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华

引言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有一位导师的身影始终清晰如昨。他既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旅途中重要的同行者。他就是美国阿克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世界著名的聚合专家——Roderic P. Quirk。本文讲述的，不仅是我与他三十年交往中的点滴故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时间与文化的深厚情谊。师道无疆，这四个字，是对这段关系最真切的诠释。

初识 Quirk 教授

我第一次见到 Quirk 教授是在 1984 年秋。他当时应邀前往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作关于阴离子聚合的学术讲座。Quirk 教授是高分子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时任阿克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长期从事阴离子聚合及相关领域研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他的论文被广泛引用，是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那时我刚刚硕士毕业，留校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担任系副主任及聚合反应研究室主任。正在与导师应圣康先生合著《高分子化学丛书》中的《离子型聚合》一书，对 Quirk 教授的研究成果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书中亦大量引用了他的论文。因此，初次见面便如久别重逢的故人，课前课后，我们有许多深入交流。

来听讲座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阴离子聚合研究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图1）。当年大家的英语水平普遍有限，课堂上往往只有我和 Quirk 教授之间能进行有效沟通。其实，我的英语也并不出色，但由于对他的研究工作较为熟悉，我们常常在黑板上用化学反应式代替语言，顺利完成交流。

图1. 1984 年，Quirk教授（前排中）在大连工学院讲学

缘起中国，承诺未来

讲学临近结束时，Quirk 教授问我是否可以邀请他到上海讲学。我立即返校请示应先生，学校很快批准。我随即发出电报，正式邀请他到华东化工学院访问。他在上海停留一周，每天早上我从市区宾馆接他，一起早餐后前往学校，为他的课程担任翻译；下课后再送他回宾馆。短短一周，我们的友谊迅速升温。

有一天，他因讲话过多嗓音嘶哑，问我是否有药。我带他到校医务室，医生为他开了牛黄解毒片。他疑惑药效如何，我笑说：“吃中药，必须相信它有效，才会有效。”多年以后，他仍时常提起这句话，作为我们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趣事。

当在上海的讲学快结束时，他突然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工作。我问，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他说当然是到美国，并表示愿意邀请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我答复此事需与学校协商。他随即与应先生面谈。应先生表示他正在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候选人。Quirk 教授当即对我说：“那就等你博士毕业后，来美国做博士后。”

1987 年 5 月 30 日，我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久后的 6 月 5 日，便启程前往美国阿克伦大学，开始了我在海外的科研旅程。

从中国到美国：一段跨越时空的旅程

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那些年，我见证了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那时没有电子邮件、微信，更没有视频通话，跨国通讯极为困难。一通越洋电话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留学生只能靠信件寄托思念，与亲人之间被距离和时间拉得遥不可及。

我有一位朋友，来美时刚刚新婚。三年后，他的妻子终于拿到签证，来到阿克伦。他和另一位朋友一起去接机，结果他妻子竟然认不出哪位是自己的丈夫。这样的场景在今天几乎无法想象。如今即使远隔万里，也可以通过视频天天“相见”，而当年要打一通回国电话，得通过 AT&T，第一分钟五美元，之后每分钟三块五。对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五美元可不是一顿饭钱，而是一天的生活费。为了求学，许多人不得不忍受物理意义上的妻离子散。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煎熬。儿子出生时我已在美国，见不到孩子的第一面让我终身难忘。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 Quirk 教授时，他非常高兴，并立刻把“让我与家人团聚”当成头等大事。他知道我的妻子小薇是我在中国的同班同学，也拥有高分子专业硕士学位，便决定邀请她来阿克伦大学读博。他亲自起草了邀请信，并答应协助我们办理签证。我将材料寄回国内，满怀希望地等待。

