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光

近日，江明院士在他的《旦苑晨钟》公众号文章中说，武汉大学的张俐娜教授是他心目中的“高分子三女杰”之一，这让我的思绪顿时回到了几十年前。

自1988年在武汉大学上张老师的高分子物理实验课开始，后成为她的学生、助手、同事，直到2020年老师猝然离我们而去，我与敬爱的张老师一路相伴三十余年，可谓亦师亦友，情同母女。

江先生的文章让我再次深切地意识到，张老师在几代中国高分子学人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觉着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张俐娜老师。她不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她的教诲，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伴随着我的成长。

最美芳华谱珞珈瑰丽人生

张老师1940 年8 月出生于福建光泽，祖籍江西萍乡。父亲张杰（国熊）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母亲谷菽华曾求学于民国大学[1]，后任中、小学教师，是那个年代为数极少的高级知识女性（图1）。张家秉持“诚实守信、刚正不阿、悉心钻研、锲而不舍、爱国爱家、宽厚待人”的24字家训，这也是张老师成长过程中的精神指引。父亲喜欢藏书，她从小就接触过许多中外名著，耳濡目染，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做任何事都有条有理，认真执着，怀抱理想，正直向上。

[1] 民国大学是1916年创建于在北京的一座私立大学，1930年更名为“私立北平民国学院”。抗战时期曾辗转迁移至开封，后在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等地办学。1946年，改称“私立民国大学”，1949年并入湖南大学。

图1. 张俐娜的父亲张杰（国熊）和母亲谷菽华

1955 年初中毕业前夕（图2），张老师原本响应国家号召，填报了师范院校，但她的班主任马叔南老师向校长举荐说，张俐娜是块当科学家的料，校长遂以“组织决定”的名义要求她改填江西省第一高级中学（1958年改为南昌市第五中学），当“未来的科学家”。

初中时，为了增强体质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张老师开始练习跑步。令她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跑便“一发不可收”，速度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快。初三阶段，得了全校运动会短跑季军；高中时期，成为江西省少年短跑健将，以省田径第二名的成绩参加在青岛举行的首届全国少年运动会（图3）。1958年，她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又成为学校田径队和体操队的队员（图4和5）。每当谈起这些，张老师都会说“体育运动不仅没有耽误我的学习，更锻炼了我的身体，训练了我的意志和毅力，成为我科研生涯中不畏艰难、努力攀登的本钱。”

图2. 1955年，张俐娜（前排左3）与初中同学的毕业合影

图3. 1956年，张俐娜（前排右2）在青岛参加首届全国少年运动会

图4. 1959年，武汉大学体操队队员，右4为张俐娜

图5. 1959年，张俐娜在武汉大学

在学习上，张老师有一套自己探索出来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她的课堂笔记（图6）和“理解记忆”法。除了平时上课认真记笔记，关键是课后，她会及时复盘式回忆一遍，把老师传授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营养，用简短语句总结，记下心得，“当你把它变成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就可以试图去主宰其他的东西。”所以在平日的学习中，张老师认为实际的操作和分析、理解比死记硬背更重要。比如学习化学方程式，她都是结合实验进行理解记忆。她花在化学上的工夫并不多，但化学成绩出乎意料地好，总是5分（满分）。

关于记笔记，与张老师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她有个习惯：无论开什么会，她一定带上一个小本子，认真记录。对此，她也常常自嘲，“我很笨，记性不好”，“就是靠苦干”。实际上，张老师有大智慧，非常勤勉地用“烂笔头”记录。热爱运动，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张老师度过了充实而美好的大学生活（图7和8）。

