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寿宽

（一）

老同事和老朋友江明院士退而不休，倾心创办了《旦苑晨钟》公众号，讲科学和科学家背后的故事。我读到多位老朋友写的回忆科学老前辈的文章，很为感动和共鸣。不久前江明和我通话说“我们该写写于同隐先生（图1）了”，哈，这是给我派任务了。

于先生1917年生于江苏无锡，1934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938年在抗战离乱中毕业。1943年浙江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41岁的于先生领衔创建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

图1. 于同隐（1917.8 -2017.2）

我195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58年秋开始上于先生的“有机化学”课，60年秋大四时被分入刚组建两年的高分子专业，63年本科毕业后考取为于先生的研究生，66年春研究生毕业留校。之后一直在复旦的高分子学科工作至2006年7月退休。退休之后，也一直和于先生有较多的往来，直至2017年2月6日在病床旁送别他。

于先生仁者寿，享年百岁。已经有很多的著作和报道[1-5]，记述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一生。这些我就不再赘述了。作为和于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学生和同事之一，我在这里只是记述和先生相处的五十五年中的点点滴滴，以为对恩师的怀念和纪念。

[1] 段炼, 张剑, 张炜, 一个人与一个系科: 于同隐传,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2] 周桂发, 风淡云轻仁者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

[3] 周桂发, 于同隐画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

[4] 府寿宽, 邵正中, “于同隐(1917- )”,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化学卷·第四分册, 主编 白春礼, 总主编 钱伟长, 科学出版社, 2014, pp. 257 - 265.

[5] 叶锦镛, 府寿宽, “于同隐”,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化学卷2,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pp. 221 - 231.

（二）

上世纪50、60年代，复旦的研究生很少。于先生在50年代有机化学教研室任教时，曾带过两名有机化学研究生，吴世晖和林子森。从60级开始招高分子专业研究生，60级是高南和杜骢，61级是李葰和李有刚，62级是我、鲍其鼐和在职研究生胡家璁，64级是汪道彰，65级是罗永康。分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二个研究方向，导师都是于同隐先生。

这里要说一下于先生学科建设上的战略眼光。于先生出身于有机化学，但他在规划布局上并没有局限在自己擅长的高分子化学领域，而是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自己并不擅长的高分子物理。至1965年，高分子教研室便设立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工艺和高分子辐射化学四个组，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布局。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不多见的，为复旦高分子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话说回来，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主要是上课，政治课、英语课和各种专业课。于先生的教学方式就是带研究生们一起阅读当时高分子专业的著名论著。安排我们三个年级的研究生们一起读Tobolsky的《聚合物的性能与结构》和Bamford的《高分子自由基化学》等原著，二周一次集体阅读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上台讲读一章，然后与于先生一起讨论。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分子化学，于先生特意安排我读Lenz的《有机化学结构理论》，学习方式也是二周一次讨论，不过是于先生和我一对一，他听我讲读并点评指导。

我在大学二年级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第二外语，且只在四年级学了一年。读研究生时，于先生要求外语课改为英语，我英语基础差，被分在慢班。所以，跟于先生一起读英文专著的吃力程度可想而知，真是压力山大。但也就是这样被逼着啃下来了。一年的英语专著阅读下来，我的“哑巴英语”也有所长进。记得研究生二年级时，英语慢班的老师吴辛安教授给我作业的评语是“much improved”，备受鼓舞。

我们高分子合成方向研究生(李葰、李有刚和我)的实验室在跃进楼的306，于先生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的308。于先生会不时踱过来靠在实验桌旁和我们聊聊天。这样，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种轻松、平等，无拘无束的师生关系。

研究生一年级时还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在62年的10月份吧，于先生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告诉我：今年上海市化学化工年会要开始了，我给你报名了，报告内容就是“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你准备一下。

我一下子有点懵。因为这是我60年暑假期间，在王季陶先生的实验室里跟着做的一点实验工作。就是在制备工艺上有所改进，能有效提高产率。我从来没跟他人说过，于先生怎么会知道？可能是王季陶先生在教研室中说过，于先生的细心和用心可见一斑。

