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晔

希望一旦萌生，就会久久萦绕心头；虽说她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但能时时给人以欣慰。

——古罗马  奥维德“爱的艺术”

1984年5月5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祖国，离开亲人，出国进修启程的日子，是我踏出国门的第一天。这既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是家庭的选择，也是学校的决定，更是时代的机遇。为了一种憧憬的新生活，为了一个迷茫而不确定的前程，在不惑之年抛家撇口，孤身一人赴海外闯荡，既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也掺杂着“走一步看一步”的矛盾心理。

为何有这种矛盾心理？要从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两方面说起。

国家层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伟大祖国的广袤大地上，时不时涌起一波又一波席卷全国的激动人心的新浪潮，冲击着桎梏人们几十年的思想和精神枷锁，带来阵阵骚动和希望。如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城潮、农民联产承包潮、考研潮、出国留学潮、平反冤假错案潮等等。对于曾被长期封锁、闭塞的人们，尤其对新生活尚存一丝向往的人们而言，这些浪潮犹如从天而降的喜雨甘霖，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无不急切地渴望赶上潮头、抓住机遇、参与其中，换一种活法，由此开启新的生命历程。

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开启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1年6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算了“文革”余毒。但直到我出国之时（1984年5月），头脑中仍潜伏着种种紧箍咒，时时处处敲打自己，一言一行谨小慎微，生怕犯规。因为那时国门开放不久，人们的革命觉悟和警惕性特别高，各种审查、考核神出鬼没，出国一事总的来说是相当神秘、复杂、艰难的。

个人层面。1）外语准备。1982年秋，当我送走了78级物理师资班毕业生开始准备外语时，国家外派政策发生了变化，不再向英语国家派送留学生。即使已通过国家英语考试的，也要重修一门外语，或德语或法语或日语，改派别的国家。为此我在1982年12月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一个德语速成班，1983年7月结业（图1和图2）。时年40周岁。2）专业准备。学校（现青岛科技大学，曾为山东化工学院、青岛化工学院）是非常支持我出国进修的，但由于我们是化工类院校，高分子材料工程为重点专业，学校建议，要出国就要向重点专业靠拢。说来也是机缘巧合，1982年春湘潭大学袁隆蔚教授来我校举办《流变学》学习班。我阅读了袁教授的讲义，立即意识到这是我一个物理教师向高分子专业过渡的机遇。学校支持我的想法，但真正要改专业谈何容易，尤其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我能成功吗？3）出国机遇。当时我校归属化工部。1983年9月突然接到部里通知，国家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得到一些赴德国进修的名额，分配给化工部三名。条件是：一、已婚；二、中级职称以上；三、会德语。可怜当时整个化工部系统找不出三个会德语的人。由于我们学校当时归化工部领导，而我刚巧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过德语，于是幸运地成为备选人之一。幸运吗？或许是吧。但若不是幸逢好时代，若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咱们平头百姓何来这种幸运？

图1. 1983年春，北京语言学院德语培训班合影。（前排右二为主讲教师肖佩琳，右三为德籍外教，后排右三为作者本人）

图2. 1983年春在北京学德语期间于颐和园留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张个人彩照，身着硕大的中山装）

就这样，在经历6个月德语培训（1982.12-1983.7）和约10个月（1983.7-1984.4）繁忙紧张的准备后，我怀揣兴奋、激动、惶恐、不安（不踏实），带着家人和学校的期盼，终于踏上出国行程。出国前的种种经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简单说两件事有意思的。

一是补办大学毕业证书。我毕业于文革中，毕业时原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先生[1]被造反派“打倒”，愤愤而去，不知所至。山东大学也被造反派改名为“鲁迅大学”，没有校长，毕业证上盖的是“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章，而非校长的名章。外国大学很看重这一点，同时还要求提供大学时期各门课程的成绩单。没办法，毕业15年后为了“补办”毕业证、开成绩单重返母校。校内早已物是人非，我只得孤身一人带着化工部的介绍信（那个年代介绍信很管用！）直奔山东大学教务处。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原来在我之前，为出国来重办毕业证书和开具成绩单的早有人在，教务处为此有专人负责此事。记得成绩单是第二天得到的，当时没有复印机，得到一份手抄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大学期间的总成绩单。而毕业证书则等了三四天，最后得到一本崭新的毕业证书，上面清清楚楚地盖了山东大学钢印和校长成仿吾的名章（图3）。其实当时成仿吾先生已不在济南，也不任山东大学校长了。教务处老师告诉我，学校为补办毕业证这件事，专程进京寻访他老人家。老先生仍耿耿于怀，气呼呼地只允许盖了七十多个印章，再不肯多盖。幸亏我在这七十多人之内！