图6. 1962年，张俐娜大学时期的有机化学笔记

图7. 1962年，张俐娜（右1）与同学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前

图8. 1962年，张俐娜在武汉大学

1963 年的毕业前夕，张老师与比她高两届的师兄、留校任教的江西老乡杜予民老师确定恋爱关系。因“社会关系”特殊，张老师不能留校工作，被分配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负责铁路机车车辆用橡胶和塑料部件的研究（图9）。虽不如人意，她还是默默地接受安排，相信“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一线工作。作为女性，同样深入生产和事故现场，住过充满虱子和跳蚤的小旅店，坐过运送牲口的守车[2]，成功解决了橡胶皮碗在低温下失去弹性变硬而导致列车刹车失控的难题，还完成多项重要课题。

[2] 守车是挂在货运列车末尾、供押运员工作和休息的专用车厢，用于在运输途中（尤其是运送牲口等需要照看的货物时）监控列车运行安全和货物状态。它是一个极具铁路历史特色的产物，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9. 张俐娜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外出工作期间

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十年，也是张老师和杜老师分居的十年，她凭借顽强的意志，顶住工作的重压，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图10）。尽管因科研任务繁忙，无法时刻陪伴孩子成长，但她以自身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将独立与担当的品质传递给下一代。如今，她的子女在各自领域成绩斐然，家庭幸福美满，这无疑是对她“爱与责任并行，家与国同根同源”理念的生动诠释。

图10. 张俐娜老师一家四口（1972年）

1973 年，历尽千辛万苦，张老师被批准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任讲师，开始了又一个新的征程，也是她科研事业的新起点。为适应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要求，她开始捧着字典，阅读英文资料，自学计算机以及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改革开放后，大批中青年教师公派出国访学深造，张老师的爱人杜予民老师于1982年被选派至日本东京大学。张老师也十分渴望去国外深造，却一直无缘。后来，她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我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先生。钱先生十分欣赏张老师利用自制膜渗透计准确测定高分子溶液性质的成果，与她开展合作研究，并推荐（图11）张老师到日本大阪大学著名的高分子学家藤田博教授（参见链接 1， 参见链接 2）实验室做访问交流，最终还促成了张老师获得1985年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奖学金资助，到藤田博教授实验室作访问学者（图12）。

图11. 钱人元先生推荐张老师前往藤田博教授实验室访问的推荐信

图12. 1985年，张俐娜（前排右1）与藤田博教授（前排左2）等

那个年代，大部分留日中国学生还是非常艰苦的，需要勤工俭学、外出打工来维持学业和生活。JSPS奖学金不仅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更是一笔丰厚的资助，可以让她安心专注于学业。张老师经常以这段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果要出国去留学，应首先努力在国内做出好成绩，争取拿到国外最高的奖学金，保证自己安心学习。

后来，我听从老师教诲，努力在国内打下较好的基础，先是申请到洪堡学者奖金赴德国Mainz大学学习，继而两次获得去日本学习的JSPS资助，每次得以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

在我留学日本期间，拜访了张老师在大阪大学访学期间的几位教授朋友。他们开玩笑说，张老师刚到日本的时候交流非常困难，英语不好，日语也不好。但是，张老师非常勤奋，不但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图13）12小时以上，而且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对着电视学习日语，然后又努力自学英语。一段时间之后，张老师就能够与他们用日语顺利交流了。所以，他们都十分佩服，没想到一位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努力，短时间内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其实，张老师中学学的是俄语，后因中苏关系破裂，弃俄学英。可以说她的俄、日、英基本都是靠后来的自学磨炼出来的。她说，学外语就是不要怕出丑，敢于大胆表达，多说多练就好了。她曾翻译过很多俄文、日文的专利、文献（图14），还复印给我们学习参考。

图13. 1985年，张俐娜在藤田博教授实验室

图14. 张俐娜翻译的俄文、日文文献手稿

话说回来，张老师的勤奋认真是出了名的。她基本上每天泡在实验室里，我们可随时向她请教、讨论。另外，她的学生们都知道，每当她有想法的时候，会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或发邮件，从不考虑是否晚了或不合时宜，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收到张老师的邮件，都不足为奇。我们私下开玩笑说张老师是“夜猫子教授”。不过，如果她累了，也会在实验室打个盹，但只要睁开眼，马上又投入工作。