这样，我就被“赶鸭子上架”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点工作，论文摘要仅几行字。但对我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做会议报告。报告的地点是上海科学会堂二楼大礼堂，主持人是有机化学名家黄耀曾先生，这下子更是让我忐忑得不行，现在也回忆不起当时是怎样把报告讲完的。这件事之所以不能忘怀，是因为后来才逐渐感悟到于先生对我的这种“赶鸭子上架”式的鞭策，培养，提携，直至九十年代我还一直领受着。

（三）

1963年9月，进入研究生二年级，除了英语学习和选修课外，就要进实验室做课题了。

一天，于先生踱过来跟我说，“阿宽，我给你一个题目，你先做起来，动动手。”什么题目呢？就是大分子偶氮染料。并说“要用到的试剂，我已经给你订购了。用这个药品要注意安全。”

他这么交代过后，下面具体怎么做就是自己的事了。从不催进度，但也不是完全不管，遇到困难时会一起讨论解决，并推荐向相关的专家请教、学习。这个课题除了第一步有点新意和难度，后面就是很普通的有机化学反应了。很明显，这是一个练练手的题目，大分子上的化学反应，并不是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我还是很认真地查资料，做起来了。

这时有个64届的同学张世琳，很聪明的一个人，提前进我们实验室，做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跟着我一起做。

虽然起步有点难，但总的进展还相当顺利，到64年的初夏，我们就做出了多种颜色的聚苯乙烯偶氮染料（虽然色泽上有的并不鲜艳），而且还试着去染棉花、羊毛和腈纶纤维。这期间于先生经常会饶有兴趣地踱过来看看，而且建议我们关于怎么做染色试验，要去问问行家。

说来也巧，我本科同学沈中和的父亲沈鼎三先生，是当时上海染料所的所长。这下好了，我就直接到他家中拜访（之前就已去过多次）。沈先生很热情，让我们去他所里看怎么做染色试验。后来还帮我们做了多种大分子染料在棉花和腈纶纤维上的染色牢度测试。

64年末的时候，有一次于先生叫住我说，这个工作可以整理一下，投稿。可惜，我没有太当真，主要是当时已经在组织研究生们下乡去搞“小四清”了。这个工作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对于先生真有点抱歉。

在63年还有二件有趣的事想提一下。

一是在63年暑假，我、鲍其鼐、陆文钲、王克夷四人，同届同学，都是当时的在读研究生，一起去杭州西湖和莫干山游玩。那天巧极了，在西湖边上我们竟然遇到了于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于民、于美。我们很开心，一起坐了游船，还拍了照（图2-4）。

图2. 1963年，府寿宽、于同隐、鲍其鼐（左起）在杭州西湖

图3. 1963年，鲍其鼐、于民、于同隐、于美、府寿宽、王克夷、陆文钲（左起）在杭州西湖

图4. 1963年，府寿宽和于同隐先生在西湖游船上

另一件是在63年的初冬，有一天对于先生说，我、鲍其鼐、李葰和李有刚四人要去南翔一个化工厂参观，想顺便去古漪园玩一下。没想到于先生脱口而出：“我也去”。这对我们来说既意外，又惊喜。于是就有了下面几张我们和于先生同游古漪园的珍贵老照片（图5-7）。于先生的这张单人全身照（图7）是我拍的。我让于先生站上一级台阶，然后我蹲下采取仰拍的角度，按下了快门。这是我的“得意之作”，于先生也很满意。于先生的“爱玩”那是出了名的，后面我还会讲到。

图5. 1963年冬，府寿宽和于同隐先生在上海古漪园

图6. 1963年冬，府寿宽、鲍其鼐、于同隐、李有刚和李俊（左起）在上海古漪园

图7. 1963年冬，于同隐先生在上海古漪园

（四）

1965年春，参加“小四清”运动结束后，返校。

回到实验室不久，于先生又从隔壁他的办公室踱来了。这次是给我研究生论文课题来了。他拿出一篇美国Hercules Co.在60年代刚发表的专利。内容是用一个三官能团的苯基三氯硅烷单体，经缩聚生成可以溶解的像梯子一样的双链“梯型聚合物”（Ladder polymer）。这个结果和教科书上所说的用三官能团单体通常得到的是交联、不溶解的网状聚合物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激起了我的兴趣。所以立即去当时淮海中路高安路的上海情报研究所，翻印下了这个专利的全文（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是用显微胶卷在照相纸上洗印出来的，成本不低！），仔细地研读。差不多三个月吧，我就做出来了，确实可溶解，能成基本上是无色透明的膜，电阻率高达10的18次方。我们想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称它为“有机云母”。

