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今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1955年我考入复旦大学，至今也已70年了。进校时的校长是陈望道。从那时的陈校长到现在的金力校长，70年，跨越两个世纪，我一共经历过9位校长的领导。其中上世纪的五位校长是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华中一和杨福家。前三位是我尊敬的前辈，华是学长。杨福家和我是同时在校60多年的同学和同事，不过我们直接交往并不多，故不算很熟，但自他2022年夏天突然去世，我会常常想到他，很想写点文字纪念他，我想这应是他非凡的人格魅力使然吧。

红专标兵 崭露头角

杨福家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是1936年出生，长我两岁。我们是同一辈人，而且是同校同学，因此我以一个同辈人的身份来回忆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的招生人数猛增。我55年进校的时候，化学系有150人，物理系约100人，隔系的同学大都相互不认识。我第一次见到杨福家是在1957年夏天学校“帮党整风大鸣大放”时。当时各系都在开鸣放辩论会，且都是公开的。物理系的学生最活跃，他们的辩论会比化学系的精彩，我也去“轧闹猛”。在一次辩论会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小个子的同学发言，言辞犀利，十分激进，赢得一片掌声。接着，一位操上海普通话的同学站了起来，据理力争，逐点反驳。他有些结巴，但没有影响他的出众发挥。我当时并没有明确立场，只是觉得两位唇枪舌剑，辩论很精彩。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风向突变，大鸣大放变成了狠抓右派。我听说，那位小个子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不免心生怜悯。又听说那位立场坚定口才极佳的同学是他们的团支书，叫杨福家。我很难说那次初见，杨福家究竟给了我一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印象，不过很是欣赏他的才华。

1958年夏天，全国都在大跃进，复旦自不能免。校园内搭起土高炉炼钢，土火箭送“卫星”上天，一昼夜“奋战”出一部新教材之类的蠢事层出不穷，留下历史的笑柄。但也办成功了几件大事，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创办了原子能、半导体和高分子等“尖端”新专业。那年，杨福家念完4年本科留校了，跟着吴征铠先生（参见《旦苑晨钟》2024年12月24日发文，参见链接）、卢鹤绂先生[1]等创立原子能科学系（后称物理二系）。我当时刚念完三年级，作为提前毕业的学生留校，跟随于同隐先生参与创建高分子学科。杨福家虽是刚毕业的本科生，但却是创系的绝对主力之一。两年后，他年方24，身为助教，就被任命为原子能系的副主任，这样年轻的系领导在复旦应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我们年轻的同事中，杨福家那时已崭露头角。大家还都知道，学校党委副书记王零特别喜欢他，看重他，尽力培养他。

[1] 卢鹤绂（1914-1997），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那些年，学校党委树立了一些又红又专的标兵，杨福家当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生物系树立的一位女生标兵叫彭秀玲，她是我们这一级的，是全校的风云人物。她政治思想觉悟高，学习好，还是校排球队的队长，毕业后也留校了。1961年，杨福家和彭秀玲结婚了，这对金童玉女般的结合成为校园里的美谈。还有坊间传说，杨福家之前是有自己的恋爱对象的，但是他是党委着重培养的苗子，婚姻自然是不能由爱情决定的。审查下来，对方的政治条件不合格，被“劝退”了。然后王书记亲自出马，介绍了杨福家和彭秀玲相处，并促成了他们的婚姻，还亲自主持了他俩的婚礼。这种特色“包办婚姻”在那个年代是有天然的合理性的。这个传闻的真伪和细节如今已无法考证，不过他俩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白头到老，没有辜负王书记的一片苦心。

万里挑一 负笈西洋

杨福家真正成为全校有名的人物是在1963年。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完全停止，但是于“老大哥”苏联那里还是学到了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到了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决裂，中国与国外的科技交流的渠道被完全阻断了，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然而，当时外交的主旋律是打倒“帝、修、反”[2]，与国外规模性的学术交流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在1962年就启动了向态度比较温和的西方国家少量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主要对象国是英国，不过前后计划派遣的“进修生”全国仅有几十个人。正好在这时，丹麦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可以接受两位留学生过去合作研究。