[1] 成仿吾（1897-1984），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官学校教官、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人民大学校长等职。

图3. 1983年，毕业15年后返回山东大学补办的大学毕业证书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置装。当时的政策是置装费由学校出（非常感谢学校），大约是我月工资的10多倍。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如何花费成了话题。记得夫人与我一起去中山路买了两套西装、领带和一套风衣，这是当时出国留学人员的标准装。记得第一次在家试穿西装时，镜中的我好像换了个人。一个人“丑陋”如我，穿上西装竟也变了样。出国前，一家人特地到照相馆拍了照（图4和图5）。还买了皮鞋、毛衣、两件夹克衫等。最重要的是一只大皮箱，真正的厚牛皮箱子，非常结实，80多元。可惜箱子不带走轮（当时国内还没有走轮箱），拎起来十分费劲。另外买了一些工具书（数学手册、德汉、英汉词典等），和一些杂物（帆布背包、书籍、学习用品、信纸信封等）。剩余的钱买了些小礼品，准备出国送人。

图4. 1984年出国前与夫人合影，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还不太会打领带

图5. 1984年出国前，夫人与两个儿子合影。那年，长子11岁，次子8岁

我是受西德Carl Duisberg基金会资助，去西德进修学习18个月（后来延长到24个月）。飞机行程是：乘中国国航班机由北京起飞，经停阿联酋Sharjah机场（沙迦，位于阿联酋迪拜附近），在德国Frankfurt（法兰克福）入境、转机，终点是Saarbrücken（萨尔布留肯，名字有点长，就简称“萨市”吧）。初时并不知道第一站为何去位于德、法边境的小城萨市，后来得知是去那儿的歌德学院，继续德语培训。

5日一大早起床，行李早在昨晚已准备好。8时许由化工部派车（一辆面包车），在工作人员（化工部的青年翻译）陪同下，把我和老宋（同批出国进修人员，原化工部化工情报所德文翻译）送往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既暗自欣喜又惴惴不安，因为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成真，而眼前的一切对我而言均属首次。首次坐“专车”，首次去机场，首次穿西装，首次乘飞机，首次身上带那么多钱（500西德马克）出行。

说起钱，临出发前，化工部借给每人500西德马克路上零用，说好回国后归还。我怀揣这些钱心绪不宁，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怎么花？常年低工资（那时月工资60多元）早已养成节俭习惯，平时都是一元一角精打细算的，现在零花钱就这么多，还是外币！化工部给的全是大票子，100马克一张，路上真要买个糖果、点心、汽水什么的，还挺麻烦。

令人惴惴不安的还有化工部青年翻译的警告。他见多识广，在我们办理出国手续时帮了大忙。前往机场的路上他说：你们小心点，别嘚瑟，少说话。他就见到曾有人登机后又被“带回”的。因此只要飞机没起飞，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吓住了我们，吓得我一路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尽管自己没干过“坏事”，所有手续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在机场办手续的经过大体与现在相同。由于紧张，且有人陪同、帮忙，我整个人如同木偶般任人牵来牵去，详细情形竟记不得了，连箱子如何托运的也全无印象。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是首都机场不大，场内冷冷清清，人员很少，航班也不多，几乎没有商店、书店、饭店之类的服务设施。这个印象也许是后来与国外其他机场对比得来的，也可能是与十几年后北京新机场的对比得来的，我已说不清楚了。总之当时是懵懵懂懂，傻儿吧唧，呆若木鸡，任人摆布，只担心别出岔子，让我顺顺利利出发就行。

过安检后去候机厅的路上，经过一条长廊，从长廊玻璃窗看到停在外面的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大飞机，有些兴奋。我只顾看飞机了，老宋却对我说你看这玻璃。我才发现那些玻璃不平整，有些皱褶变形，以至于窗外的飞机看上去折成几截。我说：玻璃这么大，很难搞平整，是技术难题吧。我记下此事，只想说当时国内的技术、设施尚属落后。第二天到了Frankfurt机场，看到那儿的玻璃窗既大又平整，心里着实感叹了一番。