于先生看到这个结果当然很高兴。

那时学校领导在大力提倡集中力量搞有意义的大项目，少做那些零打碎敲没啥意义的小项目，党委书记说“不吃花生米，要吃大蹄膀”。这样，这个课题就变成全教研组高分子合成方向的主课题了。好几位老师都加入进来一起做。

这个课题，刚开始是照着那个专利的“例一”做的。但后续在如何做好平衡缩聚反应提高聚合物的分子量上面，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创新心得的。

那个时候，我们竭尽全力想把这个成果推向应用。为了能大批量地生产成膜，于先生还专程带着我去当时的上海感光胶片厂，参观流延成膜的设备和工艺。说来也巧，这𠆤胶片厂和我家同在一条路上，相隔仅一个半街区。那天参观完后，得知我家就在附近，于先生兴致很高地说“去你家看看”。这样，我大概是于先生的学生中第一个受到于先生“家访”待遇的了。

1966年4月，我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5月毕业（图8），继续留在高分子教研室工作，6月1日入职报到，接着文革就开始了。

图8. 1965届复旦大学理科研究生毕业照。那时全校理科研究生毕业生仅30余人。前排为校、系领导，其中左六为苏步青副校长

到66年的12月份，校园里“革命”闹得摆不下一张平静的实验台，但我们的“有机云母”项目还在坚持着，而且还在当时专门生产有机硅树脂的上海树脂厂的 500立升釜上中试生产了，得到了50公斤左右的产品。

可惜，随着上海“一月风暴”的爆发，一切科研工作都停了，各种学术期刊也停办了，这个项目也就无疾而终了。

如此，我的研究生论文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就无处可发表。直至十几年后的1979年，鲍其鼐和秦安慰等在于先生的指导下，做了“聚苯基倍半硅氧烷”的动态力学性质或溶液性质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

（五）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在我的坚持要求下，我从“五·七化工厂”回到了离开近6年之久的高分子教研室。

不久，年近花甲的于先生重新担负起拨乱反正，重建高分子专业的重担。这个时期，于先生是怎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布局、重建，已有很多叙述。这里仅就我亲身经历的二三个片段说说吧。

一是于先生为了尽快团结和提高全教研室教师的人心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每周二下午为全教研室的学术活动时间，每个教师都要轮流作学术报告。我当时刚回到教研室不久，于先生即亲自来实验室问我：“阿宽，你讲什么题目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呀。其实，于先生是有备而来，他拿出二篇聚氯乙烯的英文文献给我，说：“你就讲讲聚氯乙烯的合成吧。”

二是在1978-1980年，于先生为了尽快将教师们的专业知识迅速接上并提高到当时的国际水准，主持组织了两本著名的英文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一本是R. T. Morrison和R. N. Boyd的《有机化学》第三版（1973），另一本是H. G. Elias的《大分子》（英文第三版，1977）。

是怎么组织翻译的呢？就是把原版专著按章节拆开，每本书都组织了10多位，甚至20多位中青年教师参加，每人承担一二章的翻译，最后由丁新腾、徐积功、于同隐三位先生分别担任《有机化学》一书的一、二、三校，《大分子》一书则由于先生一人校阅。

两本书的翻译，于先生都让我参加了。前面说过，我是大学四年级才开始由俄语转学英语的，再加上10年文革的荒废，当时的英语水平自已清楚。这样由众人翻译出来的初稿，其水平参差不齐，给后面的统、校者所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像我这样的中青年教师，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培养。很明显，于先生是通过翻译来培养我们，但他自己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来修改审订，可以说真的是让我们趴在他的肩膀上成长。

再者就是1977年，于先生找到我，要我和李善君、纪才圭做“聚苯醚砜缩聚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这也是于先生当时对高分子教研室众多科研方向的布局之一。

聚苯醚砜缩聚反应过程中的异常动力学表现，是在文革中，王荣海、王铭钧、孙猛等老师带着当时还是学生的杨玉良等人，到天山化工厂实践时发现的。于先生也经常下厂去。当时杨玉良和王铭钧等在数学上以指数方式，描述了其反应过程。

现在于先生要我们再做这个研究，显然是希望我们能弄清楚其所以然的本质。我查了一些文献，并借助读前述《有机化学结构理论》时的知识储备，从单体二端官能团的相互影响在缩聚过程中的变化这个新的角度出发，推导了其缩聚反应动力学方程，并设计实验作了进一步的验证。相关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6-8]。这几篇文章都是于先生亲自撰写投稿的。所以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于先生是自始至终的主持者和参与者。

[6] 于同隐, 府寿宽, 计算机模拟缩聚反应动力学, 自然, 1979, 2(6), 345.

