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金樑

张中岳先生（图1）生于1925年9月12日，逝于2015年4月14日。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辞世10周年。作为他的开门弟子，我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图1. 张中岳先生与夫人吴蕴琛女士（北京化工研究院有机化工专家）

先生写过不少诗词，下面这二首（他自称是俚句）和他留给我的墨宝展现了他的高尚情怀和深厚的书法功底（图2）。现谨展现于此和大家分享：

春蚕到老丝虽尽，织作绫罗享后人；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

人生可满百，当怀千岁忧，奋力迎挑战，虽胜未可休；

成败身外事，机遇常难求，但得心地宽，何须丹青留！

图2. 张中岳先生赠给我的书法作品

张中岳先生1945年从南开中学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内迁设于昆明的中国最高学府，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而成。他的人生经历在《清华化学历史人物》中有所介绍（图3）。据书中所述，他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他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更有做人的品行。根据他个人的回忆，那首“织作绫罗享后人”的诗就是他在清华大学听朱自清先生课后，受到启发而作的（图4）。

图3. 《清华化学历史人物》中对张中岳先生的介绍

图4. 张中岳先生在南开中学校友刊物“四五形影”上发表的文章

战争年代能够进入知名学府的人寥寥无几，张先生和胞弟张中路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图3)。他的同学中也有很多知名学者，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科学院化学所所长的胡亚东先生（图5）就是其中之一。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胡亚东先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听说他很懂音乐，喜欢考学生音乐方面的知识，我当时还是很紧张的。幸好答辩时他没有问我音乐知识，只问了一些高分子方面的问题，而且特别和蔼可亲。后来我去过他家，见识了他收藏的大量世界各地的唱盘，他还说中央乐团出国演出前还向他借过唱盘试听，我大开眼界。张先生和胡先生二位老同学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多年来每年都一起去给冯新德先生拜年。最后二年，他们年纪大了，就让我负责买花、开车，陪他们一起去冯先生家里。前辈们对老师的尊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图5. 张中岳先生和胡亚东先生（右）

张先生清华大学毕业后，远在香港的母亲和他本人一起婉谢了叔父支持他出国深造的建议（他早年丧父，叔父对他帮助很大），毅然决定留在新中国发展。1949年10月1日，他24岁，有幸被挑选站在天安门金水桥侧，目睹了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当时一定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他没有进入学术界，而是选择了工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进入工业界不仅要有“成败身外事，机遇常难求，但得心地宽，何须丹青留”的胸怀，更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发工业技术需要多个专业的专家组成的团队联合攻关，即使一切顺利，总得要花上10-20年的功夫。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一生奉献于高分子工业界，前期主要进行合成纤维的研究，后期主要进行合成橡胶和弹性体技术开发，为我国高分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包括顺丁橡胶的工业化、乙丙橡胶中试技术及军工胶生产等。

顺丁橡胶曾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当年的“卡脖子”产品。20世纪60年代，一艘满载5000吨合成橡胶的轮船，正要驶离日本海域时，被日本当局截留了，中国进口合成橡胶的一丝希望再次落空。那时我国天然橡胶年产量仅199吨，制作鞋底都捉襟见肘，西方国家实施的全面禁运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国家从1962年开始组织开展合成橡胶研发，并组织了顺丁橡胶大会战。终于在1971年建成万吨级顺丁橡胶生产装置，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1985年，顺丁橡胶工业化生产技术与“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共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中岳先生是会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获奖人之一。大会战年代没人会考虑是否获得大奖，更不会关心单位和个人排名，大家一心一意、没日没夜地工作在现场，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早日实现技术突破，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我们不能忘记前辈们对高分子事业的贡献。

