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读了童真教授追忆他的日本导师藤田（Hiroshi Fujita）教授的文章（参见链接），我很是感动，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也想写篇短文记叙我心中的藤田先生，虽然我从未见过他。写下标题中的“藤田先生” 时，竟然想起我在中学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名篇《藤野先生》。两位不是同时代人，年纪相差了近50岁，但都是“藤家人”，都是中国留日学生的导师。我想是他们共有的真诚、严谨、执着和从不轻易外露的对中国学生的温情让我把他俩连在一起。

我知道Fujita这个名字比童真早20多年。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与西方是隔绝的，“窥视”西方科技成果仅有的渠道便是西方的科技书和期刊，虽然大都是影印盗版的。那些年，尽管能看懂的很少，我还是喜欢浏览这些书刊，特别会关注一些高分子期刊的“编委会”，因为里边都是国际学术大咖的名字。我注意到有时也会有少数几位日本学者，其中Fujita几乎从不缺席，我自然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相信他一定是日本高分子界的领袖人物。

1988年夏天，我到日本京都参加了IUPAC Macro（世界高分子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在会议大厅休息时，一位略带青涩和腼腆的年轻人向我走来，自我介绍道：“我叫童真，在大阪大学读博士，我的导师是Fujita，就是藤田教授，他和钱人元先生是熟悉的。”这时才知道我久仰其名的Fujita就是藤田。这位年轻人也算是师出名门了。他说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工作，想听听我的意见。那时出国读博士的人还不多，能在海外遇到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真太难得了。我很高兴，很坦率地讲了自己回国7年的感受，说回国真的很好，虽然条件差些，但我们是大有可为的。他当时对回国后去哪里工作还没有主意，我把我所了解的国内高分子相关的主要院所和大学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不久以后，他真的回国了，入职华南理工大学。他是博士“海归”的先驱者，自然很受重视。他经常出来开会，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1999年，“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组建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时，我提名了童真。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了解他的学术成绩，但想想他的导师那么厉害，学生肯定也行，也算是奉行名师出高徒的“学术血统论”吧。于是童真成了我们学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如今25年过去了，实验室早已从“部重”升格为“国重”，委员换过几届，但童真始终在任。直到最近国重“重组”，成立了新的学术委员会，童真也已“上了年纪”，和我一样，在担任了几十年的学术委员后，光荣退役了。

藤田先生生于1922年，到90年代，他已年逾7旬，逐渐从科研一线退了下来，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也就没有机会见到他。但在国际学术期刊编辑方面，他依旧活跃。这样我便有幸和他有了令人难忘的“隔空”交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高分子的“氢键增容”研究，历经十年，终于发现和证实了“氢键导致的不相容-相容-络合转变”，形成了一项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一次在华东理工大学作学术报告后，徐种德教授[1]对我说，这么好的工作应该写篇review（综述）发表，他建议投寄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 （APS，《聚合物科学进展》）。

[1] 徐种德（1937-2011），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高分子材料和高分子物理专家。曾在美国阿克隆大学和麻省大学等校访学和担任客座教授。

APS是高分子学科历史最悠久的评述性刊物。早在我刚毕业的60年代初，我就“观赏”过她，说是观赏而不是阅读，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本德国出版的期刊的原版，印刷十分精美，但是全德文，对我来说自然是只有观赏的份了。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APS 开始变成英文和德文并用了，到了大约80年代吧，就再也看不到德文文章了。其实，大家熟悉的Angew. Chem.（《德国应用化学》）也经历了这样的“语言蜕变”。我的老师早年告诉我，在二战以前，我国化学学人的第一外语是德文。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1957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高分子大会是采用了五国语言同声翻译的（见《旦苑晨钟》2024年10月22日发文，参见链接）。即便是美国出版的老牌期刊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聚合物科学杂志》）直到60年代还会有德文和法文的文章。所以说在学术领域，那时英文还没有建立起统治地位。但自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有英语之外的国际会议“官方语言”了。如今在科技领域，英语绝对强势，以致完全非英语国家召开的多边或双边会议上也只能使用英语。如在中-日双边会议时，虽然我们共用着许多汉字，甚至发音都相似，但会上我们只能说英语。在这类场合，我有时会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在上世纪的国际会议的通知里都有“本会议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这么一句话，如今的会议通知上再这么写的话，就是蛇足无疑了。我从教的这几十年，有幸经历了这次语言转变的全过程，回顾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大转变无疑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领跑者的结果。没有听说过哪个国际学术组织为使用哪种语言下过命令，但变化确实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期待下一次的转变，那无疑将会是汉语登上国际科技通用语言的宝座。这也许真的会发生，但得依赖于我们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那种把街头车站的“National Library”站名改成“Guojia Tushuguan”之类的“文化自信”，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愚昧之举。