[2] “帝、修、反”这一概念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语境中经常出现，主要用于指代当时的敌对势力，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简称。

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是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图1），量子力学和原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曾经获得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办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又称玻尔研究所（图2），成为当时国际上理论物理研究的“圣地”。玻尔对中国友好，早在1937年就到中国来访问过，结识了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如吴有训[3]等人。尼尔斯·玻尔1962年去世。他的儿子奥格·玻尔（Aage Bohr），即小玻尔，子承父业，接任研究所所长，于1975年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图1.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0-1962.11）

图2. 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1965年，当玻尔80岁诞辰时，改名为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以示后人对他的永久景仰和怀念。建筑物上写有“NIELS BOHR INSTITUTE 1920”

[3] 吴有训（1897.4-1977.11），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1962年小玻尔和夫人一起到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中国与西方科学家几乎完全隔绝，国内又遭到经济严重困难的困扰。没有对中国特别友好的感情，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机来访的。他的研究所聚集有几十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但是从来没有过中国人。基于此，玻尔表示乐于接受中国访问学者。与此同时，国家也正在考虑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于1963年年初从全国选拔了40人到北京突击学习英语，准备出国，其中就包括复旦选派的杨福家。他的专长是核物理，便被考虑派到玻尔研究所学习。这样，杨福家就成为1949年以后，复旦大学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位青年学者。而在他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也没有派出过第二人（这里不包括“语言生”）。学校对此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是在青年同事之间还是引起一定的轰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大好事。

杨福家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学校的党委副书记陈传纲[4]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报告，他很激动地说：杨福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期间，肩负着祖国的期望，埋头苦读，结果在5个月的时间里就通过了考试，他是“慢班”里最早通过考试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

[4] 陈传纲（1912-1966），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后赴延安。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得师生尊敬。1966年被迫害致死，直至1978年9月被平反。

1963年9月，杨福家和来自清华大学的张礼顺利地去了丹麦理论物理研究所（图3）。该研究所不仅在学术上引领全球的理论物理，其平等、自由和全球紧密合作的“哥本哈根精神”更是吸引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在五十多位非丹麦国籍的研究人员中，杨福家是唯一没有博士学位的。

图3. 杨福家在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

他也不负国家的希望，在实验室日夜奋战。原来的计划是学习一年，后来因为研究成绩突出，对方挽留，经过大使馆批准又延期一年。

当时对留学生的管理规定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比如说，一是玻尔研究所明确表示，他们会负担杨的全部费用，但是使馆经过研究并请示上级以后决定，拒绝这部分钱，全部费用由中国承担。现在看来这真是荒唐可笑，当时却很政治正确；二是规定留学生出门必须是“两人同行”，但是派往玻尔研究所的只有杨福家和张礼两位，杨的工作以实验为主，地点是在郊外的一个独立的实验室里，而张是做理论的，在所里。要求两人“同行”是完全不可能的，使馆也就只能对他们“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了；三是规定留学生是不能直接写信回家的，而是由大使馆的信使定期来收取；留学生甚至不许随意拍照。最后还有，经过两年苦战，杨福家与同事一起完成了非常好的实验研究，准备要发论文，但是共同作者里面有美国人，经过请示，“有你无我”，不同意杨福家违背“允许”，参与署名。这样，杨福家两年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论文却是“片纸无收”，几位作者只能在论文末尾写上“对杨的巨大贡献（innumerable contribution）表示深深的感谢”。凡此种种都说明，那两年，杨福家虽然身处十分宽松活跃的国际化的学术环境里，但自己承受的政治压力是很大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好学、真诚和睿智，杨福家赢得了多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他和其中一些学者结成了终身的好友，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小玻尔。在和他同时代的出国学者中，这是很少见的，这样广泛的人脉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优越条件。

时局风云变幻 杨福家“华丽转身”