言传身教：品德与学识的双重指引

我是1985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张老师于1986年如期归国，专注于开拓国内生物质资源天然高分子材料研究。当时有国外访学经历的老师比较少，同学们都知道有位刚从日本回国的张老师，学问很好，很是钦佩，都渴望能够成为她的学生。我真正接触张老师，是在1988年她给我们上的高分子物理实验课上。我们喜欢听张老师的课，不仅条理清晰，内容生动，而且举止优雅，特有风度。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张老师讲高分子多糖时说，多糖现在就像灰姑娘，不受重视，但其发展前景非常好，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位俏公主！

在选本科毕业论文导师时，我坚定地选择了张老师。那时，适逢1989年春这一特殊时期，张老师叮嘱我们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我听张老师的话，潜心地推进毕业论文。张老师也是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我实验操作。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讨论每一个实验过程和结果。在她的精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设计成果后来整理成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J. Membrane Sci.和《应用化学》上。这两篇论文是我学术生涯的开篇之作，点燃了我对科研的无限热忱。那时论文发表周期动辄以年计算，每次将稿件投入邮筒后，我和张老师，两个急性子，满心焦虑，翘首以盼。一旦收到编辑部的来信，张老师总是第一时间与我研讨，迅速敲定修改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将修改后的稿件寄回编辑部。她的这份急切，源自对科研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着我，让我在浮躁的环境中学会沉淀，稳步踏上科研之路。

只要有机会，张老师都会带着我一起去参加学术会议。记得在1989年的毕业前夕，武昌有一个学术会议，张老师为我申请到做口头报告的机会。第一次做学术报告，我非常紧张，好在准备得很充分，演讲顺利完成，效果也非常好，会后张老师表扬我，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可能因为学术方面的综合素质让张老师比较满意，随后她竭力为我争取到了留校做她的助教的宝贵机会。

在我做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做她助手的这段时间里，实验室的人手少（图15），有时我忙着做实验，没工夫去食堂，张老师就会跑回家做饭，再带到实验室，等我完成实验后，一起吃。每年课题组毕业生离校前，张老师都会邀请学生们去她家里聚餐（图16），而且总是亲自下厨，作为助手的我年年参加。三十多年，数不清吃了多少张老师亲手做的美味佳肴，至今余味犹在。那亲切温馨的场景，永远也无法忘怀。

图15. 张俐娜（右1）早期的课题组，博士生邱星屏（右2），硕士生苏文（右3）、陈和生（左2）和我（左1） 

图16. 1994年6月19日，张俐娜（右1）与丈夫杜予民教授请学生们在其家中聚餐

自留校当助教后，进一步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一直是我的梦想。张老师知道我的想法，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培养我。我刚晋升讲师，张老师就主动提出“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以后要以你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接着，她把我推荐到中国高分子科研圣地之一的长春应化所和复旦大学的高分子分离膜实验室进行短期学习交流。后来，张老师赴日出席京都大学学术会议期间，特意主动联络日本旭化成公司高分子研究所所长，积极推荐我赴日开展合作研究。在旭化成公司的一年里，尽管与张老师远隔重洋，她对我的指导与培养从未松懈，我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图17）。其中一封信（图18）令我印象深刻，部分内容如下：

