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在我60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里，结交了许多好同事、好朋友。其中有几位女教授，是我特别知心和佩服的，我称她们是我心目中的“高分子三女杰”。她们是复旦大学（后华东理工大学）的何曼君教授、浙江大学的封麟先教授和武汉大学的张俐娜院士。 

封麟先是1941年出生的，但在2000年就去世了，所以今天的中青年朋友好多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了，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有责任写点文字纪念她。

我和封麟先的第一次见面，印象特别深刻。1983年4月初，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世林先生（参见链接）邀请美国的M. Szwarc教授（图1）来访。教授从上海入境，杨先生就派封麟先到上海来接，再陪他到杭州。杨先生办事仔细，怕封麟先对上海不熟悉，就拜托于同隐先生找个同事协助一下，于先生把这事交给了我。实际上那时我已从英国访学回来两年，接待外国访者是我的日常工作，可谓是于先生编外的“外事秘书”。记得那天封麟先近中午的时候才赶到复旦，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快人快语，见面就对我说“我还没有出过国，没有和外国教授打过交道，这回麻烦你了。”我回说，“没事，没事，Szwarc，我是久仰大名，再说他回国前还要来上海，到复旦来作报告，我先认识一下也好。”我接着说，“这里到虹桥机场要一个多小时，时间很紧了，在外面吃饭来不及了，你就到我家随便吃点吧”，她倒是一点没有推辞。时间紧迫，我当然没法好好招待她，于是我就自制了蛋炒饭，重油、香葱、嫩蛋，香气扑鼻。我们饱餐一顿。紧接着就乘上预定的校车队的车子（那时上海街头出租车极少），向虹桥机场（那时还没浦东国际机场）出发了。虽说初次见面，我们毫无陌生感，她一路滔滔不绝。她是1962年浙大毕业的，比我低两届，是泰州人，“扬泰一家”，于是我们还互认了半个同乡。她最感兴趣的是我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因为她不久也要去访学了。谈着谈着，她突然没声音了。我转过头去，见她耷拉着脑袋，面色苍白。我慌了神，说“你不舒服？我们先去医院吧！”“不，不......我想吐，晕车了......”想吐？那怎么办呢？我束手无策。不料她早有准备，从包里掏出了塑料袋，痛苦中完成了那个程序。很幸运，她很快就缓过气来，说“真不好意思，我有时会晕车，不过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大概是你的蛋炒饭做的太好，吃多了”。嘿，还真有点怪上我的意思。还好，去虹桥机场的路程很长，路上虽发生了这么个插曲，倒也没有妨碍我们的大事。到了机场，她照样精神抖擞地和我一同迎接了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Szwarc教授。 

图1. 美国M. Szwarc教授

这里应该说说Szwarc教授。他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小个子，面黝黑，外貌似乎和他的杰出成就不相匹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知道这个名字了。那时我参加高分子工作还不久，于同隐老师给我们做过一个报告，他说美国教授Szwarc发表了一篇文章，发明了一种“活性阴离子聚合”，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个发明可以说开辟了高分子科学和工业的一个新时代，是应该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可是一直到2000年，教授去世也没有拿到诺奖。没有看到正式的文章讲过究竟为什么，但坊间传说，是研究阴离子聚合的几位权威对这发明的归属争议不休，结果弄得大家都没有份，真是憾事。

封麟先接Szwarc到杭州后，按计划他先后在杭州、北京和西安（可能有误，记不清了）访问和演讲约三周，于4月25日回到了上海。我有机会接待这位仰慕已久的学术大家，并为他做翻译，是很开心的。为了做好翻译，我事前仔细钻研了他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综述，就是登载在那权威的高分子评述期刊APS上的（参见链接1，参见链接2）。这样在为他做四场报告的翻译时，我能做到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在最后一场演讲结束时，他罕见地感谢了翻译。接着对着我说，他在四个城市做了十多场演讲，都有翻译，但是“You are the best ”。（“你是最好的”） 这么称赞我，我有点意外，笑着回答说，“你不懂中文，怎么知道我最好了呢？”他说“我听不懂中文，但是看得出的。”教授对我们十分友好，但他来访问时已74岁，从大学退休了，所以尽管国内仰慕他的年轻人很多，但没有人有机会能拜入其门下学习，这是很遗憾的。

