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读》之三

怀念傅鹰先生

丰达明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三个层次。绝大多数人有知识，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其中有一部分人更是有见识，能对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问题作独立思考；更少的一些人则是有胆识，有骨气，敢于为真理而斗争，这些人堪称人类精英、社会良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北大老一代教授中，马寅初、季羡林等都是这一层次的杰出代表。傅鹰先生也应该当之无愧地名列其中。

傅鹰先生（1902-1979）

傅鹰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但他的视角从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他一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1949年，他在美国听到解放军渡江作战炮击英舰紫石英号的消息，十分激动，毅然放弃密歇根大学研究所主任的职位，携同正怀孕的妻子回国。在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运动不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总可以听到这位“傅大炮”刚正不阿，匡正时弊的“炮声”。因此每次运动他总是批判的对象，但颇有传奇色彩的是，他经常化险为夷，否极泰来，被人称为“福将”。他1955年在《化学通报》上发表“试管三部曲”（“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批评“外行领导内行”，是“不会拿试管的人领导会拿试管的人”。后来“鸣放”期间，他更加连连放炮。反右斗争开始后，大家都以为他必被划成右派无疑，幸而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 他的言论虽尖锐，但是善意的。于是他被划为“中右”，免遭右派厄运。这下子却保护了北大的许多教师，因为和这位中右相比，他们的言论实在算不了什么。1957年反右时，北京高校的右派中教师的比例很大，而北大508名右派中大部分是学生，这一点北大的教师是托了傅先生的福了（这数字出自当时的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但后来又曾公布其他不同的数字）。大跃进期间，他反对化学系师生去广西大炼钢铁，反对当时的浮夸之风，又成为挨整的“白旗”，被称为“白旗晃动，贻害无穷”。到了六十年代初，形势有了宽松，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他当着党委书记陆平的面，操着他那京片子大发宏论：“三面红旗就剩仨旗杆啦”、“北大教改的成绩一个指头都不到，比错误要小一个数量级”，一时语惊四座。大家以为傅鹰又要倒霉了，但出人意料的是，1963年他竟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到了文革，他终于难逃厄运，被批斗、挨打、抄家、劳改，有严重心脏病的他，揣着硝化甘油药丸，被强迫拉车运砖、打扫厕所，颤巍巍地爬上四楼楼顶铺瓦砌砖......但他却坚强地活了过来，心脏病还奇迹般地好了起来，终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傅鹰先生真是一位“福星”。

傅鹰先生是我国胶体化学的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记得五十年代时有一位苏联化学家访华，专程要来拜访傅先生，那位科学家一下车，看到傅先生站在化学楼前迎接，急忙跑步奔向傅先生，双手握住傅先生的右手，十分兴奋地说∶“我从大学时就读到傅教授的论文，今天能见到您真是我毕生的荣幸”。那时社会上视苏联专家如“天人”，看到这个情景，不禁为先生感到骄傲。一言未发，已为国争了光。可惜的是，他的研究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深入开展，这样一位科学家回国二、三十年，只发表了区区七篇论文，这真是国家的损失。科研工作没有条件，傅鹰先生在教学上投入很多精力，他亲自为大一新生开无机化学课。近年来，多有人主张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机会接近大师。傅先生在五十年代就已亲力亲为了。他讲课风趣幽默，时有发出思想闪光的话语。如他在讲课中常讲述科学发展的历史，说“科学给人以知识，历史给人以智慧”。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中。

傅鹰先生还有两件逸事，颇有他的特色。有一次，他教的一位大一的同学因失恋“服毒”自杀，可是这位同学无机化学没有学好，错服了微毒的氯化亚汞，先生曾亲自去探视这位同学，回来后表情复杂地说：“我宁愿他吃了氯化汞（毒性更大）再抢救他，也不愿看到他错吃氯化亚汞”。同事笑说他这是“我爱我生，我更爱真理”。另一件事，本来应属他的隐私，后来却引来轩然大波。六十年代初，先生手下有一位女助教，三十出头还未结婚。先生曾用心培养过她。可惜这位女士后来得了红斑狼疮，回家休养，终不治去世。文革中，这位女士的父亲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大字报，指责傅鹰先生在她女儿养病期间曾写信向她求婚，还公布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信中的精彩句子之一是∶“我们虽然年龄是2∶1，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剩下的日子是1∶1”。 一时轰动全校，在批斗先生时增加了一条罪名。现在看来，这位父亲的反应也有些过激。当时傅鹰先生的太太已过世，单身的他向一位单身女子求婚，何罪之有？

先生去世已快五十年了，特写此文，谨表怀念。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