[7] 于同隐, 李善君, 府寿宽, 纪才圭, 聚苯撑醚砜缩聚过程的研究,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1984, 5(6), 895-900.

[8] Yu Tongyin, Fu Shoukuan, Li Shanjun, Ji Caigui, Polycondensation Kinetics of Poly(phenylene ether sulfone), Polymer, 1984, 25(9), 1363-1366.

基于上述工作和杨玉良、孙猛、戚念华等的相关工作，于先生领衔以“不等活性线性缩聚反应动力学”为名，获得了1987年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还有二件趣事。

一是在1979年10月，中美双边首次高分子学术会议（图9）前，中方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在当年夏天还先开了个预备会议，请一些主要高分子研究单位去汇报一下可能参加交流的科研成果。于先生就让我和李文俊代表他去汇报。我俩汇报的课题就是“不等活性线型缩聚反应”和“丙烯的淤浆聚合”。在此准备会议期间，王葆仁先生还给了我一个字条，让我也去参加高分子专业委员会会议，旁听他们讨论明年（1980）高分子年会的事宜，回去再向于先生传达。这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中国高分子学科的第一代前辈学者。

图9. 1979中美双边高分子讨论会合影，前排左起：于同隐、沈之荃、P. Flory；前排右起：钱人元、王葆仁

另一件事是在1982年4月，美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阴离子聚合的发明人Szwarc教授来复旦访问，并做了四讲系统讲座。那时大家听国外学术报告还有困难，记得是回国不久的江明担任了口译。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次访问开始，我们接待来访知名科学家的方式有了些变化和创新。就是，不仅仅是请来访者作学术报告，我们也举办一个Mini-symposium，由年青老师向来访者介绍我们的研究工作。这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后来逐渐形成了复旦高分子系的特色传统，并保留至今。这种活动不仅锻炼、培养了年轻老师，为他们提供了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也无形中扩大了复旦高分子，乃至中国高分子的影响力。

我记得那次作报告的有杨玉良、李文俊和我等。我是事先写了讲演稿，给于先生看了，他帮我做了修改。报告后Szwarc还饶有兴趣地逐一作了点评，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这里想特别说一下杨玉良。他念完初一文革就开始了，1968年底跟随父母下乡务农。1974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了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那时候非常注重实践，大学生是要经常下厂实习。于先生也到工厂，且与学生们一起吃住。这时他发现杨玉良是棵好苗子。所以杨玉良1977年毕业时，就提议让他留校。紧接着杨考于先生的研究生出了些波折，他专业课都考得很好，政治课差了5分。于先生专门为他写了个报告，说虽然差了5分，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还是可以的。他就顺利进入到于先生门下。从此杨玉良的学习和科研走上了康庄大道。杨玉良后来当选了中科院院士，做了复旦大学的校长。事实证明，于先生没有看走眼，他站在学科发展、布局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慧眼识才，在培养人才方面贡献巨大。

（六）

1978年，十年动乱结束，邓小平提出“向发达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的战略决策。在高分子教研组中，江明、何曼君、王立惠、李善君等先后出国进修学习了。我那几年还为高分子专业本科生开设“高分子化学”课程的讲课工作，且在整个化学系中，我大概还排不上号。当然我内心也急切地期待着有出国进修的机会，1982年秋，我向于先生坦露了这个思想。于先生跟我说：“阿宽，不要急。要成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了，高分子教研室将整体加入。到时我会考虑的。”

1982年11月，材料科学研究所成立，于先生为首任所长。12月份，于先生让我参加学校组织的EPT考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水平考试）。通过后，于先生即开始为我联系出国进修的去处。

此时，正好美国麻省大学的Vogl教授接受纽约理工学院的邀请去担任H. Mark教席的首任讲座教授（Mark教授被称为“美国高分子之父”，当时还健在）。当时在Vogl课题组进修的习复（北京化学所）和李善君都快要到期了，需要补充新人。于先生就把我推荐去了。