杨士林校长邀请Szwarc，不只是官方行为，其实他们还有“私交”，这点大概知道的人不多。在我忆杨福家校长的文章里（参见链接）我曾写过，上世纪60年代初，美西方和苏联都对我国全面封锁。但是我国上层的有识之士，还是尽了很大努力，抵制住各种干扰，向较温和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派出很少量的科技进修人员。1963-1966年先后三批向英国派出了27位科技进修人员（见：熊卫民，朱胤臻，上个世纪70年代一段公派留学往事，《知识分子》，2024年11月01日)，当然都是万里挑一的又红又专的精英，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和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士林。杨先生是高分子化学家，他被派往当时国际知名的高分子化学中心利物浦大学（利大）。说来事巧，Szwarc当时也正以英国皇家学会访问教授的名义在利大进行长期合作研究。这样他们就有了合作共事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样的中外学者间的“私交”，是很难得的。有意思的是，我在1979年作为首批访问学者也去了利大化学系，这样我和两位前辈可攀上“校友兼系友”的关系，也是幸事。我去利大时间比杨先生晚了16年，国内的政治环境已完全不同了，我和那里的外国朋友可以没有顾虑地交流。我去利大后不久，化学系主任Ledwith 教授就问我是不是认识中国高分子化学家“Yang”？他说63年到65年，Yang在他实验室工作，研究做得很好。我听了很吃惊，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国内已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怎么还派出留英学者呢？我一派茫然。他接着说，“这Yang真的很奇怪，在这里我们相处很好，他的研究也很有成绩，但他65年回国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想和他讨论发表论文的事，也没有回音。这人的性格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听到这里我似乎有点醒悟了，65年从英国回国，紧接着那场空前的劫难就开始了，“Yang” 哪里还有胆量回应来自老牌帝国主义的呼叫呢？直到后来认识了封麟先，我才从她那里知道，杨先生63年去过英国。我恍然大悟，原来“Yang”就是浙大杨先生！认识杨先生的都知道，他是一位极为正直、和善、谦恭的学者，是那场大浩劫把这么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的外部形象都给毁了。

我似乎从未问过封麟先在学校担任什么职位，但我就是觉得她是杨先生最信任的，有关浙大高分子的事，找她就行。自从和封麟先一同接待Szwarc之后，我们外事“合作”的机会很多。那些年国门初开，西方学者纷至沓来。客人来访演讲，带来了学科前沿的新信息，对于被封闭了多年的我们来说，真是如浴春风，故我们以很大热情做这件事。浙大的客人大都从上海入境和出境；复旦的客人，如要安排休闲旅游，杭州是首选。这样我和封麟先就有机会“分享”来宾。做这类安排时，我们都能相互为对方着想，故始终合作默契而愉快。记得85年我陪一位英国教授去杭州，那时浙大旁边的灵峰山庄和玉泉宾馆都还没有，学校招待所的条件很差。当然，杭州高级宾馆很多，可我和封麟先都无力负担，故只能委屈一下我的朋友了。招待所的客房很简陋，两张单人床，一张长桌，几把椅子，洗脸都要到公共卫生间。那时盛夏，使用空调是不可能的，但有风扇。面对这样的条件，我很担心，但封麟先总能以她的真诚热情和周到安排，弥补上客观条件的不足，让客人过的很开心。

图2. 江明和封麟先在IUPAC Congress (北京，1993年8月)

图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材学部高分子评议委员会（1996年）。前排左起：徐懋、洪定一、沈家骢、徐僖、程镕时、封麟先，后排左起：邓先模、何天白、江明、梁学海、胡汉杰 

图4. 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1999）。前排左起：杨玉良、薛奇、沈家骢、卓仁僖、陈用烈、封麟先；后排右一：童真

由于复旦和浙大地理上的靠近，于先生和杨先生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再加上封麟先特别真诚、爽朗和热情的个性，在80和90年代，封麟先成了我最熟悉和知心的同行（图2），我们平时相互都是直呼其名的。我们曾一同担任了国家基金委工材学部和化学学部的评委多年（图3）。1994年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立，她即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图4）。 1990年 10月，我们同时当选中国化学会理事，成为高分子委员会委员，我还担任副主任。那时的高分子委员会规模很小，办事也远没有现在规范。那是没有Email和互联网的时代，同行间的信息交流很慢，于是我建议创办《高分子快讯》小报以促进交流，封麟先是最积极的支持者。我主办了几期以后，她就主动接手续办了。

这里有件趣事值得一记。我们进入高分子委员会时，钱人元先生连任主任，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担任的，我们不清楚，那时他已73岁。后来听他说过多次，自己年纪大了，不合适当主任了。当时没有规范的换届制度，再说我们也看不准钱先生的真意，不知他是表示谦虚还是确实不想做了；还有，确实也没有年龄合适且有足够威望的人接任，所以这事就一直拖着。直到约95年初，钱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这回他出国，有外国人竟然问他“你是中国高分子的邓小平吗？”，我禁不住要笑出声来。我随即向封麟先和其他委员通报，我们看法一致，钱先生这回真的不想再做这个主任了。正好，这时王佛松先生从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有了时间，这样1995年全国高分子大会（广州）期间，高分子委员会开会，顺利改选了。