乙丙橡胶是另一个重要的橡胶品种，它主链不含双键，抗老化性能十分优异，是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从1960年开始，张中岳先生所在的北京化工研究院合成橡胶研究室承担了乙丙橡胶生产技术的攻关任务。他们不仅开发了成套工艺技术，还建产了中试装置。基于他们的中试研究成果，兰化公司于1971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套乙丙橡胶（2000吨/年）工业试验生产装置。经过技术迭代，他们又开发了高压中试技术。基于该技术，他们不仅在南京建设了工业规模生产装置（后因没有原料关闭，真是“机遇常难求”），还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建设了新的中试装置，除用于新技术开发外，还要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生产所谓“军工胶”（图6）。合成橡胶室的40几位毕业于各大名校的高材生与临时工一起倒班，累计生产了60多吨军工胶，满足了我国国防工业的需求，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通令嘉奖。直到1997年吉化引进技术，建产年产2万吨乙丙橡胶生产装置后，国家才批准北京化工研究院拆除了中试装置，停止了军工胶的生产。我1982年成为张先生弟子时，他是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第4研究室（橡胶研究室）的主任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可以想象兼顾科研和“军工胶”生产的他们这代科技工作者是何等的不易，他们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科研生产两不误。记得最后一次生产“军工胶”时，我刚当副院长不久，院里让我从院领导角度负责那次“军工胶”生产，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张先生他们的不易。用中试装置进行生产比用生产装置要难得多，装置太小，易堵，安全风险又大，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他们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承担了多少风险。无名无利，他们无怨无悔，不愧是为国奉献的一代。

图6. 北京化工研究院研发的航天用乙丙橡胶中试装置（左上）

张先生虽然长期在工业界工作，但非常注重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分子领域的学者和导师。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7年恢复了高考，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投入了很多精力培养学生。这不仅使他自己的学生受益，也通过参加学生答辩，帮助其他老师的学生成长。他参加过500多名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的答辩，为此该校研究生处专门给他写了感谢信。张立群院士是受益的学生之一，他曾任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我成为他的开门弟子也是机缘巧合。1982年，他已57岁，几乎到了目前政策不能招生的年龄，但他那时还没有招过学生。我那年报的是黄文枢先生，据说他是美国著名高分子教授Mark的学生，但他由于突然的身体原因，不能带学生了，院里就把我转给了张中岳先生。张先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延长了他的职业生涯，有机会为我国培养了多名研究生，成就了他“织作绫罗享后人”的理想。目前除个别完全退休的学生外，大家还都坚持在科研、教学一线默默无闻地工作，其中不乏“奋力迎挑战，虽胜未可休”的佼佼者。例如，刘晓林博士是我国重要的癌症治疗药物PD-1的发明人之一，回国后曾任信达生物高级副总裁，分管工艺开发、新药研究和临床前研究。信达生物的PD-1产品成功上市后，他又创立了普米斯生物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和CEO；再有发明了二醇酯聚丙烯催化剂内给电子体（非邻苯二甲酸酯类）的高明智博士，一直坚持在科研生产一线工作。他发明的给电子体使我国在高活性聚丙烯催化剂等方面领先于世界。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他“春蚕到老丝虽尽，织作绫罗享后人”精神的受益者。

刘晓林博士在回忆张先生时写道“张中岳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的教诲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四十二年前，我从浙江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专业毕业，考入北京化工研究院，并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个探索用于丙烯共聚合的新型催化剂（茂金属催化剂的前身）方向的研究生。先生对科学创新有着非凡的敏锐度，为我设定的课题目标直接对标世界前沿。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共同制定的实验方案高效推进，很快便成功开发出数种新型催化剂。这些催化剂的活性，比当时广泛使用的传统钒催化剂高出数倍。

先生给予我的，远不止一个成功的研究生课题。他交予我的，是一把能够终身受用的钥匙，为我开启了通往科学创新殿堂的大门。他让我深信，真正的创新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一种可以习得、严谨而深刻的思维方式。尽管我后来出国深造，并转型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生物医药领域，但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成为了我坚实的科研基础。这套方法论使我能在全新的科研领域中游刃有余，最终主导开发出多款国际一流的原创生物药，为无数患者提供了更优的治疗方案。我今日所能取得的一切成绩，其源头皆得益于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