 杨福家在1965年的8月回到了复旦，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可惜迎接他的却是大革命的疾风暴雨。这时他独有的出国经历就成了他的“原罪”，因此运动一开始，他就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这是1966年六、七月份的事情。我特意去物理二系看有关他的大字报，但实在没看出任何“重磅”货色。只有一张印象深刻的，是说新年时杨福家寄贺卡回校，写的是“To dear Professor Xu and his group......”（致亲爱的徐教授和其研究组）。大字报上纲上线说，到国外不久，就这样被全盘西化，崇洋媚外，堕落为十足的洋奴等等。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形势更为恶化，认为杨福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两年，必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就把他关到一个小黑屋里进行审查。当时对他最为了解和看重的党委王书记早已被打倒，根本不可能帮他。杨福家面临险情，沉着冷静。看到看管他的学生对他有同情之意，就冒险请他带信投寄给外交部的老领导。后来驻丹麦大使馆就给他写了证明，说杨福家在国外的表现很好，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等。至此，工宣队、军宣队大概也觉得没有理由再纠缠下去，就把他放了出来。他在黑屋里被关了一个月，接着就被发配到崇明五七干校去劳动，岗位是养猪。所以说，从回国到60年代末的几年里，杨福家实现了从“杰出海归”到“黑屋囚徒”，再到“干校猪倌”的角色“华丽转身”。

得天独厚 改开先行

杨福家从干校回校以后的命运和我们其他同事也是迥然不同的。1972年年底，在中国与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小玻尔再次提出了访华，因为是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又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国家高层非常重视他的来访。杨福家作为小玻尔的好朋友，自然获准与他频繁通信，牵线搭桥。1973年小玻尔来访，杨福家被指定到北京陪同，并且参加了钱三强、吴有训等人举行的宴会。后来杨福家在上海家里（注意是在家里），接待了小玻尔夫妇和另外几位外国客人（图4），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那时小玻尔正在撰写一部《原子核结构》的专著，杨福家就与他频繁地通信，讨论翻译这本书，1973年9月份中文本第一卷就出版了。还有，他在丹麦结识的美国核物理学家朋友多伊奇（B. Deutch），1972年就到中国来访问三个月，1974年再次前来。在这期间杨福家陪同他到多个地方去作报告，并且担任他报告的翻译。杨福家还请他到复旦大学物理系进行了深度的实验方面的合作。此外，1973年杨福家又接待了美国科学家魏斯科普夫（Weisskopf）等知名学者。

图4. 1973年杨福家（左二）和夫人（左五）在上海家中接待小玻尔（左六）和其夫人（左三）等

这些学术外交活动今天看来实属平常，但当我在《杨福家传》（霍四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里看到这些活动的记录的时候，作为过来人，我很惊奇，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虽然那场大革命初期的疯狂已经基本平息，但学校仍然是四人帮统治，当权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记得工宣队的团长张某是来自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只有初中文化，“造反”英雄，70年的8月份被突击入党，很快就到复旦大学担任工宣队团长。复旦大学在这样的人物的统治下，环境的恶劣程度不言而喻。那时虽然学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他们的任务是“上、管、改”[5]。在这期间，与树立交白卷的张铁生为英雄相呼应，复旦工宣队、军宣队导演了以羞辱老教授为目的的“考试”，流毒全国。当时理科成立了“大批判组”，集中了一批老教授翻译整理经典的哲学和科学著作，用于大批判和最高层的参考；文科也集中部分老师点校《二十四史》。这是当时复旦教授们最理想的工作岗位了，因为可以在一个比较不受冲击的环境下多少读一点书了。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杨福家能够和丹麦的、美国的科学家通信，还陪同他们访问，甚至在家里接待他们，真是一大奇迹。我想，这个“奇迹”是一系列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杨福家的“客人”小玻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和父亲（192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知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对这样的人物，四人帮也不敢怠慢；而杨福家本人，“哥本哈根精神”已深入骨髓，尽管环境险恶，他还是利用在国外建立的人脉关系，在夹缝里求生存。大家知道，对我们学校广大教师来说，真正的对外改革开放，能够与国外学术界进行自由往来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实现的。所以说与此不同，杨福家个人的“改革开放”比我们要早好多年，就是在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5] “上、管、改”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简称。