那些年，我和封麟先见面频繁。印象中，在一起时，她最爱谈她的课题组，谈她的得意门生，以致我至今还可以叫出他们好多人的名字，有几位还和我保持着联系。但她极少讲她个人的事，我只知道她有个儿子在澳洲读书，但姓什么都没有印象。封麟先是高分子化学出身，为了加强课题组高分子物化的力量，她和我商量了“联合培养”计划，把她优秀的博士生小项送到我这里作课题两年，然后回浙大答辩和留校。要这样做，较真起来，有很多复杂问题，研究经费怎么算？成果怎么算？导师应该是谁？但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些，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就把这事办成了。小项在复旦的研究成绩很好，在《大分子》（Macromolecules）等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这样，我和封麟先就有了共同发表的论文，也算是一个纪念吧。因为小项是浙大注册的学生，他回到浙大作了论文答辩，导师就是封麟先。不过稍觉遗憾的是，小项毕业时，他爱人已到美国求学，显然，封麟先的“加强物化”计划难以完成了。善解人意的封麟先没有为难他，仍然对他鼓励有加。

有次封麟先邀我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印象深刻。她让我参加她的组会，和学生们做深入交流。第二天她邀我和全组人员一同到杭州龙井茶场边上的一个茶庄品茗聊天。我发现她的课题组气氛轻松自然，她把她的学生一一给我介绍，那表情竟然使我想到夸赞自己孩子的年轻妈妈。她甚至对他们有没有男女朋友都了如指掌。那时我和她都50多岁，面对20来岁的学生们，我就在想，封麟先真的是把导师、朋友和母亲的角色融于一身了。

封麟先对待学术前辈的由衷的尊敬和体贴照顾，我印象极深。她对导师杨士林先生自不必说。记得直到90年代，浙大高分子用房极为紧张，杨先生和她及几位博士生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她多次和我讲过这事，没说自己有什么不便，一直是为杨先生鸣不平。不过她有时也对杨先生颇有“微词”，说：“杨先生太忠厚、太老实，什么都不去争，和你们于先生一样......”后面的话我就不写出来了，懂的都懂。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封麟先带我和几位同事去北大看望冯新德先生。那时冯先生已年逾八旬，很少出门，见到封麟先和我们，十分高兴，谈笑风生。他说“我不出门，但高分子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知道，封麟先会打电话给我报告”。大家热烈谈笑间，封麟先一直“反客为主”，忙着给大家泡茶端水，宛如冯家家人。我当时就在想，封麟先并不是冯先生的学生，怎么会那么熟悉亲切呢？后来听浙大的同事说，其实早在60年代，封麟先在读杨先生的研究生时，杨先生把冯先生请到浙大，系统讲了高分子化学课。那时封麟先就成为冯先生的编外好学生了。90年代，冯先生主持的基金委和中石化的几个大项目中，封麟先都是骨干，更成了为冯先生忙里忙外的得力的助手。再后来还听说，冯先生的夫人去世，封麟先还为师母在杭州的墓地和安葬操劳。封麟先对老辈学者的由衷的尊重敬爱和“小面袄”般的爱护体贴之情，令我感动。我们曾经感叹说，冯先生无儿无女，但晚年有了封麟先和几位北大同事这样的“编外”儿女，也算是有福的了。

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封麟先对浙大高分子最大的贡献是在引进人才、拓宽学科布局上。她是高分子化学出身，但早在80年代末，她就开始在高分子向生物医药的发展上下功夫，但没有重磅权威坐镇，难成气候。90年代初，浙大高分子实现了长期的期盼，聘请了吉林大学沈家骢院士回母校“双聘”，沈先生还带来了他的团队。从此浙大在高分子与生命科学的交叉方向上大放异彩。大家都懂，被引进者名声愈大，实现起来困难愈多，这里必有诸多波折，封麟先和我谈起这件成功的“壮举”，难掩得意兴奋之情。

这里还有一个针对年轻一辈的例子。1992年成都科技大学徐僖院士把他的博士生郑强派往日本京都大学进行联合培养，94年郑强回国并取得博士学位。郑强修读的是高分子流变学，正是浙大发展高分子物理所急需的人才。消息传来，求才若渴的封麟先竟然启动了看来无望的“挖人工程”。显然，徐僖院士宝贵的中日联合培养机会给了郑强，是他战略谋划的一部分，现在有人想把他的爱徒挖走，谈何容易。此事其中波折少有人知，但听说封麟先在屡败屡战后，想出了妙招，求助于对她的心思最为了解的冯新德先生。冯先生年长徐先生6岁，抗战期间他俩作为师生，在贵州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共度过几年艰难而难忘的时光。如今老师都出来讲话求情了，学生除了忍痛割爱已别无选择。这样，郑强于1995年5月就作为讲师到浙江大学报到了。封麟先此举可谓功德无量，郑强到浙大后的几十年对浙大高分子学科的非凡贡献，学界有口皆碑，我就不必在这里赘述了。 

浙江大学的高分子从90年代后期起，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9年浙大“教育部高分子合成和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成立了。或许正因为我和封麟先在80、90年代的深入交往，郑强等浙大的同行们了解我，我荣幸地担任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前后十年。在此期间我年年都要去浙大。我入住灵峰山庄，走进求是讲堂，漫步于西子湖畔，西溪湿地......这里留下过封麟先和我的足迹，虽然她已故去十多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她。“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如果她还在，这里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