这样，我在1983年8月，作为Research Associate赴Vogl课题组进修。有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内心当然是兴奋的。但心中也很忐忑，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能应付吗?工作上能胜任吗?出国前，向于先生辞行时，我坦陈了自己的焦虑。于先生鼓励我说，英语能力不要着急，有个过程，会逐步适应的，我相信你，工作上努力了，会做好的，还特地嘱咐我注意实验安全等。

到了纽约Vogl课题组，好在李善君、习复被延长了一段时间，和我一起了半年多，所以给了我不少方便和帮助。但具体课题是要自己努力的。当时Vogl课题组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紫外吸收剂的大分子化。我的课题是带乙烯基基团紫外吸收剂单体的合成。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我顺利完成。当年11月，Vogl教授到中国访问，在复旦演讲时，还特意表扬了我。江明很快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然很高兴，紧张的心情也得以稍微放松，在Vogl课题组算是站住脚了（图10）。

图10. 1985年春，我在美国化学会春季年会上

在Vogl课题组的两年进修，收获还是不少的。但是，1985年1月，教研组的李文俊来美作访问学者时，途经纽约，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父亲得了胰腺癌。这在当时还是不治之症，一下子使我方寸大乱。Vogl教授得知后，当即向我表示了慰问，并表示如有必要可以请假回去看看。后来经和家人商量，没有请假，但还是提前一月于1985年7月回国。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当年改革开放伊始，招生、教学秩序基本恢复，师资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于先生高瞻远瞩，大力支持、派遣中青年教师赴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进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旦高分子学科近三分之二的中青年教师均先后获得了这一宝贵机遇，这个比例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均先后返回复旦工作，很多人还开拓了创新性的研究方向，江明、杨玉良后来当选为院士。要知道那个年代出国是要经过层层考核、审批的。高分子专业能有那么多人出国进修，作为领导和“家长”的于先生功不可没。

（七）

1986年春，日本上智大学的绪方直哉教授在郑州大学作“功能高分子”的讲座。于先生就让我和李橦（冯新德先生的博士，参见链接）去听。报告讲得很精彩，刚从麻省大学回国不久的周其凤博士担任翻译。我回上海后不久，《科学》期刊向于先生约稿，要求写写功能高分子材料。于先生找到我说：“阿宽，就你来写吧”。这样，我结合绪方教授的讲座和系统文献调研，与于先生一起发表了“功能高分子材料”这篇科普文章[9]。得益于这段经历，从1987年开始，我给研究生开了“功能高分子”选修课程。这门课一直由我承担至退休后的2008年，后面几年是和汪长春、杨武利分别搭班一起开课，2008年后，则完全交由杨武利承担了。

[9] 于同隐, 府寿宽, 功能高分子材料, 科学, 1987, 39(3), 194-201, +239.

1986年秋，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刚成立不久，北大冯新德先生（图11）和吉大沈家骢先生牵头，打算在高分子学科方向，争取立一项“大基金项目”。冯先生给于先生打电话，邀请复旦参加。

图11. 于同隐和冯新德（左）两位先生在都江堰

于先生让我考虑以什么研究方向为题参加，我作了两周的文献调研，考虑到我们的研究背景和特色，又不能和其他院校研究方向雷同，最终建议以“不同大小粒径的种子乳液聚合动力学研究”为题来参加。于先生同意并让我起草申请书。

1987年夏，于先生带着我去北京参加立项评审会。有趣的是，于先生和我是申请人，应都是“运动员”。第一天开会时，冯、沈两位先生就笑着对于先生说：“你升级一下，当评委吧，复旦就由府寿宽参加”。这样于先生就升级为“裁判员”了。那个评委阵容相当强大，有唐敖庆、徐光宪、钱人元、何炳林、徐僖和王佛松等院士（图12）。

当然了，项目课题组的阵容也相当强大。除了冯新德、沈家骢、杨士林、潘祖仁、丘坤元等老一辈长者外，还有就是当时还算年轻的交大颜德岳，北大曹维孝，吉大杨梅林，浙大封麟先、于在璋，中大王海华，复旦府寿宽等人了（图13）。从项目人员这样的构成可以看出，项目的目标不仅是要出成果，还要着力培养一批年轻的骨干人才，显示了学术前辈的良苦用心。