高明智博士在回忆张先生时说“先生对新兴领域的敏感度非常高，为研究生选的科研题目总是科研前沿。例如，他是我国最早进行茂金属催化剂用于乙丙共聚的学者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行茂金属催化剂的研究，所用到的助催化剂MAO来源困难，不同来源的性能差异也很大，他就和研究生一起讨论，决定自制MAO。制备MAO的原料三甲基铝非常活泼，见空气或水极易燃烧爆炸，制备MAO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其精心指导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搭建了一套自制MAO的装置，并由此研究了不同制备方法及条件下所得的MAO的性能，同时也利用此套装置为当时浙江大学封麟先教授的研究生制备了其完成论文所需的MAO。”目前，国外用茂金属催化剂制备乙丙橡胶已被大规模工业化，我国还没有工业生产技术；MAO也还完全依赖进口。张中岳先生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佩服，如果他能多工作几年，我国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曾受益于多位导师的指导，包括本科毕业论文的罗筱烈老师，硕士学位论文的张中岳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吴季兰先生和魏根栓先生，英国学习时的导师Vesely先生（当时是Reader）和日本进修时的福田先生，他们都有“织作绫罗享后人”的情怀，张中岳先生还指导我从一个理科学生转变为一个开发工业技术的科研人员。张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是个理科生，但一直在工业界工作，所以他非常擅长从基础研究出发进行技术创新，他的指导对我的职业生涯有重要影响。我1982年成为他的开门弟子时，我国的科研条件还很差，他却给我创造了相对好的实验条件。他给我选的研究课题是当时很前沿的方向“动态硫化法制备聚烯烃/乙丙橡胶全硫化热塑性弹性体”，院里没有合适的动态硫化设备，他就介绍我去北京助剂二厂做试验；院里不能测试界面张力，他就介绍我去请教科学院化学所的黄志镗院士，黄先生又介绍我去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进行界面张力测试。当遇到特殊学术问题时，他会介绍我去请教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例如向浙江大学的王凯教授请教共混过程中剪切速率的测定原理和方法等。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前，他带我去重庆参加了中石化总公司的一个技术研讨会。途中带我去成都拜见了徐僖院士和张开教授。在从北京去成都的火车上，他与一个法国人在一个软卧车厢，我看到他用法语与这位法国人交流；在从成都去重庆的火车上，他又用流利的英语与一对美国夫妇交谈。据说他还通晓日语和德语。他多才多艺，并且具有“一学就会”的天赋。我看到过他悬肘写对联，无伴奏唱京剧（老生）。据说，他在河南干校下放劳动时，是远近闻名的“张医生”。他与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介绍我向江明院士和曹湘洪院士等多位著名学者请教。他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来院里进行学术交流或作学术报告，包括白春礼院士（图7）、黄葆同院士和王佛松院士等。我学位论文答辩时，他请了科学院化学所的时任所长胡亚东先生做主席。如今，很难想象一个导师会花费如此精力去培养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在硕士期间的研究工作发表了4篇文章，包括发表在Polyme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和《高分子学报》上的文章各一篇。在国外SCI刊物发表文章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要用硫酸纸画图，打字机打字，小修用涂改液，大修必须重打，投稿、审稿意见和修改稿都要通过信件邮寄，速度很慢，尽管只投了这一个刊物，也是在多年后的1991年才见刊。在他的推荐下，我还有幸在1985年的全国高分子年会上作了口头报告，主要工作也获得了1998年化工部自然科学三等奖（根据张中岳先生发表的文章介绍，这是化工部系统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指导我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工业生产。在我毕业前，与北京市电话局签订了委托开发合同，采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为其生产全硫化热塑性弹性体，制备1万个电话接线盒，用于北京市的“十万门电话工程”，以缓解当时北京市民安装电话难的问题。从短缺经济时期的原料采购，到寻找合适的动态硫化生产装置进行批量生产，以及制备当时算是很大的弹性体注塑制品，都是人生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我日后的工作均受益于此。

