他从美国国家标准局退休的时候，程先生专门为他在阿克伦举办了一次庆祝他生日的研讨会（图9），以宣扬表彰他对高分子物理学科的卓越贡献。程先生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富有人情味。这人情味里饱含了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温情。我们在他身边总是觉得，程先生心里充满阳光，每次和他聊完之后，都能真切地体验到“如坐春风”的舒怀。这真是一辈子的学问。

图9. 程先生2010年专门为Freddy Khoury博士举办的一次研讨会

修身

每年感恩节，我们都在程先生家里聚会。师母会备上一大桌丰盛的饭菜，大家欢聚一堂，分享感恩节的晚宴，然后各自奔赴黑色星期五的购物之旅。在程先生家里，我们得以看到许多宝贵的照片，更多地了解到程先生的人生经历。程先生生于书香人家，少年优渥，学识出群，擅长拉小提琴（图10）、弹钢琴和书法，却在青年时作为知青下放到黑龙江农场，遍尝辛劳。聚会上，他时常聊起奔赴农场路上以及知识青年在农场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其中艰辛与奇趣交织。既有冰天雪地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的磨难，又有驾驶拖拉机被狼群围攻的惊险，还有利用风向摆脱黑熊追击、利用结冰放热的原理抵御夜间室内严寒的机智，以及为了惩罚偷吃豆子的鸭子而泼水冻住它们翅膀的妙趣。文革结束，他由于一直坚持在劳作之余自学不辍，得以回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并进入华东纺织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纺织大学，现在的东华大学），在钱宝钧先生（图11，参见《旦苑晨钟》2025年2月18日朱美芳院士撰文）的指导下，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届硕士生。在他父亲的提醒下，他申请去美国留学，成功被伦斯特理工（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RPI）录取。他在1981年9月就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还没有等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就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与师母和女儿分别两地，一去就是五年。五年后，程先生陪同他的博士导师Bernhard Wunderlich先生（图12）一起回到中国，建立了和中国高分子的初步联系。之后，他在阿克伦大学拿到教职，整个职业生涯就一直留在那里。程先生拿到教职的时候已经37岁了（图13），真是非常不容易。从这些经历中，我们渐渐感触到他那种永不向困难屈服的坚定信念。毫无疑问，这种信念正是他科研生涯展现出来的卓绝勇气和过人智慧的源头。

图10. 程先生少年时拉小提琴的照片

图11. 程先生与其硕士导师钱宝钧先生

图12. 程先生与其博士导师Bernhard Wunderlich先生

图13. 程先生在阿克伦的家中

“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的表现，往往更能够体现他的品格和操守。大概在2010年左右，程先生的科研经费申请一度受到意外的影响，课题组的经费有两年极度不足。他就拿出自己工资的一大部分给学生们发助研金，该给学生的补助一点也没有少。当时，阿克伦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财政压力已经日渐沉重。他作为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还时常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斡旋解决经费问题。但他极少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任何压力，总是以昂扬的精神去面对，云淡风轻地开着玩笑，调侃头发密度变稀的问题。困难是一直在的。解决一个问题，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特别佩服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程先生仍然保留着他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情怀，常常作诗词歌赋，以抒怀咏志，也鼓励我们一起唱和。这对我们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但程先生文学功底深厚，乐在其中。他告诉我们，这是他放松的一种方式。最好的放松并不是停下来什么都不干，而是换不同的话题，激活大脑的不同部位。我觉得程先生的博学多才既得益于他少年时良好的家教，又可以归因于他长期以来自律而又主动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一种入世而又超脱的境界。入世，所以做事极其用心；超脱，所以随时可以抽身事外，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举重若轻地处理。保持这么一份心境，没有一份赤子之心是万万做不到的。程先生诗词中体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和大将风采，就像是一道穿透时空和尘世的光线，温暖人心。比如，2009年，程先生与诸弟子雨中登泰山，留下一首永遇乐，字里行间，相信你既能感受到他的大愿，也能共情他的忧思：

永遇乐

己丑八月，与尔强、育人雨中上泰山有感      二零零九年秋

雨鬲千障，雾迷摩崖，君行何处？绿苔石阶，香火古殿，满目空来去。举杯邀日，倚松长叹，千里劲风且住。望齐鲁，黄河东下，谁能投鞭飞渡？      杏坛礼乐，鲁壁藏卷，万世赢得仰慕。夫子安在，楷树滴泪，寻遍中原土。今朝为客，不堪回首，惟有华堂陌路。后来者，往圣绝学，尚能继否？

当时，李育人师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亦有佳作唱和：

永遇乐

二零零九年秋

足踏青云，身依绝壁，岱宗佳处。一十八盘，佳人曼舞，雁落鱼沉去。玉皇绝顶，孤松独立，逍遥有我独住。见天街，疑闻天籁，却道天河难渡。      天河难渡，天河常渡，直教你妒他慕。信女善男，凡夫俗子，西天觅东土。道无常道，形无常形，似路还似非路。近不惑，拔剑四顾，定天下否？