言归正传，1996年6月初，我收到了藤田先生的第一封信（图1），这实际上是一封邀请信。他说，接受徐种德教授的建议，APS邀我撰写一篇论文，总结自己的研究工作。他还说，从1970年代初，他就开始担任APS的编辑，一般的编辑只是查一下文章的格式等等，他的理念不一样，他更关注文章的逻辑和清晰的表达，因此还会做一些文字上的改进。也就是童真文中讲的，藤田先生拿到稿件的“第一要务是polish英语”。这封信显然与一般编辑冷冰冰的官样“公文”不同，像是和我这个陌生小辈在谈家常，亲切感油然而生。我就复信说，能得到APS邀请是我极大的荣幸，由于这篇review要总结我10多年的研究工作，涉及数百篇的文献，工作量很大，我将尽力争取在1997年年底交稿。不料到这一年的9月底，藤田先生又来信了（图2），原来这时离我答应的投稿期限只有三个月了，他特地给我一个“温馨提醒”。接着他又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他说“按照Springer出版公司的意见，我最近从APS编委会退休了，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愉快地工作了29年。因此做你的论文编辑，是我为这个世界知名的评论期刊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我希望我不带着遗憾完成这项工作。”真没想到，我的这篇评述对藤田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当然要更加努力，兢兢业业，让论文体现出水平，这样才对得起尊敬的藤田先生。

图1. 藤田教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注意，藤田教授此时已退休，没有了“单位”，用的是家庭地址）

图2. 藤田教授1997年9月写给我的信

后来的事情进展得比较顺利，我按期在年底交稿了。这是我十多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性“大作”，稿件有一百几十页长（最终印刷版76页），含有184篇文献。为这样的稿件进行仔细的编辑，对一位75岁的老者来说，想来也是够辛苦的。过了大约两个月，藤田先生寄回了他的修改稿。我见到修改稿，既吃惊又感动。那时我已经发表过近百篇英文论文，对英文撰写还是有些自信的。但先生在我几乎每一页的底稿上或多或少地用铅笔做了修改。虽然先生在附信中说，他的修改不一定准确，要我再做仔细的核对。但见到那么多修改，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儿不服。可在仔细阅读后，我幡然醒悟，很多地方虽然只改动了一两个词，但读起来却是顺畅得多，有些地方还是画龙点睛之笔，先生真是“polish”英文的高手！我一直认为日本老一辈高分子学者的英文“真不怎么样”，这个偏见看来得改改了。到了1999年初，文章终于在APS上刊出了（图3）。如今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似乎早已不值得关注，但值得我欣慰的是，这是我国高分子学者在APS上发表的第一篇基于自己在国内研究成果的系统性评述，是纯正的“Made in China”。

图3. 江明等发表在 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上的论文

从接到邀请到文章刊出，历时近两年。在这期间，为了这篇文章，我和藤田先生有频繁的信件往来。他1997年9月的来信中的几句话是最值得深思的。他说：浏览典型的聚合物刊物，特别是《大分子》（Macromolecules），我为中国同行作者们最近表现出的高研究活力，感到惊奇。我想这种趋势，无疑是与你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的。看来，我们日本高分子科学家被你们赶上和超越，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图2）。其实，在90年代中期，中国高分子才重新起步不久，可能显示出了快速发展的一点儿苗头，但在国际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还很少，国际学术会议上还只能当配角，在这样的背景下，教授就做出这样的“藤田猜想”，使我震惊。想来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对中国的进步的欣赏，更有对日本将被超越的担忧。

关于中国和日本高分子发展历程的比较，也是我常常想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原本贫穷和落后的中国，经过长期抗战，更是元气大伤, 民生凋敝。而日本呢，虽然过去的工业和科学基础比较好，但被他们自己发动的战争毁坏殆尽。所以应该说，战后中日发展的基础都很差，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后来的发展道路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战后，日本很快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有大批的青年学者去美欧留学，藤田先生就是这样的先驱者。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就把新兴的高分子学科在日本发展了起来。我记得在60~7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复旦图书馆就能看到好多日文高分子书刊，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欧美高分子名家的主要著作，都可以看到日文的翻译本。因为日文里面有很多汉字，不懂日文有时也可蒙出个大意，当时我英文很差，面对那么多日文书刊的诱惑，我甚至一度想先放弃英文去突击日文。透过这些书刊，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学者们强烈的学习和追赶西方的渴望。显然，在这方面，他们60-70年代的“海归”们贡献巨大。改革开放以后，我结识了许多日本高分子的前辈学者，他们全都有留洋的经历。经过30年左右的奋斗，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高分子的一些主要领域，日本都有人在从事研究，而且出现了世界级的知名教授。这时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已经相当的明显了。

