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恰是叙旧时之十五

我科研路上的第一奖：王葆仁奖

江 明

两年一度的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以下称“高分子大会”）很快就要在广州开幕了。这个系列大会是我国高分子学界权威性的、学术水平最高的盛会，迄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我现在年事已高，不便去参加会议了。前年，在武汉举办时，我们发起了“高分学人书画邀请展”，我人不能至，“以画会友”，得到许多老朋友的好评，甚是欣慰。对于这个会议，我特别关心的是“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的颁发。因为38年前，在武汉举行的高分子大会上，我获得了首届“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此奖对我的学术成长意义重大，这里面有许多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我在过去写的文章中提到[1-3]，中国的高分子学科与化学的其它学科分支不一样，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启动时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国家重大需求的驱动下，我国开始了高分子研究。当时能够担此重任的是一批中青年海归，但他们当中很少人在国外是学习高分子的。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如钱人元（参见链接 1，参见链接 2）、冯新德（参见链接）、何炳林（参见链接 1，参见链接 2）、黄葆同（参见链接）、于同隐（参见链接）、徐僖等有个共同点，出生在1915~1921年之间，都是在抗日战争前后去国外学习的。而王葆仁先生和钱宝钧（参见链接）先生相对于以上几位前辈，稍年长些，是他们的资深学长。

王葆仁先生出生于1907年，江苏扬州人。钱人元和于同隐先生都曾跟随王先生学习过，是他的学生，所以王先生是中国高分子界当之无愧的领袖级前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以来，他一直担任主任，同时也担任他在1957年创办的《高分子通讯》（中国第一本高分子专业期刊，后更名为《高分子学报》）的主编。王先生在中国高分子界声名远播，我们还是扬州老乡和扬州中学校友，但读书时的我一直没有机会见他，只经常听于同隐老师讲起王先生的学问与为人。因此，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师爷”，我心中早就深怀敬意。

[1] 江明，从高分子相容性到大分子自组装—一个科研攀登者的感言, 科学, 2007, 59(1), 5-9.

[2] 江明, 我经历的高分子学科五十年, 科学, 2009, 61(6), 11-16.

[3] 江明，我的科研生涯第一奖——缅怀尊敬的前辈王葆仁先生, 此文载于《王葆仁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985年夏，我在北京参加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承办的全国高分子大会。在会议期间，中国化学会召开了一个大会祝贺王葆仁先生从事化学工作60周年和先生80寿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会上，众多前辈发言颂扬王先生的为人和成就，感人至深。王先生最后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宣布把他的积蓄一万元人民币捐献出来，在中国化学会设立一个奖励高分子研究人员的基金......病中的王先生的声音微弱且颤抖，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先生对学界的临终托付了。一年后，王先生病逝。这个基金后来被定名为“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本文简称“王葆仁奖”）。那时一万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当时作为副教授的工资大概是每月100元，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目。多年后我看到了王先生的长子王被德怀念父亲的文章，才更体会到它的价值是如此的厚重。他说：“父亲晚年在身体十分虚弱，而且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200万字的巨著《有机合成反应》（在他逝世后1988年被评为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拿到一万余元的稿费，扣掉所得税后还剩9000多元，但他又添上部分积蓄凑成一万元，捐献给中国化学会。”“这一万元......却是父亲一生中的最大的一笔经济收入，是多年辛苦当中偶尔一次的，稍稍接近其应有价值的收入”。

1985年10月，中国化学会公布了关于王葆仁奖的申请条例（图1），明确说明：“本奖金系鼓励中、青年高分子基础研究工作者的个人奖。凡从事高分子研究工作、年龄在五十周岁以下的科技、教育工作者，在高分子......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或已在学术会议中宣读获得好评者，均可申报参加评选。在国外所从事的工作，不属于评选范围之内。”我仔细看评选条件，不禁窃喜。因为那年我48岁，接近但并未超龄；又要求申报的研究工作需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还特别强调在国外所从事的工作不予考虑，而我准备申报的工作都是已公开发表的“中国制造”，故我内心充满了获奖的希冀。

图1. 1985年公布的“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金条例”