在1987-1992年，大基金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很严格地每年都要集中汇报、评议，这是我向前辈和同行学习的极好时机。92年课题结题（图14），正好赶上于先生曾任编委的知名综述期刊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来信向于先生约稿，于先生就让我组织，就“乳液聚合”写一篇综述[10]。

图12.  “大基金”项目立项评审会合影（北京），一排左起: 王佛松、周恩乐、徐光宪、钱人元、唐敖庆、何炳林、冯新德、于同隐、杨士林、徐僖

图13. “大基金”项目中期小结会合影，前排左起：胡汉杰、沈家骢、丘坤元、潘祖仁、王海华、府寿宽；后排左起：于在璋、胡家骢、封麟先、杨梅林、曹维孝、董宇平、龚志、颜德岳

图14. “大基金”项目结题会合影（北京），前排左起：韩钟淇、谢光华、杨士林、焦书科、冯新德、徐僖、黄葆同、徐光宪、林尚安、丘坤元、江明、沈家骢

[10] Qun Wang, Shoukuan Fu, Tongyin Yu,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1994, 19(4), 703.

这也是我自1987年以来从事乳液聚合方向研究的由来。复旦高分子专业的乳液聚合课题组就此成长了起来，除了我，主要还有汪长春、杨武利、胡建华三位老师。开始两年，叶锦镛先生和骆德莘也曾参加一些工作。1992年后，研究方向逐渐转变为微乳液聚合，并侧重各种不同大小、功能性微球的制备及其在生物、医药等方向的应用。2002年后，就由汪长春任课题组长。2006年8月，我退休后不久，杨武利、胡建华也都晋升为教授。这时他们三人就各自独立成组，在乳液聚合的基础上，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开拓新的方向。

还有一件事，为了增强邻近高校高分子专业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协作，1988年暑期，于先生鼓励我们复旦高分子联合华东理工、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中科大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复旦的黄山疗养院，举办了“华东地区高校高分子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还顺便组织了游览黄山（图15-17）。于先生时年已71岁，但非常健康，兴致高昂，毫无困难地徒步游完全程（当时，尚无缆车）。我和万洪和（于先生名下，由我带的硕士生）陪护着他，登上了天都峰的鲫鱼背。前边我说过，于先生“爱玩”是出了名的。他退休后，每年都积极参加学校和系里组织的外出游览活动。后来，上面出台了80岁后不能参加外地旅游的规定，他强烈反对，但无效。他就尽可能地和家人一道出游。94岁时，他去香港，夜里11点半登上太平山欣赏夜景，还独自在山顶溜达了一圈。95岁时，他登上杭州北高峰，数百级石阶，不在话下。96岁高龄时，他去浙江台州游玩，兴致勃勃地在码头看了半天海，紧接着登上温岭长屿山看“天下第一硐”。

图15. 高分子教研室部分同事和研究生在黄山，右二为于同隐

图16. 府寿宽、万洪和于同隐先生（左起）在黄山天都峰鲫鱼背

图17. 1988年7月，于同隐在安徽黄山

（八）

1988年秋，于同隐先生“被”退休了。年轻的杨玉良已从德国马普所作博士后研究归来，被任命为材料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这时，材料系（所）的高分子教研室实际管事的主要就是杨玉良、江明和我（我和江明是教研室副主任）。

高分子教研室和当时材料系（所）的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暴露，尖锐起来。原因是材料系（所）的主要领导强调高分子教研室应为电子材料方向服务。而我们绝大部份教师认为，为电子材料发展作贡献是应该的，但只能是整个高分子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作为高分子专业，有其自身独立、完整的体系和发展要求。而且复旦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已有一定的地位，不应成为只为某一方向服务的应用学科。于先生当然也是这个态度。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在于先生任材料所所长时，曾与1986年后任所长的那位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性格一向平和的于先生除了气得发抖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此时开始，我们就不断向校领导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

1990年，沈家骢先生（时任国家教委科技委副主任）问我，复旦高分子是否能承担召开一次“材料化学讨论会”的筹备和会务工作。我立即和杨玉良、江明讨论，并向于先生汇报，大家一致同意接受这一任务。于是就有了在复旦召开的“国家教委科技委91材料化学讨论会”（图18）。

