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志刚

在江明先生发表在《旦苑晨钟》的系列文章中，IUPAC被频繁地提到。江老师曾对我说，九十年代，他是中国化学会IUPAC大分子部的“国家代表”，那时中国化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还很差，再加自己的英文也还欠流利，对西方文化不熟悉，故当他参加学会活动时，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当时看学会的洋人“高官”是“仰视”的。因此，当他几年前得知我当上IUPAC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执行委员时，特别高兴。并说“你没有很高的学术行政职务的光环加持，却能从最基层一步一步当选为执委，很不容易，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也是我国化学崛起的标志。有这样经历和感受的朋友是极少的，个中必有不少精彩的故事，写点文章和我们《旦苑晨钟》的读者们分享一下吧！”

江老师讲得情真意盛，打消了我的种种顾虑，我却之不恭。作为第一篇，我就写写最近经历的一件大事吧——为IUPAC总部搬迁，我在欧洲做了实地考察工作，期间有些印象深刻的趣事值得与大家分享。

IUPAC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 Union for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是国际化学界的权威学术组织，中国化学会是他的50多个成员之一。我最早参与IUPAC的工作是应时任化学会秘书长姚建年院士和主管国际交流的副秘书长刘忠范院士之邀，协助陈凯先院士组织2005年在北京举办的IUPAC Congress（世界化学大会）的 “Computers in Chemistry” 分会的筹备。借助IUPAC的品牌，我们分会邀请到了不少国际顶尖的理论计算化学家，并将他们均匀分配到每个时段，报告精彩，尽管大会进行5天，但大会结束前最后的一个分会时段，我们分会的会议室还是挤满了人。我的组织工作也引起了时任化学会理事长白春礼院士的重视，指示要我多为化学会的国际交流做贡献。从此之后至今的20年，我与化学会的国际事务，尤其是IUPAC的事务就没有分开过，被白院长和继任的化学会理事长戏称为“中国化学会的外交部长”。现任理事长万立骏院士也是一直鼓励支持我在国际事务上的工作。由于我曾在比利时生活12年，法语流利，平时对欧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很有兴趣，因此较容易与西方人交谈，国际交流方面还是很顺利的。当前中美地缘冲突，依靠IUPAC这一重要国际平台，显得更重要了。

IUPAC于1919年创建于巴黎，当时的化学事业飞速发展，新的元素、新的化合物不断出现，迫切需要一个权威机构去规范新的名词、术语、命名法。当然，后来又逐渐地承担起一个国际化学联合会的功能，扩展到化学教育、可持续发展、学科交叉、学术会议等很多职能。按规章，IUPAC的总部应该是在苏黎世，每年还需要支付几千美元的登记费，我们现在所说的总部是指秘书处，最早在巴黎，然后去了瑞士，然后是英国牛津，30多年前搬到了美国北卡。总部租了办公室，有5个固定人员，还有资料、档案、办公用具，听说复印机也是租的，每年的租金、人员费等还是笔不小的开支。IUPAC目前有50多个会员组织，简称为NAO (National Adhering Organization)，一年能收的会费也就100多万美元。会费的计算是根据每个国家的GDP以及化学化工所占的比例决定的，所以中国的会费很高，投票的权重也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化学强国一样是最高级的。长期以来IUPAC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司库每年头疼，每年降低差旅标准，实际上，连主席出差一直是只能坐经济舱，预算很有限。一场疫情袭来，大家都不出门了，很多会都在线上举行，IUPAC的经济状况一下就改善了。但来自德国化学会的司库Wolfram Koch教授未雨绸缪，精打细算，知道疫情一结束，就很快会赤字。留在美国消费太高，所以执委会讨论决定将实体的秘书处搬出来，询问所有的会员单位是否有意接纳IUPAC的秘书处。秘书长也多次与我联系，希望中国能提交申请，毕竟现在中国的化学论文数量早就是世界第一了，如果秘书处能设在中国，这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化学重镇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了。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国际化环境还远远达不到要求，如争取非盈利国际组织的地位（免税）、收取会费、支出世界各地成员的费用报销、网站、秘书处的语言沟通等等，每一步都是问题。所以我就婉拒了。不过，我也答应，以后如果需要设立区域联络站，中国化学会可以协助发展会员、承办IUPAC在亚洲地区举办活动等。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征询，响应相当热烈，有8家单位有意愿，递交了申请报告，包括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日本化学会、意大利科学院总部(CNR，相当于德国马普协会)、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科学史协会(位于美国费城的)、瑞士，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大学。这个结果应该说是很理想的。每家都各有优势，地域分布也很有代表性。于是IUPAC成立了选址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大家综合考虑了各家的优劣势，投票决定。结果意大利的CNR和西班牙的马拉加大学排在前面，他们都提供优厚的条件，即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以及财务、法律、网站、数据库管理等。于是，委员会指定包括我在内的三人小组去现场考察，组长是现任的IUPAC秘书长、来自加拿大的M先生，还有来自挪威的S先生，他20年前就出任过IUPAC主席，资格很老。我们三人地域分布也有代表性。由于我正好那段时间在欧洲参加学校的招聘教师活动，时间上与考察正好无缝连接。