飞机大约于11时许起飞。也是由于初次坐飞机，根本来不及顾及飞机型号。只感觉机舱大得很，有一两百个座位。座位很舒服（我一直孤陋寡闻的，此前也未享过什么福），听说是波音707一类的。至于什么是波音707，它应该什么样子，我根本不知道。老宋比我有经验，知道如何听音乐、用厕所等，然后教我使用。我的兴趣其实更多的在舷窗外，飞行在万米高空，平流层中，时速近千公里。窗外阳光灿烂，脚下白云滚滚。阳光映照机翼，感觉有些晃动。我眯起眼睛，这是真实的吗？我真的上天了？梦幻中以为身入仙境，昏昏然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当然思绪也不时飞回家中，妻儿老小现在在做什么？两个孩子快放学了吧？平安到家了吗？记得在国内德语培训时老师说过，外国人很看重家庭，轻易不分离的。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难道不看重家庭？我为什么要抛家撇口，孤身远行？若是一家老小同机飞行该是多美。想得太多了，昏昏欲睡。我身旁坐一位老外，懒得与其交流，因为我张不开嘴，渐渐地沉入梦乡之中。

飞机上供应餐饭，觉得好丰盛呀，这么多花样给我一人吃吗？想想此前从未独自享用过如此美餐，在家中即使做些好吃的，也都先给孩子们了。可惜如此美餐我却不能好好享用，原因是出发前一天突发腹泻，虽然服了随身携带的药物，登机时仍未痊愈。而机上餐饭以荤菜、冷菜居多，我的肠胃很不适应（此次腹泻持续了近十天，可能是由于食物变换，油水大了消化不良。更可能是由于精神紧张，医生说神经紧张者易犯肠胃病）。结果剩余不少，十分可惜。我还在想，这些饭菜留给孩子吃该有多好。

飞机在阿联酋迪拜附近的Sharjah（沙迦）机场经停，因为那时与苏联交恶，国内飞欧洲航班不再飞越苏联，而绕道中东，在Sharjah经停加油。于是Sharjah机场的免税商店成了中国游客回国时购买免税洋烟、洋酒的首选地，以至于当地店员都能说几句汉语招揽顾客。我们刚出国，不买东西，但也有店员向我们兜售。经停不能出机场，只能在机场大楼透过玻璃窗看看外景。这就是外国呀！看不出什么差别，好像不远处就能望见沙漠。

整个航程约10多小时。5日下午当地时间2时多，飞机抵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德国与北京有7小时时差）。飞机进入德国后，飞行高度下降，舷窗外呈现出一片片深浅不同的鹅黄翠绿的美景。只见一望无际的森林，辽阔的草地似乎经过人工修整般铺满山野，点缀其上的是玲珑别致的城镇，瘦瘦的高耸于房屋之上的教堂尖顶，弯弯的河流和公路上奔驰的车流。整个大地竟无丝毫裸露苍白之地。对比从北京起飞时，看到京郊春末夏初黄肥绿瘦、灰蒙蒙的干旱景象，我和老宋相对而视，无话可说。

法兰克福机场是西欧最重要的国际机场之一，规模大得惊人（可能是因我没见过大世面）。德国海关人员及警察长得人高马大，服装鲜丽，全副“武装”，神气十足。幸亏在机场入口处有国航服务人员迎接我们，告诉我们怎么走、如何办手续。初出国门，立即遇到家乡人，听到母语的介绍说明，紧张的心顿时踏实许多。由于我们还要转机，等候时间较长，国航服务人员发给每人一张就餐劵，面值30马克，可以在机场内任一家餐馆就餐。我拿着餐劵心里犯嘀咕，一顿饭30马克，是不是太贵了？我手上500马克能维持几天呀？

到了海关，更严峻的考验摆在眼前。我虽然学了6个月德语，考试成绩也还不错，但过海关时居然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讲不出，尴尬至极，只会傻笑。幸好老宋原本是德文翻译（尽管是文字翻译），比我基础好，在其帮助下，糊里糊涂出了海关。幸哉幸哉。而后取出行李，就算正式进入联邦德国境内了。

但法兰克福并非最终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西南方的萨尔州首府萨市，需换乘德国国内航班前往，航班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6时多。我们赶快校准手表，由于德国实行夏时制，时差变成6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北京时间夜间12点多再起飞。那时顾不得疲乏，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和老宋一起（中国人总是扎堆的）拿着民航提供的餐劵在一家不中不西的饭店，吃了一顿不中不西甚至连什么味道也不清楚的饭。没想到的是，虽然饭菜凭餐劵免费，但饮料需自费购买。打听得知一杯橙汁3马克，吓了一跳，没舍得喝。兜兜转转，100马克大票没舍得花。心里还在盘算，物价这么高，日后生活咋办啊？