图18. 国家教委科技委91材料化学讨论会合影。前排左二为游效曾；左四起：沈家骢、于同隐、唐有祺、林尚安、吴人洁、沈之荃、何曼君、胡汉杰

我们趁这个机会，向与会的知名教授汇报复旦高分子的情况，得到他们的深切理解和支持。后来唐有祺、沈家骢、林尚安等院士向校领导（图19）反映了国内化学界对复旦高分子的评价和进一步发展的建议。此举对校领导触动很大，后来学校很快就作出了将高分子专业从材料科学系（所）独立出来的决定。1993年4月高分子科学系（Department of Macromolecule Science）正式成立了。

图19. 唐有祺（左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钱冬生（左二），于同隐（右二），和林尚安（右一）（1991年） 

1993年8月，在高分子科学系独立成系三个月之后，我作为Visiting scientist去美国东密西根大学（EMU）的Coating Research Center作为期一年的访问。

在这一年中，我一直和于先生保持着联系，自93年10月-94年7月，我们之间共有五封书信往来（图20）。除了讨论我作为副导师帮于先生带的二名博士生的事和一些论文写作等事务外，于先生最多提及的是对高分子科学系独立成系后的高兴和展望。他谈到“高分子系成立之后，当然有一个阵痛时期，但没有了人捣蛋，痛快得多了”，“总的情况是好的，特别是前景很好”，“高分子系争取到了成立‘聚合物分子工程开放实验室’”，“外部矛盾去除了，会有内部矛盾产生，这也是自然的事，估计问题不大”，“现在培养青年教师是当务之急”......可见，于先生这时虽已退休多年，对于成立高分子系是多么地高兴，依然十分关注着她的发展。

图20. 1993-1994年间于同隐先生写给我的信件

1997年11月，70岁的Vogl教授又来华访问。在沪的曾在他课题组进修过的李善君、张景云和我，在东方明珠的旋转餐厅为他祝了寿。

他也和于先生一起聚会了（图21），期间，我顺便和他聊起，今年是于先生的80整寿。他随即提议和我一起在Polymer News发文（图22）介绍于先生，表示致敬和祝贺。

Vogl和于先生同为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于先生是他的老学长，他对先生颇为敬重，由他在Polymer News上介绍的中国高分子科学家为数不多。Vogl之所以建议我和他共同发文，可能一是知道我是于先生的学生，二是当时我是高分子科学系的系主任。事实上我只是提供些简介、素材，文章完全是由他亲自撰写的。

图21. 于先生和Vogl教授等聚会。前排左起：于同隐、Vogl、高滋；后排左起：明伟华、府寿宽、张景云、李善君

图22. Vogl教授和我在Polymer News 上发表的庆贺于先生80大寿的文章首页

（九）

前面说过，1988年秋，由于年龄原因，于先生 “被”退休了，但先生退而不隐，退而不休。他70岁后开创的生物大分子方向，在邵正中等的继续努力下不断创新发展，于先生也一直继续指导博士生。直至2003年，于先生86岁时，他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姚晋荣毕业（图23）。

图23. 2003年6月3日，姚晋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合影。前排左起：于同隐、姚晋荣；后排左起：陈新、杜强国、颜德岳、章云祥、江明、邵正中、林嘉平

于先生担任《化学世界》期刊的主编直至2003年，并在2005年88岁高龄时还亲自执笔撰写发表了两篇科普文章“漫谈化学反应”和“从化学反应到生命”。

退休后的他还一直积极地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直至2008年。例如，1993年9月，在北京参加中韩第一次双边高分子学术讨论会（图24），1994年赴英国参加中英双边高分子学术讨论会（图25）。2005年他作为最年长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图26），与数千位老中青学者一同庆祝中国高分子学科创建50周年。2008年12月，92岁的于先生专程赶往杭州，祝贺老朋友杨士林先生90大寿，这成为盛大祝寿会上最感人的佳话（图27）。

图24. 1993年9月15-19日在北京科学会堂举办的中韩高分子学术讨论会。一排左二为于同隐

图25. 中英双边高分子讨论会合影（1994年，英国），一排右一为于同隐

图26. 我和于先生、杨士林先生夫妇

图27. 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创建50周年暨杨士林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