我准备用来申请王葆仁奖的工作是自1981年从英国访学回到复旦以后开展的。我刚回国时的科研条件虽然艰苦，但独立开展的研究还比较顺利。有下面这几个原因：首先，在国外的两年，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脑子里面一直在考虑回国以后做什么，怎样利用国内的实际条件来开展工作。我注意到，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G. Eastmond （伊斯蒙德）[4]在共聚物和均聚物相容性方面所得到的结论，与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我一直在思考这分歧的根源，估计很可能是因为两者所使用的共聚物的结构不同造成的。我就带着这样的思考回国开展相关研究，所以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选题。

第二个原因是，研究聚合物相容性的主要方法是电子显微镜技术，这正是我在利物浦大学学习的一个主要表征方法，并且掌握得很好。但当时国内的电镜技术还远未普及，且设备匮乏。所幸的是当时谈家桢[5]院士领衔的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得到国家的重点资助，购买了很多先进的仪器，包括一台日本生产的电子显微镜，性能比我在英国用的先进得多。当时遗传所和我们高分子还“蜗居”在同一幢楼里，电子显微镜对我来说是近在咫尺。天时地利都有了。真是万幸，谈先生和他所里主管电镜的同仁，思想开放，善解人意，对于我使用电镜很是欢迎，这样的条件在80年代初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感谢于同隐先生的信任。当我回国刚升任讲师时，先生就让我指导他的硕士生曹宪一（图2）。在曹硕士毕业时，我刚升副教授，先生又鼓励我当上了没有博导资格的“博士导师”，继续指导曹宪一攻读博士学位。小曹热爱科研，废寝忘食自不在话下，做起有燃爆危险的实验时，说“奋不顾身”也不为过。80年代实验室安全极不规范，现在想来还真后怕。我们一起从合成不同构造的共聚物着手，通过电子显微镜的表征，观察它们与均聚物的相容性，历时五六年，最后得到比原来预想的更好的结果。我们在Polymer（《聚合物》）杂志上连续发表了6篇论文。

图2. 1988年，我与博士研究生曹宪一（左）在实验室，曹是我所获王葆仁奖的实验工作的主要贡献者。工作台上为实验室第一台台式电脑（286）[6]和针式打印机

[4] Geoffrey C. Eastmond，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系教授，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RSC），长期从事高分子和材料科学研究，是江明在1979-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时的导师。

[5] 谈家桢（1909.9-2008.11），浙江宁波人，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1961年创建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年创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6] 当时国内还没有台式计算机生产。这台“286”是中山大学用进口散件组装而成（“三无产品”）。因十分稀缺，是由教育部分配指标才能购得的。为此教研室派专人去广州参加培训和“接机”。

基于这个系列研究的结果，我满怀信心地申请王葆仁奖。当时申请书的副本我还保留着（图3）。这是专业打字员用中文打字机打印在腊纸上再油印得到的，这种大概有百年历史的技术，在90年代初因电脑和激光打印机的普及而逐步被淘汰了。我在申请书中还特别提到了我在德国和美国的出访中作了相关的报告，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好评。申请表最后附上了6篇Polymer的文章，还有我在中日和中德双边高分子会上的两个报告，再加上在《电子显微学报》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申请资料的内容算是相当充实的了。

图3. 江明申请王葆仁奖的申请书副本

1987年8月，我欣喜地收到了中国化学会的获奖通知（图4）。10月，我跟随于先生一起去武汉参加全国高分子大会（图5），王葆仁奖的颁奖仪式安排在会议闭幕式上举行。那时PPT还没发明，投影仪也不普及，我们的获奖内容和专家推荐意见写成了“大字报”悬挂在大会的食堂里，堪称一大盛景。大会闭幕前夕，化学会的老师通知我，要我次日在大会上作获奖人讲话。当夜我竟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难以成眠。想到文革前在复旦工作多年，因一直爱好读书，渴望科研，崇尚“独立思考”，而被视为“白专典型”，文革中更是被冠以“反动教员”批斗多年。后来虽宣布“解放”，获得“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宽大处理”，事实上仍处于“另册”。例如，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松动时，美国高分子教授Morawetz来华访问，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教研室同事都去听了，而我则被事前警告,不得入场......如今命运发生了大转折，我终于得到了正常的工作环境，经几年奋斗，小有成绩，学界前辈和同仁即以王葆仁奖鼓励，我自然辗转难眠。