其实这么多年，我虽总在IUPAC高层活动，但在国内没有行政职务，有时就会遇见一些很尴尬的事情，如经常会有人让我代向路甬祥院长问好，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真是路院长的朋友呢，还只是向我显摆，反正我肯定没有渠道去找路院长。如果有人请我向白院长问好，我就会说：哦，我们曾经是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事，也就敷衍过去了。如这次一道考察的S先生，刚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报出若干中国大学者的名字，居高临下。但是考察的第一天，我就靠着自己的智慧完全让他折服了。那天上午，在位于罗马的CNR总部，墙上有一幅历史地图，好像是世上最早的世界地图，意大利人的骄傲。挪威人S先生很有兴趣，趴在上面找“Where is Norway?”，我马上接上一句：“Norway is no where”。大家哄堂大笑，S先生也连续两次笑呵呵地重复我的话：Norway is no where。那天，CNR院长还专门在办公室接见我们，陪同的还有CNR的化学材料学部主任、财务主管、国际主管等，相当于科学院的局长们陪同院长会见我们吧，说明他们确实很重视这次考察。在院长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三张照片（图1）。我一眼就认出，左边那张是意大利的奇才马约拉纳，他在30年代提出了一个奇特的猜想，即存在一种基本粒子，其反粒子就是本身。我们知道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这种奇特的粒子被称为马约拉纳费米子，人们至今还在寻找，但是他本人却很离奇地消失了，至今也不知下落。现在量子计算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用拓扑绝缘体中发现的马约拉纳束缚态来实现量子计算。在场的意大利人当然都知道他，都冲我笑，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但是那两位化学同事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说右边的那幅著名的费米讲课写黑板的照片上，费米出错了。S先生很惊讶，费米怎么会写错呢？我解释说，精细结构常数是α=e²/ℏc，而费米写成了α=ℏ²/ec。大家一看，果然如此。我也打趣地说，意大利人嘛，粗心大意很正常。S先生接着也幽默了一把，说，没准这是在考察学生的纠错能力。 

图1. 意大利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墙上的照片，左：神秘的马约拉纳；中：电报发明人马尔可尼（CNR第二任院长）；右：恩里克费米

当然上课写错公式，无关大雅，这个错误很多学物理的都知道，只是我当着化学家的面指出来，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S先生在后来的几天，对我非常友善，完全没有刚见面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了。国际交流时，知识面和幽默感很重要。   

意大利科学院下设了7个学部，遍布全国有88个研究所，总共的固定人员超过9600人，每年的运行经费17亿欧元，其中47%来自研究经费。接待我们考察的是化学与材料学部主任A女士，长期在IUPAC做服务工作，目前担任无机化学委员会主席。她能将意大利科学院这么多负责人都集中到一起陪我们考察、开会，是很不容易的，可见他们十分重视。我们参观了多个会议室和图书馆（图2），他们承诺，IUPAC将来可以免费利用这些空间开会，还免费提供网络、数据库、档案室，并协助IUPAC招聘工作人员，以及一间可以坐下5个秘书的办公室，门口挂牌，就是总部了。参观结束后，我们又集中讨论他们的竞标方案，一切都落实得很好，考察小组很满意。不过，那一天是他们院长最后一天上班，新的院长第二天上任，合同细节还得有待理事会批准。他们的院长任期只有4年，都是从全国的大学招聘过来的，只负责管理，研究组仍然在大学，但工资从科学院发。7个学部主任也一样，从全国招，也是在科学院拿工资，自己的课题组保留在原先的大学，可以连任一届。

图2. CNR总部的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头像（上）、CNR的整体介绍（中）以及会议室（下）