谢希德慧眼识才 杨福家大展宏图

1977年的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杨福家更是如虎添翼大展宏图。早在1978年的7月，他时隔十多年后又一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参加戈登原子物理会议，会后又参观了美国许多研究所。1979年的6月，杨福家出访丹麦，回到十几年前工作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是夫妇同行。他自己回忆说，当年他看到对方“携夫人出访”的邀请都不知如何答复，因为没有先例。他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带夫人出访的科学工作者。丹麦访问回来以后，受杨振宁先生邀请杨福家于1981年9月起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了5个月，并在世界著名物理学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即PRL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后杨福家又去了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做几十次的演讲。1984年10月，杨福家代表学校聘请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总统里根的科学顾问Keyworth博士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

我自己在1979年4月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英公派访问学者到利物浦大学访学，我利用这一时机结交了一些国外朋友，实现了后来到德国和美国的访问（参见《旦苑晨钟》2023年11月29日发文，参见链接）。我的这些国际交流活动在我的同事中已经算比较早的了，但与杨福家相比的话，实在是自愧不如，无论从对外交流的水平、深度和广度来说，我和他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谢希德教授在1983年继任苏步青老先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她对杨福家有充分的了解，早就赏识他的才能，希望他能够一同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为此，她亲自登门邀请。眷念科研而不愿为行政工作分身的杨福家深受感动，在1991年5月出马，担任了分管科技的副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

1993年2月25日，我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干部任免大会，也是杨福家担任校长的就职典礼。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中心就是要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实际上，在杨福家主政期间，他提出和实践了一系列复旦特色的举措，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向这个世界一流目标迈进。

首先，他上任不久就狠抓学风建设，当时学校的考试作弊严重，1993年7月的期末考试就查出了27名，与一流大学的培养目标极不相称。对此，杨福家力排众议，提出了复旦大学历史上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最强处罚：发现一个开除一个。校令发布后的第一次考试就开除了7名作弊学生，这个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他同时也狠抓教师的科研学术道德问题，对此我深有体会。1997年5月年我们高分子系有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在离校之前写信给杨校长，控告他原来的硕士导师的学术不端行为。杨校长接信后，很快就召集化学和高分子方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开会，他复印了学生的举报信给我们，并且指定我们尽快调查。其实问题并不复杂，这位教师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时弄虚作假，如果他配合核查，情况会很快查明，但他很不配合。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核查，掌握了确凿证据以后，校学位委员会于1998年1月作出了决定，停止了这位教师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整个核查过程都是在杨校长的指导下开展的。杨校长督办此事可谓雷厉风行，干净利落。

杨福家为了建设一流大学所做的很多举措，影响深远，大家至今仍记忆犹新。比方说他提出大牌教授回归讲台，要求名教授上基础课，学校的本科教学为之面貌一新。他提出了先教做人后学思考的理念，大力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从而实践了“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哥本哈根精神。再有，过去学校的毕业典礼平实而简单，缺少仪式感。杨校长主政后，与国际接轨，毕业典礼上校长和毕业生都穿上学术袍，学位证书授予仪式庄严华丽，给每位学位获得者都留下终身美好的回忆。1997年我的博士生李梅毕业，我参加典礼，得到了我与杨校长唯一的“同框照”（图5）。可是，由于我没有博士学位，不敢擅自“红袍加身”，只能“素装”亮相，留下了不能与校长“相映成辉”的遗憾。

图5. 杨福家校长授予博士生李梅博士证书，从左至右：李梅、杨福家、江明

杨校长一直呼吁和履行“要给年轻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这里给复旦人以关怀的思想，我觉得其实质就是对老师的尊重和爱护。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1996年11月，我突然收到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自意大利的传真（图6）， 邀请我参加在意大利举办的有关可降解塑料的一个国际会议，并且提供全额机票和在当地的生活费用的礼遇，我当然很乐于参加。但是最大的麻烦是通知来得太晚。当时办理出国手续非常麻烦，按常规办理肯定来不及，故我当时已经不抱希望。只是心有不甘，于是在接信当天晚上心怀侥幸地给杨校长打了电话。他听我讲了情况，只是说“知道了”，没有表态，听上去有点“冷”。不料，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是校人事处打来的，要我赶快把去意大利的资料拿过去，说会为我立即加快办理，最后还特意讲了一句，这是杨校长关照的。后来我果然顺利成行了。