而陈尔强老师也有一首五律相和：

年少临风处，浮云记旧游。

今朝逢雨雾，万里失田畴。

鲁殿期求道，程门愧比俦。

尚存晒经石，三叹欲从周。

 传统文化和现代前沿科学，在程先生身上得到圆融的统一。他是一位翩翩儒者，谦和博爱，温润如玉；他又是一位科学领袖，敏锐深刻，威严豪迈。东西文化的交汇，独特的成长经历，成就了程先生卓尔不群的气质。因为这种气质，他能够在高分子结晶学众说纷纭的时代广纳各派之长，以实力和人品赢得大家的共同认可；因为这种气质，他能够执阿克伦高分子之牛耳，以卓知远见大胆布局，带领大家齐心勾勒蓝图；也因为这种气质，他能够始终坚守在科教岗位上，践行他的教育理念，并在65岁回到华南理工，创立软物质高等研究院。程先生一直都希望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环境做起，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做事，不气馁、不放弃，相信哪怕但得二三君子，假以时日，也一定功不唐捐。今天，程先生仍奋战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他的工作量，哪怕是我这个年龄都要望而生怯，而他却孜孜不倦。值得一提的是，他肩负着学界砥柱的繁重责任，却依然坚持每周花二天时间和本科生谈心，定期与本科生一起吃饭，每学年给学生家长写信，反映情况。没有对于教育的热情和责任感，这是绝对无法做到，更无法长久坚持的。他是切实在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教育者的意义和教育家的情怀。在我获得北大教职的时候，程先生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图14），既是他生平风规的写照，也是对我的殷殷鞭策。我时常想起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像程先生这样的学者撑起了大学的脊梁，让高分子在学术与工业的交织中散发出活力，他们的名字也因此成为当世的传奇（living legend）。我也一直铭记程先生的教诲：“大学的产品，既不是文章，也不是科研成果，而是学生，是人才。”文章和成果都是人才的自然衍生品。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图14. 程先生的书法

写作本文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让我得以详细梳理那段求学时光留下的印迹。也正是这样全面的回顾和思考，让我对程先生十多年前所作的一篇辞赋有了更深切的体悟，逐渐品味出了程先生几十年来立身处世、治学传道的因缘、信念、视野和心境（图15）。我忽然意识到，这篇赋文正是对我脑海里珍藏的种种记忆的最佳统摄和指归，因此谨将全文照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百寺赋

庚寅九月，重阳登高，与尔强礼戒台寺。秋爽柿红，遍插朱萸。吟念奴娇，寄诸学子。育人嘱予作百寺赋以记之。

 回想予初十岁，礼玉佛寺。幸遇方丈，坐坛开讲。慈航普渡，佛传三藏。以似懂非懂之心，参有心无心之禅，奉启蒙之道也。后十年，天地劫暗，佛门不安。墙倾寺废，人文俱难。泣焚书坑儒之痛，哭华夏庙堂之殇，去国他乡之一由也。

 立志求学西洲，探索自然规律，继承朱程哲理。在明明德，止于至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若夫返乡为客，俯仰大河上下，望断中州南北。逢庙必访，已礼百寺。沧海沉陆，天地伦廻。世道变迁，尊儒扬佛。孰知佛德之最，上善若水，与世无争，施不求报。感海纳百川，觉有容乃大。怀历史之慈悲，渡天下之众生。孰知儒学之本，克己复礼，心怡空明，宠辱不惊。期修身养性，待天降大任。学圣贤之杏坛，开万世之太平。

予常以敬畏之心，进退有节，中正而安。尝以仁人之心，礼义廉耻，四维为涵。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有立身求学者乎，学立于勤，勤精於思，思索於证，证求於解，解通於理，理悟於道。故而，天道酬勤。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记得文正公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嗟夫，登戒台之顶兮，顿首而悟；聚君兰为坛兮，击鼓而诵：叶之幽幽，似玉似璜。花之馥馥，亦淡亦芳。生之猗猗，寂雪寂霜。采之戚戚，且馨且伤。风之疾疾，如诉如惶。雨之沥沥，欲莽欲蒼。山之巍巍，若高若仰。水之脉脉，惟长惟泱。

 庚寅重阳，时以记。

图15. 程先生与他所作的辞赋

结语

程先生与我情同父子（图16）。我们时常通电话，聊各种事情，从科学，到人生，到教育，总有许多可聊的。离开程先生组一晃已经一十四年了，但感觉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曾经困惑为什么先生愿意在我这样的普通学生身上倾注这么多的心血。程先生就和我分享了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当时，他作为研究生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展板区见到了一项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而负责这项研究的老教授正亲自站在展板旁，他便向老教授请教其中的细节，老教授则耐心详尽地解释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直到会场闭馆两人都还兴致勃勃，于是老教授邀请他到自己下榻的酒店房间里继续讨论，直到所有问题都讲解透彻，此时已是深夜，他为耽误了老教授的休息而深感不安，但又有些不解，就问道：“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并不能对您有任何回报，为什么您愿意花费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来为我解惑呢？”老教授答道：“我所要的回报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将来对自己的学生，能像我今天对你一样，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我想，修己和传承，大概就是我在阿克伦所受教育的最重要内核吧。

图16. 笔者与程先生在旧金山（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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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heng, S.Z.D. and Keller, A. (1998) The role of metastable states in polymer phase transitions: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Annu. Rev. Mater. Sci. 28, 533-562.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