记得197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利物浦大学，那里的研究设备和条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我用核磁共振来做我合成的高分子的结构表征，用电子显微镜来观察高分子材料的微观结构，用带计算机的动态力学测定仪研究粘弹性，这些设备都是我在国内没有用过甚至没有看到过的，对此，我不时会表露出“乡下人”进城那样的兴奋欣赏之情。当时我们课题组有一位从日本来的博士后叫原口，我们相处得很好。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他对我说，对他来说，“英国没有什么新鲜的，所有这些东西在日本都有”。他这样说并不夸大。课题组导师邀请他来做博后，是为了拓展实验室新购进的一台仪器的应用，该仪器的发明人就是原口的博士导师，世界知名的高分子物理学家高柳教授。此外，我和原口虽在同一个课题组里各自独立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作为博士后，每月的工资大概在500英镑。而我呢，作为公派的访问学者，工资是130英镑，也就是说我的月工资只是他的1/4左右！这表面上是钱的差距，实际上是国力的差距，是学者国际认可度的差距。日本的高分子在一片废墟上崛起，进入先进行列，大概花了30年的时间。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则耽误了这么多年！万幸的是，从70年代年末开始，我们终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世纪交替的年代，我国的科研步上了快车道，新世纪的头十年，我们的研究水平明显上了新台阶。2008初，我收到一位来自日本工业大学名叫酒井（图4）的学生的来信，他说他很快会取得硕士学位，想到我课题组来攻读博士学位。这使我有些意外。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从鲁迅到仙台的藤野先生名下时就开始了，是历史潮流，酒井为何要“逆流而行”呢？他来自名校，成绩又好，已学过一些汉语，我自然乐于接受。酒井顺利通过面试并申请到了我国的政府奖学金，在2009年秋加入到我们课题组。由于我们的研究方向和他的硕士背景差别很大，他的课题刚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他不急不躁，稳步前行。到了他博士的第三年，情况有了转机。他自行设计并合成了一种特别的“配体分子”，打算研究它与蛋白质在溶液中的相互作用。在2012年底的一次组会上，他报告这个工作，但略带沮丧地说，他花了很大力气得到了设计的配体，但它与蛋白质混合后，并没有得到期望的清澈溶液，而是得到了沉淀，不知下一步怎么走了。在随后的热烈讨论中有人建议说，“那何不先看看这沉淀是什么呢？如果......”几天后，酒井就报告说，他用简单的光学显微镜观察了沉淀，看到了很多规则的小晶体！这个消息真的令人振奋，因为这意味着配体和蛋白质规则地自组装了，这是前人从未报道过的获得蛋白质自组装体的新途径！那时课题组已与德国Balauff教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于是酒井就去柏林对晶体进行了高分辨冷冻电镜和电子衍射的详细研究。这时，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刻苦钻研精神发力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这种组装体的结构分析，并给出了详尽的结构模型。这个成果是课题组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由此开拓了基于诱导配体-蛋白质自组装的新路线，此项研究在陈国颂-江明课题组发展至今已十多年了。

图4. 江明和他的博士生们。左起：廖小娟、江明、酒井、梁清

酒井的故事似乎为回答“藤田猜想”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佐证。事实上从70年代末开始，大约也经过30多年，到2010年代，我国的高分子研究也走到了国际前列。作为这样的历史性的变化的亲历者，我怀着激动且自豪的心情写下了“我国的高分子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一文，2011年在《高分子通报》发表了。当时还在组里攻读博士学位的酒井读了，很是感慨，说日本同行们可能会有兴趣，于是把文章翻译为日文，并作了进一步充实改写。后来，此文以酒井为第一作者在日本的评述期刊《高分子》上发表了（图5）。到这时，我想对看了这篇文章的日本朋友来说，十多年前的“藤田猜想”是否被“不幸言中”了呢？

图5. 酒井等发表在日本《高分子》上的文章的首页

1999年我的文章在APS发表后，我立即给藤田教授写信，表达了我由衷的感激之情。但我总觉得不够，很想去日本拜见他，当面表达对这位长者的敬仰之情。可是在这之后的近十年里，我没有机会访问日本。直到2009年底，我接到东京工大、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的访问邀请。我立即询问了童真，如何能去拜访藤田教授。不料他告诉我说，先生已经在二年多前去世了。这个消息，使我怅然若失，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