“杨光，你好。两次来信及新年贺卡均已收到，谢谢......我已同好几所大学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今后研究生都有机会出国1-2年合作研究，学校也非常支持我。因此也希望你们在国外一定好好干，而且要注意维护学校和我们组的荣誉和利益。你干的不错，斋藤和西山都来信表扬你了，盼你更上一层楼......你投给J. Membrane Sci.的论文已进入清样阶段，随信附上1-2页内容供你参考。投给《应用化学》的论文也已通过审核，目前正在修改......周道春的论文已经完成，准备投向J. Membrane Sci.，成果颇为不错。你可以尝试开展相关研究，建议从干酵素入手。近期，日本学者发表在……上的论文，利用铜氨纤维素液对蛋白进行改性，值得参考。天然高分子改性能够拓展材料的应用范围，其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等优势突出。不过，你仍需先聚焦PVA（聚乙烯醇）的研究，待研究取得一定深度后，再考虑拓展其他课题。凝固液的组成（酸、碱、盐类）、pH值、湿度等因素，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需多做细致研究。周道春采用盐溶液作为主要凝固液，有效改善了共混效果，你可借鉴。”字里行间，既有母亲对海外游子般的谆谆关心叮嘱，又有诸多详细具体的论文、学术研究上的建议指导。

图17. 1995-1996年间，张老师写给我的部分书信

图18. 1996年2月24日，张俐娜老师写给我的信

张老师于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我本有机会成为她的“开山弟子”——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她曾写信希望我回国参加入学考试，但我想充分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积累更多成果，便在1996年回国后参加了1997年的考试，成为她指导的第二届博士生。同届的还有刘海清、张平义两位同学。她的第一届（1996级）博士弟子则是丁琼与陈敬华。

读博期间，张老师对我的栽培格外悉心。每次修改论文，她都会在打印稿上逐字逐句批注，字迹密密麻麻（图19），那些细致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图19. 张老师修改过的我的论文稿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意外怀孕。张老师得知后，立刻叮嘱课题组全体同学多关照我，还特意让我停止实验工作。不过，当时我仍兼任教师，便坚持给研究生讲授《高聚物近代研究方法》，直到1999年年底。后来，许多学生再与我相遇时，都提及对“怀孕仍坚持上课”的场景印象深刻。

2000年1月，我的“千禧宝宝”儿子出生。坐完月子后，我便立刻投入博士论文的撰写。那段时间身心俱疲，我曾试探着向张老师提出能否推迟答辩（当时推迟答辩极为少见，且仅限研究工作未完成的情况），但她态度坚决地鼓励我说：“你的科研成果完全足够支撑一篇博士论文，只需好好整理凝练，咬咬牙就能完成。” 于是，我开始在哄睡孩子后挑灯夜战，凭借这份坚持，最终按期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图20）。更令我珍视的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还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图20. 2000年，我穿博士学位服与张老师合影留念

在我读博期间，有一篇综述论文特别值得一讲。这是张老师、刘海清和我在日本的Cellulose Communications上共同发表的特邀文章—“Recent Progress in Studies of Cellulose in China（纤维素在中国的最新研究进展）”（图21）。张老师一直认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纤维素研究，有必要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向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学者进行介绍。因此，这篇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更承载着一种社会责任。它不仅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在纤维素领域的最新进展，也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赢得了海外同行的更多关注和认可。

图21. 张俐娜等向国际同行介绍“纤维素在中国的最新研究进展”的论文首页

博士毕业后，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进一步出国深造，开阔眼界。也是受到张老师的影响，我心里面非常向往能够得到两项知名的奖学金，即洪堡学者和张老师当年拿过的JSPS，这两个奖学金既是很高的荣誉，也可以保证安心、专心做科研。因为我父亲是留学东德的老知识分子，所以我对于去德国留学很是向往。于是，先联系了Mainz大学的Wolf教授。基于在张老师课题组打下的坚实基础，再加上张老师的“好评”推荐信，顺利获得了Wolf教授的应允，并拿到了洪堡学者奖金。两年后，又拿到JSPS奖金，转赴日本九州大学近藤哲男教授课题组。在几年的国外留学生活期间，张老师在信中反复叮嘱我：“你出国代表的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要做到不卑不亢”；“同样也代表我们的团队、武汉大学的老师”；“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展现出自信的中国人的形象，注重仪表，注重待人接物，要保持民族气节，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她常对我说，作为女性科研工作者，我们可能会比男性付出更多，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