图6.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给我的参会邀请信

我的老同事李文俊老师曾经在微信里写过的一个有关杨校长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他说：“1997年，我与美国有个科研合作项目，需赴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执行。但萨尔瓦多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这让我们办签证十分犯难。这时合作的美方说把护照交给他们，他们办，我喜出望外。他们拿去护照不几天就办好了，原来他们是通过萨尔瓦多驻台湾‘大使馆’办的。我的护照再送到上海外办时，惹大事了，似乎天塌了！学校主管部门更是立即终止了项目，据说还出了内部通报。‘外交无小事’，当时如果给我上纲上线，后果极其可怕......无奈之下我直接打了报告给杨校长，先做了检讨，也申述了项目的意义和前往萨尔瓦多的紧迫性。不久，学校就让我们重新启动了。上海外办也协助，经美国办过境签证顺利成行了。我虽未为这事与杨校长谋面，但我深知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没扣帽子、打棍子，他对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打心里无比敬佩。”

在杨校长主政复旦的几年当中，学校的气氛活跃，面貌日新月异。由于“211工程”启动，对我们教师们来说，这意味着学校迎来脱贫步入小康，故大家对新世纪充满期盼。不料，1999年的1月5日，复旦大学又召开了干部大会，会上突然宣布杨福家“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普通教师来说，非常意外，因为这才是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提出的很多想法都还没有实现，可谓“壮志未酬”，就突然地“被离开”了，我们不能不非常惋惜和不解。在这样的会上，照例都会对即将离任者的“丰功伟绩”歌颂一番，但“不再担任”的理由，却是讳莫如深。真相不露面，“谣言”满天飞。有说是因为他和党委书记之间意见不合，无法共事；有说是他耿直却又孤傲，严厉且不谙世故，几位副校长和下属对他的作风很不满意，只能敬而远之等等。后来日子久了，谣言似乎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就是他们认识我而已”

杨福家校长离职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但仅约两年以后，2000年12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杨福家被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聘为校长了（Chancellor）！英国的大学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大学校长始终是由皇室的成员或者是享有爵士称号的知名人士担任的，中国人更是从未与此沾过边。杨福家获聘此职，自然引起轰动。科技教育界领导人纷纷致电致信祝贺，媒体争相报道，甚是热闹。在英国，Chancellor是荣誉性职务，不负责学校的具体管理事务，但是会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的讨论。而类似于我国校长的职能则是由副校长（或称为执行校长Vice-Chancellor）担当的。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似乎给因杨福家“不再担任”复旦校长而深感惋惜的我们带来些许慰藉，但也有些不解。杨福家无疑是优秀的科学家，尤其在核物理方面。但在世界范围来说，我们觉得他还不是顶级科学家。那他为什么会被诺丁汉大学选中的呢？杨福家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很谦虚坦率地讲：外界有人认为我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大学当校长的中国人，有多了不起，其实就是他们认识我而已......他们对我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样的讲法，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个“认识我而已”分量实在很重。

杨福家和英国的渊源其实并不深，他直到1998年才第一次去英国，代表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会议。崇尚“追求卓越”的杨福家精心准备的大会讲话，打动人心，反响热烈。两个月后，他又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到访了很多英国名校并作了多次演讲。通过这两次访问，英国教育界了解到，在中国，有这么一位科学研究杰出，阅历丰富，具有广阔国际人脉而又极富演讲才能和人格魅力的校长。特别是，这两次访问也使得杨福家与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Vice Chancellor）坎贝尔爵士成了朋友（图7），他们两个人在大学教育方面有很多共识。这样，2000年，当诺丁汉大学要选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符合实现大学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的新校长的时候，顺理成章地，坎贝尔爵士就提名了杨福家。这样，杨福家就成为诺丁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校长，成就了英国大学几百年发展史上的一项创新之举。