然而数月过去，小薇始终没有收到那封信。她前去学校询问，系领导坦言他们收到了，但没有转交，理由是：她若也去了美国，可能会对我是否回国产生连带影响。

眼见团聚一再受阻，我十分焦虑。到阿克伦9个月后，正值1988年春节临近。我向 Quirk 教授提出能否回国探亲。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慷慨地批了我整整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对一个刚来不到一年的访问学者来说，这是极大的信任与关怀。他说：“家庭和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回美后，Quirk 教授仍不放弃。他建议改以访问学者身份邀请小薇，就像我一样，期满后我们可以一起回国。国内方面终于松口，但她的签证又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签证官质疑她年纪轻轻，怎么可能是访问学者？

1988年10月，Quirk 教授担任美国化学会高分子年会主席（图2）。他看到了一个突破口，以年会主席的身份，正式邀请小薇来美参会。果然，这封来自国际学术组织的邀请信起了作用，她顺利通过了单位和美方的两重审查。1988年10月1日，小薇抵达美国，我们夫妻终于在异国重聚。不久之后，我年幼的儿子也来到美国，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

图2. 我和Quirk 教授在1988年洛杉矶美国化学会高分子会议上

小薇持的是为期三个月的 B 类签证，仅限参会使用，但她一抵达阿克伦，Quirk 教授就亲自带她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将签证改为 J 类访问学者签证。这一变更不仅合法合规，也体现了他深思熟虑的安排。就这样，小薇得以在阿克伦留下，与我并肩工作与生活。

这段艰难却温暖的团聚经历，不仅让我深切体会到亲情的分量，也让我更加感激 Quirk 教授的理解与支持。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的导师。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家庭得以在异国他乡团聚，也让我有了稳定的后方去全力投入科研与事业。

与 Quirk 教授的情缘：从中国到美国，再到科研舞台的闪耀

1990年4月，我离开阿克伦（图3），进入了ARCO Chemical公司，Quirk教授当年对我的赞赏也得到了验证。在公司的科研平台上，我迎来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项目，也让我第一次在工业界真正“大显身手”。

图3. 1990年我离开Akron前在Quirk教授家中的合照

一天，ARCO的研发部主任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合成SAA 树脂——一种由丙烯醇（allyl alcohol）和苯乙烯（styrene）共聚而成的关键材料。原先唯一的供应商孟山都公司停止供货，整个市场顿时陷入短缺。客户的电话直接打到公司CEO的办公室，询问ARCO是否能够接手生产。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老板：“只要是高分子，我都能做。”

但这背后是巨大的技术难题。SAA 的合成极其复杂，丙烯醇几乎不能聚合，与苯乙烯的竞聚率又极低。孟山都采用的是高温高压连续反应工艺，实验室无法复制，也不适合工业推广。

凭借在高分子反应动力学方面的扎实基础，我提出“半连续聚合”策略：将所有丙烯醇先加入反应釜，再按精确设计逐步加入苯乙烯和引发剂。经过一周紧张试验，成功合成出第一磅SAA树脂。

这批样品分发给十家客户，反馈惊人一致：ARCO的产品与原来的孟山都产品无异！项目迅速推进中试，仅用十个月即完成工业化全过程。

我所提出的半连续反应模式因其创新性和实用价值，获得了美国专利，也成为ARCO高分子业务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为表彰我的贡献，公司授予我年度科技成就奖。

项目成功后，我邀请了两位对我影响深远的恩师Quirk教授和应圣康教授（图4）访问ARCO。实验室和讲堂之间，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中美、跨越学术与工业的圆满旅程。

图4. 1996年，应先生访问ARCO Chemical期间在我家

结语

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什么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Quirk教授的识才与信任，应教授的严谨与启蒙，在我的科研之路上交汇成光。而我，也终于在实践中，不负二位恩师的期望。

三十年时光倏忽而过，我从当年课堂上一名年轻的听众，成长为科研团队的领军者。回望这段从中国到美国、从讲堂到工厂的历程，我始终心怀感恩：正是这份“师道无疆”的力量，让我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归属，也让我明白，真正的教育，不止于传授知识，更在于激发人格的光辉。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