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征平

一、科研启蒙

1979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四年级时全系130余名同学分流到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电化学、高分子6个专门化，其中高分子专门化共24人（图1），第七学期主要学习高分子化学（主讲教师：纪才圭）、高分子物理（主讲教师：董西侠）、高分子化学实验（主讲教师：张中权）、高分子物理实验（主讲教师：马瑞申）4门核心课程。最后一个学期是毕业论文阶段。我和同学尤强进入激光光散射实验室，跟随何曼君副教授做毕业论文（图2）。

图1. 1983年7月4日，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门化毕业生与老师合影 

（前排居中者为于同隐先生，左4为何曼君教授）

图2. 1983年5月，复旦大学跃进楼激光光散射实验室，何曼君老师（中）指导尤强、方征平做毕业论文

实验室位于跃进楼一楼，分内外两间，外面是办公室兼实验准备室，里面则放着实验室的主要家当—我国第一套动态小角激光光散射仪，这台仪器的绝大多数部件：气垫平台、光电倍增管、计数器、光子相关光谱仪、计算机等，是何老师在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进修后，朱鹏年（Benjamin Chu，世界著名华人高分子科学家，时任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化学系主任）教授赠送并带回国的。而光路部分—包括样品池、激光器、透镜、狭缝等则在国内购置或加工，这也就是何老师带着我们做的主要工作。

虽然动态小角激光光散射仪很高大上，但光路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只花了一两个月就完成了搭建并开始测试数据，但调试过程却很不顺利。首先是国产的激光器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光束不够集中，二是有轻微的抖动。前者通过光路系统的调整还能解决，后者对于稳定性要求极高（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光路要安装在气垫平台上的原因）的光散射仪来说就是灾难了。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次次地到厂家换激光器，最终挑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激光器，基本满足了仪器的要求。另一个麻烦事是光子相关光谱仪时不时罢工，或许是部件老化的原因吧，反正只要一出问题，我们就去实验工厂请一位凌姓工程师，他的水平很高，每次都能很快解决问题。记得有一次仪器又不正常了，凌工怀疑其中一块电路板坏了，但无法确定，当时中科院化学所的应琦宗老师实验室也有一台同样的光子相关光谱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块电路板与那台仪器上的电路板互换一下就可以判断了。由于时间紧迫，而应老师三天后要出国开会，何老师决定让我第二天带着电路板坐飞机去北京，这可把我激动坏了，当时坐飞机可是非常难得的。然而，凌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到了晚上11点居然把仪器修好了。这让我既开心又失落，实验可以正常进行了自然开心，但是我失去了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的机会，岂不“伤感”？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也提交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激光小角光散射仪的研制”。这是一份亲自手写在实验报告纸上、总共只有19页、连个封面也没有的本科毕业论文（图3），与现在动辄四五十页且装饰精美的毕业论文相比，实在是简陋不堪，但毕竟是我国最早的动态激光光散射仪研制报告，其内容完全是实打实的。

图3.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首页、致谢页和尾页

二、师徒情深

我那时学习成绩不错，何老师对我的期望值也很高。那个学期她给研究生上“高分子溶液”课程（图4），要求我也去上。这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也为我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课程所用的教材是她自编的《高分子溶液理论》讲义及她与杨玉良合译的P.-G. de Gennes著的《高分子物理中的标度概念》（图5），当时标度理论在高分子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足见何老师对科学前沿的敏感。有意思的是，合译者杨玉良当时是在读的研究生，却可以算是半个老师。

图4. 我的“高分子溶液”课程笔记，写在使用过的打印纸做成的笔记本上

图5. “高分子溶液”课程所用的两本讲义，右侧的译者“柏玉良”为“杨玉良”之误

何老师工作时极其专注，常常沉浸于实验而忘记时间。那时学校食堂的菜肴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往往中午11点开张，到11点半就只剩下几个没人想吃的菜了。我和尤强每天11点就开始提醒何老师到饭点了，但何老师总是说“再做会儿，再做会儿”，就这样几次“再做会儿”下来，往往就超出12点钟了，等师徒3人到了食堂，就只剩下1个窗口还开着了。有两次实在太晚了，估计食堂已经关门，何老师就把我们带到她家，亲自下厨做饭，让我有幸品尝了恩师的厨艺。

何老师是个风风火火的人，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我们两个小伙子经常被她甩在后面，需要半跑着才能跟上。有段时间，从跃进楼到食堂的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同胞在前面快步走着，几米之外两个大小伙子屁颠屁颠在后面追，尤其有趣。

除了何老师外，实验室里还有两位老师（图6）。一位是助教姚静芳老师，待我们像热心的大姐姐，实验室里所有的杂活她都承包了。她是工农兵大学生，后来调去学校科研处做行政工作了。另一位是秦安慰博士，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送到西方国家攻读博士的学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秦老师是学期中间回国并加入我们课题组的，与他同期入学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如同在一楼做核磁共振的葛明陶）都还没毕业，我就与其他研究生一样直呼其名，为此没少挨何老师批评：“我们都叫他秦老师，你却叫他秦安慰？”好在秦老师本人一点都不计较，直到后来我读研究生时他成了我的副导师，称呼才慢慢改了过来。

图6. 1983年7月9日，激光散射实验室师生在复旦跃进楼前（上）和燕园（下）。上图左起：方征平、秦安慰、尤强、何曼君、姚静芳

何老师的爱人吴东棣教授当时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当教务长，复旦在上海的东北角，华东化工学院在西南角，坐公交车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所以两人虽在同一城市，却如两地分居一般。夫唱妇随，那年5月何老师调去华东化工学院，并在那里创建了高分子物理教研组，不过在复旦的工作一直到6月底把我们带到毕业。

三、怀念与传承

本科毕业后，我留在复旦，在于同隐先生指导下攻读研究生，与秦安慰老师以及师弟李小放一起，继续完成这台小角激光光散射仪的研制，并利用该仪器研究大分子在稀溶液中的形态。可惜的是仪器一直不稳定，光子相关光谱仪依然时好时坏。后来各地进口了多台全套的小角激光光散射仪，这台仪器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临行前特地去何老师家告别，何老师将她与复旦同仁合译的《大分子-结构与性能》送我并签名留念（图7）。

图7. 何老师送我的《大分子》一书

毕业后我回到浙江，到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工作，一直与何老师保持着联系。到上海出差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化工新村拜望何老师和吴老师（图8），而每逢春节他们也时不时寄一张印有他们夫妇合影的明信片给我。

图8. 2005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化工新村拜望何曼君、吴东棣老师

记得在实验室聊天时大家都说要健健康康地活着，老了也不要生病。可惜天不遂人愿，何老师后来不幸因病坐上轮椅。尽管如此，她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且干劲十足。她邀我和苏诚伟（我的同学，本科毕业后随何老师到华东化工学院工作）一起编写《应用高分子物理》，可惜仅商议了个大纲，由于苏诚伟离职去了公司而没有做下去。不过在复旦同仁的支持下，她那部被奉为经典的《高分子物理》于2008年出了第三版（图9），也算了却了她的心愿。

图9. 何曼君等主编的《高分子物理》教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少了联系，直到多年后苏诚伟告知我，何老师已经于2013年离世了！何老师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引路人，又如慈母般对我关爱有加，自己却没能在何老师临走前看她一眼，真令我愧疚不已！

今年是何老师的95岁诞辰，谨以此文，追念恩师。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