我们在武大化学院里几乎形影不离，学院的领导甚至开玩笑说：“你们俩就像母女俩一样。”对我的一点一滴的成长，张老师都会发自内心地开心。在我获得学校的青年教师奖时，张老师说她在下面听的时候心都要跳出来了，真的是母女心连心。

在日常生活中，张老师也会给我和课题组的成员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吝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家里是否要请保姆，请什么样的保姆，找什么样的对象，在感情生活上应该怎么样，应该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

2015年10月，我陪张老师到苏州参加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会后，张老师邀我和许小娟陪她去逛街。逛了好多家，都没买到什么。最后，她看中了一条刺绣真丝围巾，我懂，这正配她一贯的着装风格—用胸针、丝巾等小配饰为旧衣增添光彩，穿出独特的韵味。张老师鼓动我也买一件衣服。当然，看看很享受，决断太艰难。她却很有耐心地给我当参谋，说：“那件不好”，“这件还行，不过……”当我试穿一件蓝色旗袍时，她笑着说：“这颜色太适合你了！”那一刻，她的眼神和语气，就像母亲对女儿的赞美一样，令人倍感温暖。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后来，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我都穿着它出席（图22和图23）。

图22. 2016年，我穿蓝色旗袍参加“知心导师”的颁奖典礼

图23. 2019年，我穿蓝色旗袍与张老师一起参加第一届全国纤维素学术研讨会

2006年，我调入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张老师非常高兴，一方面是祝贺，一方面是一如既往地无私支持和帮助。2014年，她欣然应我邀请到华科作“爱心与创新”的主题报告（图24和25），给我极大的支持。在校期间，我多次斩获“知心导师”荣誉，而这背后，张老师的榜样力量始终是我前行的指引。她不仅向我示范了与学生相处的真诚之道，更教会我如何以耐心与担当凝聚团队，共同打造出充满归属感的学术家园，这份影响让我始终以爱与责任坚守教师岗位。

图24. 2014年，张老师应邀到华中科技大学作主题为“爱心与创新”的讲座海报

图25. 2014年，我与张老师在“爱心与创新”讲座后的合影

在我们大学同学毕业30周年之际，应我的邀请，张老师不仅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聚会（图26），还送上了满含深情的寄语（见如下视频）。她说“杨光老师当年学习极为努力勤奋，因此我将她留在身边。历经多次艰难的磨炼，愈发优秀，如今她已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杰出教授。”这番话令我激动万分。当她娓娓讲述往昔的点点滴滴，眼神中满是眷恋。她激励我们，面对艰难险阻与挫折磨难时，要坚定信念，以无畏的勇气奋勇前行。在我的求学历程中，张老师始终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灯塔，不仅照亮我求知的路途，更指引着我人生的方向。

张俐娜院士为我们大学同学毕业30周年送上的寄语

图26. 2019年，我们毕业30周年，再次穿上学士服与张老师、刘道玉老校长等老师们合影

心怀家国：责任与深情的完美交响

张老师一生致力于绿色化学研究，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及民生需求同频共振。在科研生涯早期，她聚焦膜渗透计研究领域。彼时，精确测定分子量是高分子科研工作的关键挑战，为攻克这一难题，她带领我们设计并研制出一款精巧实用的仪器—膜渗透计，成功实现对高聚物分子量的精准测定。在当时光散射、GPC等分析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以低成本、高效能的解决方案，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我当时负责制备各种孔径的半透膜，并帮助老师和同学们正确使用该仪器。我与江明老师的初识，就是去复旦大学为江老师的博士后邱星屏（也是我的大师兄）装半透膜。再有，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在洛阳塑料厂进行可降解农膜中试实验时，为了优化溶解配方，减少铜的用量，我们反复进行实验，不断调整参数。有一次，工厂突然停电，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张老师带着我们点起蜡烛，通宵实验。最终，我们成功地为项目的产业化推进扫除了障碍。