我们一行3人离开罗马直飞西班牙马拉加，这是西班牙的第五大城市，靠地中海，是个旅游胜地。抵达那天，市政府派专人到机场迎接，专车送到海边最好的旅馆的套间。一进房间，就发现客厅的茶几上摆了一个精心制作的巧克力蛋糕（图3），上有旅馆的标识和IUPAC徽章，还有我们各自的名字。礼品不大，却温馨可人。当天晚上，在酒店的顶层，市长、副市长、科技园总管、马拉加大学副校长等，还有一家大基金会的负责人等（图3），隆重地邀请我们吃了一顿7道菜的盛宴（西餐一般是三道）。首先上来当然是伊比利亚火腿（图3），油光闪闪，吃起来满嘴逸香。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几乎在西班牙每个城市的街上到处都挂着火腿。

图3. 欢迎蛋糕（上）、伊比利亚火腿(Jamon，中)、市长（左二）宴请（下），右一为作者

火腿吃着香就行了，不能细想。实际上，历史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被穆斯林统治了800年，或者说天主教反抗了800年。这800年，正值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割据，政教合一，教会腐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新兴的伊斯兰教给欧洲吹来一股春风，带来了农耕技术、数学、天文、医学等，那时候的科学中心是巴格达，是他们在传承来自希腊、罗马的经典，以及印度的数学、医学。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社会才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就在1492年，当时西班牙境内的两个天主教国家（卡斯提莉娅王国的伊萨贝尔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费尔南多二世联姻，成为天主教唯一的“双王时代”，图4）联手最终打败了穆斯林。

图4. 格拉纳达街头的天主教“双王”雕像

伊萨贝尔一世很强硬，让老百姓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就离开，要么就是死。改信天主教的，就得经常当着大家的面吃猪肉、吃火腿，以表改信仰的决心。选择离开的就南渡直布罗陀海峡，回到了摩尔人的故地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听说很多人离开时还保留着家里的钥匙，希望有一天会回来。确实，500年后，二战结束，欧洲人口大减，美国支持的马歇尔计划重振欧洲，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穆斯林从非洲、土耳其等地大量涌入欧洲，亲戚带亲戚。经济发展期间，人口激增是件好事，但是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欧洲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有些国家恢复过来了，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不太好。现在，不少人认为欧洲的移民是个问题。只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前几年叙利亚战乱期间，勇敢地接受了近200万难民（100万合法的外加近100万非法的）。中国人在欧洲大城市大都遭遇过偷抢钱包事件，除了底层移民因素外，别忘了欧洲还有游荡在这片土地几百上千年、没有祖国的吉普赛人，他们的孩子连基本的教育都难保障。

我们考察的马拉加，属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安达卢西亚大区，靠近地中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很多英国人和北欧人以及其他欧洲人来度假。在很长时间，安达卢西亚这个名词对于欧洲人来说，那就是能歌善舞的吉普赛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的埃斯米拉达就是一个弃婴，在安达卢西亚被吉普赛部落拣去抚养，然后再一起流浪到巴黎的。在艺术作品中也是如此，下面的油画(图 5)，就是人们想象中的西班牙人的生活场景，到处都在跳Flamenco。今天，来旅游的人多了，尤其是西班牙出了一大批顶尖的现代艺术家，让人刮目相看。

图5. 作者在博物馆拍摄的19世纪中叶的油画，表现出人们想象中的西班牙的生活：佛拉门戈与醉酒

言归正传，西班牙方面提出申请，将IUPAC放在Malaga大学的总部（图6），这是一栋宫殿式的老建筑，就在市中心的市政府隔壁，大学的4万多学生都在10多公里外的新校区。市政府、大学的一行领导，带我们参观了这栋楼，大厅是玻璃地板，底下是公元前罗马人留下的制作咸鱼和鱼露(Garum)的“工厂”（图6），Garum是罗马人最流行的食品调料，用鱼的内脏腌制、发酵而成。实际上，Malaga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考古发现了腓尼基人的遗址，比罗马人早近1000年。还参观了承诺提供的办公室，带一个大露台，可以直接看到隔壁的古堡（图7）。

图6. 马拉加大学总部（上），大厅下展示的罗马时期的Garum工厂（下）

图7. 承诺的办公室外（上），还带个大露台，可以直接看到隔壁的古堡（下）

参观考察结束后，一行人又到隔壁的市政厅，市长、副市长、Malaga大学领导等接见，更难得的是西班牙科技部的官员那天特意从马德里乘火车（3个半小时车程）赶来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代表科技部表决心。各级官员都表示会全力支持(图8)，保证IUPAC在Malaga安家之后，肯定就不会再离开了。不得不说，Malaga的诚意确实很深。