我们复旦高分子的老同事，虽然并不都是于先生的入室弟子，但都以作于先生的学生为荣，对老师满怀尊敬和热爱之情。在先生步入耄耋之年之后，我们经常相约相聚在先生身旁。2000年5月，江明乔迁新居，特别邀请于先生做客，何曼君老师等老同事们一同作陪，共同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图28）。先生生日和春节，我们也会经常前去拜望（图29）。

图28. 2000年，于先生和老同事们欢聚于江明家中。前排左起：何曼君、于同隐、吴东棣、江明、李善君；后排左起：董西侠、黄秀云、谢静薇、张中权、鲍其鼐、府寿宽

图29. 20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府寿宽拜望于同隐先生

于先生对复旦大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巨大贡献，学校领导是有高度评价的。记得在1990年代初，时任副校长杨福家曾对我们说：于先生是全校培养博士最多的导师，我们要好好尊重先生。并问道：“你们为于先生庆贺过他的生日吗？”在杨福家副校长过问之后，我们在1992年9月5日第一次为于先生举办了“75寿辰暨从事化学工作55周年学术报告会”，华中一校长特地前来祝贺（图30）。此后，于先生80岁、90岁大寿，我们都怀着对于先生由衷的尊敬和热爱，为其举办了庆贺活动（图31-33）。80大寿时，时任校长杨福家特地出席（图31和32）。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6年6月21日，于同隐先生的跨越60多年的几代学生们齐聚一堂，为先生庆贺百岁大寿。欢声笑语，盛况空前，堪称可载入史册的大事（图34）。

图30. 于同隐教授75寿辰暨从事化学工作55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华中一校长（左三）向于同隐先生（左四）表示祝贺

图31. 1997年9月16日，杨福家校长祝贺于同隐先生80华诞

图32. 庆祝于同隐教授执教60周年暨80华诞学术报告会

图33. 庆祝于同隐先生90华诞暨执教66周年学术报告会合影

图34. 于同隐先生百岁华诞庆祝大会合影

（十）

于先生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始人、布局者，也是我们这辈人共同的导师。于先生在学科建立之初就从大局出发，在复旦逐步建立起健全的高分子学科体系。他自然不可能在所有领域为大家提供学术上的具体指导。但他对我们给予充分的自由、信任，将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放手给年轻教师带。这一点江明、杨玉良和我等是直接受益者，我们都是在还没有博士导师资格时就担负起带博士生的责任。此外，早年都是于先生亲自到外边接课题、项目，筹集经费，然后放手让年轻教师去做。但在发表论文和评奖时，他都是不署名的。他曾有形、无形地帮助很多同事、学生解决了大问题，但事后大家向他提及的时候，他总是说“有吗？我不记得。”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评院士的事了。以于先生在中国高分子界的地位和资历来讲，当选院士一点也不为过。但他自己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钱人元院士到复旦访问时（图35），曾亲口对我们说：你们于先生对申报院士这样的事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就提交了几页纸，还是手写的，我们都想支持他，但也很难办啊！

图35. 老同学钱人元和于同隐两位先生相聚于复旦

作为老教师，我很高兴地看到，复旦的高分子1993年独立建系，在职教学科研人员常年不过几十人，现在，规模上发展了，也才不过五十多人。但我们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十几位杰青、长江，他们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复旦工作期间入选、获聘），系友中的杰出人才更是数不胜数。这么小的一个二级学科、系，能长期有这么高的人才密度，这么高的成才率，且大家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我不知道其他学科如何，至少在我们化学、材料领域来看，应该是不多见的。

我认为复旦高分子学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么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于先生谦虚、淡泊、宽厚、平等待人、甘为人梯的善良品格，勤奋努力，以身作则，以身为范的实际行为，和由此所形成的学术民主、宽松自由、努力奋进的优良学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更关键的是，这种学风被于先生的后辈同事、学生和复旦高分子人所继承、发扬。

2022年高分子科学系以研究生培养的“于同隐模式”获教委教学成果一等奖。

先生风淡云轻仁者寿，于2017年2月6日安然辞世，享年百岁，他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人中享年最高者。

2023年5月，于同隐铜像落成仪式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高分子科学系大门前隆重举行。铜像由于先生的学生和同事自发捐款筹建，以为永久纪念（图36）。

图36. 于同隐先生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于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视于先生为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愿复旦高分子，青春常在，薪火永续！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