图7. 张先生（左1）和白春礼院士（右2）的合影（左2是时任北京化工研究院副院长的宋显絪教授，右1是作者）

我如今也到了“丝将尽”的年龄，也已经培养了不少学生，令我高兴的是，如今我的学生比我培养了更多的学生，并且会越来越多。但愿先生“织作绫罗享后人”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不忘记他“成败身外事，机遇常难求，但得心地宽，何须丹青留”的教诲。

先生静静地离开，没有举行任何纪念告别仪式。他既然不喜欢华丽的仪式，就让我以此文，用平淡的语言纪念先生的仙逝吧。

敬爱的张中岳先生千古！

张立群

张中岳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专家学者。应张先生的学生乔金樑教授之邀，撰写本人与张中岳先生忘年交往的几件事情，感到是自己的荣幸和责任，便答应下来。

首次见到张先生应该是在一位学长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大约是在1993年左右，我刚踏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虽然已经听说张先生学识渊博，在高分子化工领域卓有建树，但现场感觉又不一样，尊重中多了不少的新认知。张先生的问题总是能着眼大局且切中要害，但又让你感觉不到压力和紧张，因为他是以爱护、提携、启发、指导的方式来提问的，有时甚至自问自答，阐述了一些他自己的学术见解，又有时引导其他专家一起讨论起来，把答辩的同学暂时“晾在”一边，让我们这些旁听的学生忍俊不禁，但结果是大家都很受益。后来又多次在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见到张先生，由于他德高望重，很多时候都是担任主席的职责。印象中，他每次都让答辩会充满了学术思辨，充满了活力，也经常妙趣横生。不但是讨论学术问题，有时也顺便指导一下学生们的未来人生规划，很自然，没有说教的味道，可信可亲。北京化工大学的师生们都很喜欢他，他衣着朴素整洁，总是骑着一辆同样朴素的自行车，每次来参加答辩会都不让人去接，带着一副乐呵呵的笑容就骑行来到校园，来到答辩会议室。这样的情形，似乎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他由于健康缘由不再被允许。北京化工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深深地记住了张先生，在他们科研人生道路上总是会想起和想念这样一位慈祥可爱智慧的老先生。

我与张先生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也是请他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图1）。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仔细审阅了论文的全文，虽然他不搞我这个领域的研究，但依然提出了一些细节上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写了满满的两页纸，令我非常的佩服和感动。他的意见和建议不但有助于我顺利答辩，也对我后期把这项研究推向更加深入很有帮助。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期间，我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将相关技术创新部分成功进行了转化，建成了中国第一家橡胶工业用预处理短纤维生产厂，技术鉴定时，又邀请了张先生作为专家进行评议（图2）。他对这项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产品性能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不吝赞许，这对当时27岁的我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图1. 张中岳先生（左3）在张立群（右1）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

图2. 张中岳先生（前排左3）和张立群（右1）在鉴定会上

与张先生熟悉了之后，有时会到他家请教一些问题，每次他都热情地接见我们这些年轻人。他的小小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大部分是专业书，也有文学和哲史方面的。每次见我们时他都正在忙碌着看书和查阅资料，让我们很是敬佩和动容。与其交谈时，知识渊博的他总能信手拈来一些科学技术史上的国外和国内的人和事情，既支撑了他的观点，又使我们深思受教。张先生特别愿意支持青年人的成长，在我的记忆中，我本人和北化的一些青年教师，在出国留学申请、职称晋升、项目申报上，如果需要专家推荐时，只要请张先生支持，不管多忙他都没有拒绝。直到现在，一些中年的专家学者聚在一起时还会回忆起张先生当年爽快的无私的帮助。

先生已经逝去多年，每每回想起先生温暖的笑容、风趣的语言、智慧的指导，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支持与提携，都会心绪难平，感动不已。如今，自己也已经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奋斗了三十年，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也有了科研团队，并在组织的信任和要求下从事了一些高校管理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我要求自己努力秉持着一颗感恩敬业奋斗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讲贡献讲奉献，对青年人尽可能地帮助、提携、包容和理解，这种心态应该有着张先生等专家导师的深刻影响。张先生给予我们的其实很多，限于篇幅和本人的愚钝，仅以拙文聊表不尽的敬意。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