饭后我和老宋推着行李车左转右转，老宋很好奇，想各处走走。而我坚持先找到转机大厅，心里踏实后再看西洋景。待找到转机厅就地休息候机时，已下午4点左右，我们离开北京已近12个小时。此时离飞往萨市的登机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终于可以安静下来好好看看法兰克福机场了。

相比于当时的北京机场，法兰克福机场是个庞然大物。地上地下好几层，东西南北一眼望不到头。地下与铁路联通，机场内人流如织、流光溢彩，各色商店五花八门，有些在国内闻所未闻的（比如小超市、专卖店等）。法兰克福机场非常繁忙，有人告知，每天有约600架次航班起降（2017年达到1500架次/天），飞往世界各地，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对比那时北京机场一天约有几十架次航班，差别显而易见。法兰克福机场内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但除了广播，十分安静。人们彬彬有礼，轻声细语，神色安逸，互不干扰，婴儿口含奶嘴，不闻哭声，与国内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对比。除广播外，各处还有十分轻微的柔和的背景音乐，令人心情放松、舒坦。机场就像一个国际大舞台，白、黄、黑、棕各色人种杂然相处，绅士、淑女、贵族、平民各展风姿，花花绿绿，五色杂陈，煞是好看。我对老宋说：整个机场像不像一部极其庞大的机器，在平稳、快速、高效、安静地运转。令我们这些初次出国的人惊讶、感叹不已。

机场内提供各种服务。座位周围有报章杂志供人阅读，还有各色水果点心，如香蕉、饼干等陈列一旁，可以随意取用。初始我们以为是要花钱的，未敢问津。后来看到许多人来来往往，随便取用，无人干涉，畅行无阻，胆子也大了。原来真的可以免费随便享用！我们也确实渴了，几小时不曾喝水，于是也拿取香蕉、水果、点心等，大快朵颐。我俩当时还疑惑不解：德国人真傻，旅客可以免费拿吃香蕉、点心，谁还去饭店吃饭呢？当然，这只是当时我们这些虽穷、但还算正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后来才知道，我们刚去德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二战后西德最富庶的时段之一，至少是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段之一。二战战败后，德国国家分裂，遍地废墟，经济凋敝，物资匮乏，人们生活极其困苦。50年代初，在马歇尔计划资助下，加上德国人的教育基础和拼力苦干，经济奇迹般起飞。只用不到30年时间，实力就赶超英、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发达后，又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对二战受害国如以色列、波兰给予大量赔偿，另一方面又设法在世界各地扩大影响力，包括亚非拉。我们得到的奖学金就属于这种战略计划之一，称作Entwicklungspolitik（促进发展的政策）。我们看到法兰克福机场的情形可以说是当时整个德国的一个缩影。

在机场大厅休息一段时间后，心情渐趋平静，耳朵也变得灵敏起来。机场内不断响起的航班信息，渐次能听明白一些，心中暗自高兴，但仍不敢张嘴说话。我真正开始说像样一点的德语，是在一个多月后歌德学院的培训班上。可能我比较笨吧，而其他国人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有些开口说话比我还晚。所以我认为，出国进修或学习或访问，时间不能太短。对于短期出国（小于半年）的老师，时间短，语言不通，是很难学到什么本领的。

飞机准时从法兰克福起飞，是一架小飞机，只有几十个座位。飞行不到1小时，大约当地时间下午7时许到达萨市。虽已是下午7点多，但由于德国纬度较高，实行夏时制，外面天色依然明亮。机场不大，很快取出行李，小心翼翼走出机场。从这一刻起，我们就算真正踏入德国社会，站在德国土地上，以后一切要靠自己独立行动了。

本以为会有Carl Duisberg基金会的员工接站，没想到机场外空无一人，冷冷清清。怎么会这样？乘客陆陆续续走光，心中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试想一个在封闭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在国内一直是依靠组织，听人安排的，突然来到一个陌生国度，对当地语言、风俗、习惯甚不了解，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旁，拖着沉重又不便推拉的行李，往哪儿去？怎么办？

还是老宋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报到地址，老宋提出搭出租车前往。搭出租？要知道那时在国内也很少坐出租，刚到国外怎敢轻易打的？又怎么与司机讲清楚呢？司机会不会乘机欺生讹诈？俩人心中惴惴不安。正在此时，真有一位出租车司机主动走上前来，询问我们是否是Carl Duisberg基金会的客人，主动提出送我们前往住地。我们受宠若惊，将信将疑，似是绝处逢生，高兴极了（大不了花钱呗）。上车后司机主动介绍，今天周六，在德国是不上班的（那时国内尚未实行双休日）。因此基金会事先委托各位司机，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基金会的客人，请帮忙拉到住地，路费由基金会支付，我们只需签字即可。哇！原来如此。至此，我俩如释重负，如梦初醒，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