图8. Malaga市长（中）和西班牙科技部官员（右四）在市政厅会见IUPAC考察团

这次考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际社会对IUPAC的认可度是很高的，从最高的学术机构到地方政府，大家都以接纳这个颇负盛名的国际专业组织为荣。也许这是欧洲的传统吧，就像城区的路一样，最早都是石头的，后来为了适应汽车，全部改为平整的柏油或水泥路，可是到了90年代，又全部花费巨资，改回坑坑洼洼的石头路。老欧洲还是喜欢老物件。看来IUPAC这个百年老店确实是到了回归欧洲的时候了。我们考察小组将考察结果据实向选址委员会汇报，然后投票做出决定，然后向Executive Board汇报，提请批准，最后在今年7月中旬马来西亚举行的IUPAC大会期间的理事会(Council)上投票通过。说实话，无论是意大利CNR还是西班牙的马拉加大学，给出的条件都难以拒绝。世界经历了疫情，其实秘书处很多事务都可以通过线上办公来处理，实体秘书处的象征意义更大，我估计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二选一，而是讨论如何共同设立秘书处的问题，让两家都有获得感，当然，最大的赢家还是IUPAC。

我作为志愿者，在IUPAC已经服务超过20年，即2005年北京的IUPAC大会从筹备到组织，之后每两年一次的IUPAC理事会，我都是中国化学会代表团的，从成员到团长，即2007年在意大利都灵、2009年格拉斯哥（图9和图10）、2011年波多黎各（图11）、2013年伊斯坦布尔、2015年韩国釜山（图12）、2017年巴西圣保罗、2019年巴黎（图13）、2021年疫情线上（当选执委）、2023年海牙（再次当选执委，图14）和2025年吉隆坡（继续当选执委，图15）。周其凤院士于2015年当选为了IUPAC的候任主席，即2年副主席、2年主席、2年卸任主席，这6年都属于officer。周校长人缘非常好，为我在IUPAC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好的“人和”基础。

图9. 2009年中国代表团祝贺Tatsumi教授当选IUPAC候任主席。右起：周其凤、Tatsumi、白春礼、帅志刚（作者）

图10. 2009年英国格拉斯哥，IUPAC理事会期间，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白春礼（前排左二）会见美国化学会主席Tom Lane（前排右二）

图11. IUPAC中国代表团在波多黎各

图12. 2015年釜山，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其凤（二排左三）当选IUPAC候任主席

图13. 2019年巴黎市政府在市政厅宴请参加IUPAC百年庆典的嘉宾（右一是IUPAC主席Brett，左一为周其凤院士，左二为作者）

图14. 按惯例，每次IUPAC大会期间，中国化学会都与中国在台北的化学会代表团(正式称号为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聚会，2023年，荷兰海牙

图15. IUPAC主席Ehud Keinan祝贺作者在2025年吉隆坡的IUPAC理事会(Council Meeting)上当选为IUPAC Executive Board Member

其实，IUPAC总部搬出美国，除了经济账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不愿谈的理由，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IUPAC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组织，而美国的去国际化运动越演越烈，IUPAC长期以来一直坚守的一些基本价值包括促进全球化学工作者交流、合作；创建通用语言，制定统一标准；创建标准优质数据和技术指南。国际化是IUPAC同时也是化学的生命所在。在新时代下，IUPAC更要坚持两个原则：DEI 和FAIR。DEI =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veness（多元、平等、包容）。4年前，我作为IUPAC机构改革小组成员，参加了DEI委员会的建设工作，而美国却是在大规模地解散DEI。FAIR原则是针对大数据的，即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可重用）。各种数据库呈爆发式增长，就像当年新的元素、新的分子涌现一样，迫切需要IUPAC这样的权威机构按规则来统一。 IUPAC的使命显然与美国优先理念不相容。很高兴的是，老欧洲的经济发展尽管步履蹒跚，但是还在坚守人类的核心价值观，秉持千百年来人类最珍贵的人文精神，全身心地拥抱IUPAC这样的百年老店。中国也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地支持国际科技组织活动，尤其是像IUPAC这样老牌的权威学术组织，在政策法规上不宜有太多的限制，让IUPAC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为我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