图4. 1987年的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获奖通知书

图5. 我与于同隐先生参加全国高分子大会时合影（1987年，武汉）

在第二天的大会闭幕式上，我从钱人元先生手中接过奖品，包括奖金300元，同时还有以“长城”为主题的纪念品（图6）和一本《英汉化学化工词汇》词典（图7）。接着，我作了发言。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楚记得当时讲了什么，因都是肺腑之言。我讲道：“得到王葆仁先生冠名的研究奖励，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给我的荣誉，我以此为荣耀。50年代初，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王葆仁先生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块有机玻璃和第一束尼龙，钱人元先生研发了一系列的高分子分子量测定的仪器和方法，冯新德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高分子化学课程等等，标志着我国近代高分子科学的发端。以王葆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高分子科学大家，在国难当头之际，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和学术精英。人们也许不无遗憾，他们并没有研究成果被写入国际通用教科书，甚至可能没有在驰名国际学术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要知道，他们这二、三十年来实在是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中奋斗的。他们不仅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教育带领了我们这些后辈学人，终于打下了中国高分子教学和研究的基础，这是他们事业的丰碑。”我还说，“今天获得以王先生命名的基础研究奖，我十分珍惜，我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图6. 1987年，中国化学会的以“长城”为主题的获奖纪念品

图7. 1987年，中国化学会奖励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

在获得王葆仁奖之前，虽然科研还比较顺利，但是我从未想到过能得什么奖。因为那时国家自然科学奖刚刚恢复，获奖人都是像唐敖庆先生（参见链接）那样非常资深的前辈学者，对我来说过于遥远。王葆仁奖是中国化学会在高分子方面设立的第一个奖项。我的获奖自然引起了前辈和同仁的关注。就在武汉会议期间，《高分子学报》编委会开会，将我增补为编委，49岁的我成为“最年轻”的委员之一。王葆仁奖对我的鼓励和推动，绝不是300元奖金可以衡量的。

20多年后，中国化学会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化学贡献奖”，旨在表彰在化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者。我有幸在2016年获得第五届“化学贡献奖”（图8），并获得奖金10万元（如晚一年获奖，奖金就是20万元了！）。我该怎样用好这笔奖金呢？念及王葆仁奖对我的科研之路如此重要，饮水思源，我把这笔奖金捐献给了王葆仁奖（图9）。我想这是对王葆仁先生最好的感恩与怀念吧。

图8. 2016年，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证书

图9. 2017年，我将“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奖金人民币十万元捐赠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

我与王葆仁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他当时也不认识我这个晚辈，但是我与王葆仁先生还有一层奇妙的因缘。1989 年，家父轸光先生以90 高龄仙逝，在安葬之时我发现父亲墓地竟与王老先生的毗邻。我父亲是职业国画家，对化学和高分子所知甚少。但是二老的爱国情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家乡的热爱是一致的，愿二老在天国可以结为良友。前些年，我每次回乡扫墓时，都会在王先生墓前肃立敬礼，献上鲜花，表达对他的怀念与敬意。但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近几年已经很少回乡了。2023年11月，孩子开车带我和夫人一起回家乡，我们去墓地祭拜了父母。看到现在公墓的墓穴与墓碑是越来越气派，而王葆仁先生的安息地是如此地简朴，部分碑文也已斑驳不清，令人心痛。离去时，我在先生的墓前留影，我不知道下次会在什么时候再来拜谒他老人家（图10）。

图10. 2023年，回乡拜谒王葆仁先生夫妇墓

最后，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过于严肃，甚至略有几分伤感，这与我《叙旧》系列的基调不符。不过这似乎与先生的性格还是配合的。网络和书籍上有许多王先生的照片，但很少见到先生的微笑，更不用说开怀大笑了。有纪念文章中说，先生把他的四位子女全部送去参军，他自己从1955年开始，几乎每隔十年（没有看错，十年！）提交一次入党申请书，最后一次是1985年，因卧病在床，由其长子代笔。他以数十年不变的行动表达了对党对国的忠诚。但直到先生于1986年9月12日病逝后才被追认为党员，个中缘由，难知究竟。后来，我了解到在抗战时期，王先生担任内迁至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在我仔细阅读了记述那段时期的故事的文章后，终于揣摩出这事的原委之大概。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