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座十几层高的大厦前（图6-8），门前空无一人，大门紧闭。司机一面热心地帮我们卸行李一面联系开门。我们则不停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门铃响过，一位年轻人急匆匆跑出来，笑容可掬，边开门边道歉。（怎么都这么客气？）告别司机后，年轻人帮我们将行李抬进大厦门厅。简单看一下护照，没登记，也没任何检查（大概我们的面孔就是最好的证件），立即从办公室拿出两串钥匙和两大袋子东西，分别交给我和老宋。（咦，这么信任我们？）然后带我们乘电梯找到房间，前后不到十分钟。（少见的高效率！）

图6. 萨市歌德学院语言培训中心大楼（摄于1984年5月，来德后的照片均是半月后买了傻瓜相机后拍的）

图7. 萨市歌德学院语言培训中心之前门（摄于1984年5月，我们住在这儿，也在这儿上课）

图8. 在萨市的中国同胞合影（摄于1984 年5月，背景是歌德语言学院宿舍和教室，5人中化工部2人，电力部2人，五机部1人，前排右一为老宋）

年轻人解释道，今明两天是周末，无人上班。他不是基金会员工，是志愿者，在此做社会服务的。后来了解到德国高中生毕业后需参军一年以上才可读大学。若因故不能参军，则可参加社会服务替代，时间两年。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先后遇到几批年轻志愿者，都是和蔼可亲，热情友善的青年。他告诉我们，每人的钥匙除可以开自己的房门外，还可开楼下大门，方便进出，但打不开其他人的房间。又是一件新鲜事，此前从未听说过。他又说，周末商店不营业，无处购物，因此基金会为每人准备了一袋食物，够吃两天。说完客客气气地告别而去。

至此，我和老宋已无话可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过去认为，西方国家虽然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但精神和文化层面不及我们。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又受党教育几十年，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层面傲视全球。但今天在事实面前，面对机场内人们的彬彬有礼，面对出租司机的热心帮助，面对年轻志愿者的无条件信任和笑容，面对我们手上的钥匙和食品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和老宋每人一个单间（图9）。房间内有洗漱间，席梦思床、写字台、桌椅、冰箱、电视......一应俱全。房内地面、家具、电器、洗漱间超级干净。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如此锃明瓦亮的地面，亮得不忍踩踏，好不习惯，甚至有些胆怯！因为有生以来从未住过单人房间，从未见过如此洁白的床铺，如此明洁的家具和洗手间，舍不得使用，不敢坐不敢碰，怕弄脏了不好交代，得花多少时间打扫？不由得又去找隔壁老宋，老宋也有同感，双双不知所措。

图9. 语言培训中心宿舍，平生第一次住单间。（摄于1984年5月，桌上摆着国内带去的闹钟和新买的傻瓜相机）

我们打开食品袋，了不得，我们还从未一次拥有过如此丰盛的食物：面包、牛奶、香肠、罐头、黄油、蔬菜、水果、矿泉水、可乐......面面俱到，数量足够吃三四天也不止。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无法与家人联系。我多想将到达德国第一天的经历、感受好好向家人倾述呀，多想将这些美好的食物分给孩子享用啊。我觉得有生以来从未有一天经历过如此多的新鲜事情，从未有一天感受到别人对自己如此之多的友好和尊重，从未有一天视觉上、思想上受到如此激烈的冲击和震撼。这真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天！

简单休息后，两人还无睡意，相约上街转转。街上空无一人，街道窄窄的，弯弯曲曲，高低起伏。老宋很不习惯，说远不如北京的马路宽阔平整。我倒感觉与青岛的街道有些相似，很是亲切。天空尚有余光，云层红黑相间，华灯初上，空气清新，微风徐徐，略有寒意。街面非常洁净，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旋即又趋宁静。街道两边植被丰茂，沿街人家门前小院如同小花园，绿草红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图10和图11）。窗台也装饰着各色鲜花，我们又是一番感叹。走不多时，真正感觉疲倦了。此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相当于北京时间5月6日凌晨3点多，我们已超过20个小时未沾床铺了。回到房间很快进入梦乡。

图10. 萨市街景一瞥（1984年5月）

图11. 在萨市小花园内与一对德国夫妇合影（1984年5月）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