与此同时，张老师积极投身参与全国高分子学科的建设发展。江明院士曾对我说，他深知张老师对创办我国聚合物分子量表征会（后来的结构与表征会）和推动成立纤维素专业委员会所付出的执着和艰辛，她是这两项大事的主要促进者、倡导人，功不可没。1991年的首届“全国高聚物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论文报告及讨论会”（图27）和1997年的首届“全国高聚物分子与结构表征学术讨论会”都是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主要就是由张老师课题组的师生组织。那时，特别是1991年那次，组织会议非常不容易，没有电子邮件，电话也尚未普及，所有联系全部通过书信，而且全部要手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收集所有参会人员的会议论文，再作编排后找打印社逐篇打印下来，装订成论文册。开会报到那天，我们全组同学分别到机场、火车站、轮渡码头等交通点守候，把所有参会人员一一接到住处。因此，在那时候虽然很多同行都觉得参加学术会议很有意义，但愿意承担组织的却不多。张老师凭着她对学术事业的热爱和超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客观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这两次全国性的大会的组织工作。1996年，在她和施良和、程镕时、叶美玲、吴奇等知名学者的共同倡导下，筹备成立了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分子表征学科组，并于1997年5月在武汉召开了首届“全国高聚物分子与结构表征学术讨论会”，该会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四届。

图27. 1991年全国高聚物分子量论文报告会代表合影

2018年，在张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由华中科技大学承办，我课题组师生主要负责组织的第十一届“高聚物分子与结构表征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成功举行（图28和29）。这次讨论会期间，我们还办成了一件大事—正式成立了中国化学会纤维素专业委员会。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注意到日本、美国还有欧洲等，都有自己的纤维素专业委员会，而我国近年来纤维素的研究蓬勃发展，成立专业委员会势在必行。所以，张老师代表大家向中国化学会申请成立纤维素专业委员会。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化学会讨论后，一致通过了这项申请。 后来，我与张老师又一起仔细商量了专委会的委员选拔问题。最后决定，在这次高分子表征会议的第一天，召集专委会的所有候选成员召开选举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首届委员会，并举行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图30）。

图28. 2018年，我和张老师在第十一届全国高聚物分子与结构表征学术研讨会上

图29. 第十一届全国高聚物分子与结构表征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

图30. 中国化学会纤维素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合影（2018年，武汉）

绿色化学是张老师数十年的科研梦想。她实现了对天然高分子从基础性理解—研究的基础理论—应用开发的整体提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绿色新溶剂体系的开发。她心心念念的是利用这一体系，形成产品，实现产业化。早在1990年，我们便开启了可降解地膜的研发工作，1991年开始先后在洛阳塑料厂、孝感三江集团红林机械厂及襄樊化纤厂等企业推进产业化生产。1994年，在孝感三江集团红林机械厂的生产现场，我们首次通过机器流延法成功制出再生纤维素膜，这一突破让团队所有人都倍感振奋（图31）。2000年，已是60高龄的张老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开启了纤维新溶剂及环境友好材料的研究。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张老师的团队最终攻克了纤维素等材料的溶解难题。此后，张老师在科研与教学领域持续发力，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相关研究论文，获批多项专利，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凭借在绿色化学领域的卓越贡献，2011年，张老师荣获国际可再生资源领域的最高奖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奖。她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的首位中国科学家，组委会的评价是：敲开了纤维素科学基础研究通往纤维素材料工业的大门（图32和33）。同年，张老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和武汉市科技最高奖—科技重大贡献奖......这些是对她的执着、努力、为国家事业奋斗终身的最好嘉奖。因为，张老师始终坚信“科研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谋福祉”，这一理念贯穿她的科研和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