图7. 杨福家校长和坎贝尔爵士

杨校长担任的虽然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但是他还是尽心尽力开展实质性的工作，让诺丁汉大学的国际化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他牵头在中国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外联合办学的成功范例。诺丁汉大学的校长的任期是三年，但是他居然获得了连续三次“续聘”，从2000年一直到2012年，长达12年之久。在第四届任期届满的时候，诺丁汉大学授予他“荣誉校长”的称号，并把校内新建的一座大楼命名为“杨福家楼”（图8）。

图8. 诺丁汉大学为纪念杨福家校长对学校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YANG Fujia Building（杨福家楼）”

作为一位科学家，一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期间，杨福家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比他在复旦大学的几年更高更远。他享有中国大学、外国大学以及中外合办大学的校长的非凡阅历，促进了他对中国教育的独特深入思考，凝聚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新理念。对此，温家宝总理三次亲笔给他写信：“你对教育深有研究，很想和你见面”，“下次来京可提前告我，以便约个时间”（图9）。后来，杨福家果真做客中南海，与温总理促膝长谈。在我的记忆里，对中国高层领导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教育家，真是很罕见。

图9. 温家宝总理写给杨福家校长的信

“福星”高照 英名永存

自从1999年初杨福家“不再担任”复旦校长后，除了在电视荧屏上，我极少见到他。直到约十年前，我们才有了多次见面。起因是上海为两院院士每年安排一次在无锡住院体检，以前很少见到他，显然因为他还在满世界跑，个人体检排不上日程。但是到大概10年以前，他陆续从各个岗位上退了下来，我才有机会与他在无锡多次相见。多年未见，我发觉他已经明显地变老了，走路、讲话都慢了，甚至背也有点驼了。其实我想他见我也有同感，不过彼此都心照不宣罢了。他的太太变化更大，表情木讷，反应迟钝。在最后几年，我感到杨福家与别人的交流更少了。其实他认识很多来体检的院士，而且更多人也都认识他，但他几乎不与别人打招呼，走路时好像也在旁若无人地思考。在餐厅他们夫妇俩都喜欢坐在角落里，似乎不太愿意别人打扰。但是我作为老同事，也是他的老粉丝，还是主动上前和他聊聊。谈话中，他仍然乐观自信，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很满意。待遇也非常好，有时间思考和写作。2018年见面时，他说，由复旦中文系老师写的《杨福家传》已出版了。我说，那好呀，我很想读。回校后，他让助手给我送来了签名本（图10）。见到他们夫妇的不太乐观的身体状况，我主动和他们聊起养老的话题。那时我和太太正在上海“考察”养老社区，做了分析比较，很有些心得体会，我自然想和他“分享”。意外的是，他对“养老”两字似乎很是陌生，也完全没有兴趣，是一种“不知老之将至”的架势。看到他夫人的状况，我觉得她可能已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故对他说：你们俩都已高龄，如选择居家养老也行，但最好聘用保姆，这样会更有安全感，特别是晚上。他的回答十分简单，“那没有必要”。我当时心中就在想，是不是天下能力过人、成就杰出者都这么超级自信？这次谈话时间是2019年的秋天。后来疫情爆发，我们再也没有去过无锡，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夫妇俩。

图10. 杨福家校长赠送给我的书

2022年的7月17日，噩耗传来，杨福家在家中猝然去世了！尽管他也已经86岁高龄，这个消息仍然使我震惊，痛心！无法想象如此充满思想活力的智者的大脑竟然在瞬间就永远停止了思考！这让我不能不想到我在无锡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不禁万分感慨，无限唏嘘！

我和杨福家是同辈人，我们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童年，继而在红旗下长大，有幸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但是又都无法摆脱十年动乱的折磨，损失了宝贵年华。万幸的是，人到中年以后，改革开放又为我们展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这一辈人虽历经磨难，但却也出现不少杰出人物。但是，像杨福家这样，作为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成就和影响力所达到的高度，我们同辈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今杨福家已经远去，但他的业绩和思想，如同以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6]一样，永远闪耀于太空，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6] 2023年11月国际编号85728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杨福家星”。

致谢：本文部分史料和照片取自《杨福家传》，谨向该书作者霍四通博士表示衷心感谢。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