图31. 1994年，张老师（右2）和我（左1）等在孝感三江集团红林机械厂

图32. 张老师获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奖的个人介绍

图33. 张老师获得的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奖章

张老师毕生深耕纤维素、其他多糖研究领域，同时专注于高分子物理中的稀溶液理论——这些均属学术冷门方向，高影响因子论文产出难度极大。但她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凭借持续深耕让冷门领域焕发生机。

在研究中，张老师曾于香菇多糖的溶液体系探索中发现：碱与尿素可显著增强对多糖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一发现，她敏锐地推测该作用机制或可应用于纤维素溶解领域，后续实验精准验证了这一猜想。这一突破，正是稀溶液理论与新型溶剂体系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凸显了基础理论对应用研究的重要指导价值。

兼顾小家大国，传承爱与担当

张老师1973年回武汉大学任讲师，1986年从日本访学归来，成立“天然高分子”科研组，1988年才晋升为副教授，那年，她已48岁“高龄”。科研之路起步非常晚，这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我们学生总感觉，她始终有一种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紧迫感。她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一件还没完成，又在想做更多的。那么多年里，我们看她总是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在办公室加班加点，也是常态。

不过，杜老师每天下班时，都会接她一同回家。杜老师脾气特好，每次到我们实验室以后，先是默默地耐心等着。等久了，才会走到张老师身旁，轻声说“俐娜，该走了”，经常是没反应。继续等一会儿，还不见动静，就升级说“张老师，该走了”。再等，若还不搭理，耐心到了极限，不免蹦出一句“张教授，该走了！”每到此时，张老师才会“乖乖”放下工作，跟着杜老师回家。这真是一幅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美好画面（图34），做学生的我们看在眼里，既感动又羡慕。

图34. 张老师与丈夫杜予民教授（2015年）

张老师数十年杏坛辛苦耕耘，培育桃李满园。她曾荣获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1996年《中国妇女（英文版）》（Women of China）封面人物、200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17年“武汉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2019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校长奖”......真的是实至名归。

张老师八十寿辰之际，鉴于国内仍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张老师坚决不同意举办任何庆祝活动。疫情缓和后，我坚持以“绿色化学之旅”暨八十寿辰为主题召开论坛（图35）。原计划此次论坛限定在小范围内举办，参与人员也仅限武汉市的合作伙伴与学生们。然而，实际情况远超我们的预期，国内外众多朋友、同仁、合作伙伴、同事、学生等得知消息，纷纷通过精心准备的线上（图36）、线下（图37）的视频、讲话、祝福词、精美礼品等各种方式，送来美好的祝福。每一位朋友的祝福，对张老师都无比珍贵，成为张老师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与坚实支撑。能收获这份情谊，张老师深感幸运与开心。

图35. 张老师的“绿色化学”人生之旅写照

图36. 各位同仁们线上方式祝贺张俐娜院士八十岁寿辰

图37. 张俐娜院士绿色化学之旅论坛合影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大家与老师的最后一次共聚盛会，2020年10月17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我国天然高分子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张老师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她用自己高尚的言行，诠释了爱与奉献的真谛。她对学生的爱、对科研事业的赤诚、对家国的真情、对后辈的关怀，纯粹而无私。如今，恩师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她的离去并不意味着光芒的消逝。那些在烛光下做实验的夜晚、珞珈山上的欢声笑语、她亲手做的各种美味佳肴......都成为我生命当中永不褪色的记忆。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遗产，更是精神图腾：以善良为底色，以责任为担当，将小我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

行文至此，1989年，那个动荡年代，张老师写给我的毕业赠言（图38）再次映入眼帘：“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请记住：善良和正直是真正的朋友，知识和学业是真正的财富，愿你为振兴中华而奉献聪明才智。”这些质朴的文字，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坐标，时刻提醒我，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做人要光明磊落，而所有努力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先生以德执教、求真求新、淡泊名利、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图38. 张老师写给我的毕业赠言（1989年）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