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分子因缘和留学生活点滴（Ⅰ）

谢续明

2025年11月，当从江明老师那里接到为“旦苑晨钟”写稿的指令时，我是困惑的。尽管我是该公众号的热心读者，但有那么多前辈的事迹需要回顾和记录，同侪们又有那么多杰出而动人的故事值得秉笔书写，我很惭愧地想我能写什么呢？江先生的话最终启发也说服了我，他说：“旦苑晨钟是希望为几代学人构建‘精神家园’，看到童真写Fujita了吧？他和你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日本的吧？还有我的学生辈的朋友（如苏璐）也是写自己的学习经历......题材不限，请考虑”。我就觉得我无法再提婉言谢绝的理由了。苦苦思索一个月，搜肠刮肚，终于有了以下不堪文字，还请指教。

命运的转折：从一纸录取到公派留日

我1979年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一放榜，还很不错，于是就任性地直接报了当年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但后来的结果却是被填报了第三志愿的“上海纺织工学院”录取在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虽然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甘，但因为我知道这所学校过去叫“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为“东华大学”），早期就是国内的重点大学，自己又能在大上海上学，内心还是觉得蛮高兴。也很感恩母校能最后把我收留—因为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在很晚，直到普通大学录取通知书出来时，才拿到手的。但让我能清楚意识到母校的这个收留挽救行为，对我未来的人生将具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又是后来的事了。也因为成绩不错，一进校门报到时，辅导员忻美娟老师就告诉我，你做机制3班的班长吧。也是后面知道，和我一样高分的同学不少，都被塞进我们专业了。高考录取的经历，其实和我在体检中猛然被发现是色弱并且还有弱视可能也有关系。中国的大学那时蛮教条的，一个色弱，就失去了选择大部分专业的权利，所以我读机械，应该是色弱人的良好归宿。后来才知道，国外基本没有这种束缚，这也才让我最后走上了和化学相关的研究高分子的道路，至今无碍。但一直到前几年为止，在参加我们系每年组织的体检中，因为仍有“色弱”检查一项，大夫常常睁大眼睛，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问：你是化工系的吗？我总是笑着回应：没错啊。大夫惊诧的表情至今想来都让人莞尔。

第一学期结束，回家过完1980年春节后返回大学才没几天，就突然被学校告知，你已经被选拔作为教育部公派留学日本预备生，大约一周后就让去吉林师范学院（现东北师范大学）里设置的留日预备学校报到（图1），先进行一年的日语培训，然后由教育部公派去日本的大学本科学习。当然是又惊又喜，应该说是大喜过望。出国学习，这个原本对于我遥不可及的梦，没想到就这么轻易地实现了。后来才知道，1977年、1978年邓小平以他那无比的洞察力做出的果断决定，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首先培养人才，这才有了后来迅速恢复的高考制度和轰轰烈烈的出国留学热潮。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回首去看真是一穷二白，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可以靠自己的经济实力让孩子出国，所以那时的出国，还是有点轰动效应。由于国家底子薄且急需人才，相比大规模派出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本科生的培养周期更长，成本更高，所以公派名额非常有限，且大多限于德国和日本。教育部的选拔录取标准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汇集留日预备学校入选同学的私下议论和小道消息，能够想通的是，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一是因为各专业都需要布局培养人才（这是感谢母校收留的最大理由了）；再是高考成绩必须高于某一分数线；三是在大学里第一学期的成绩也必须优秀。就这样，我无比幸运地成为教育部设立的留日预备学校第二期本科预备生。其实教育部于1979年初就根据国际协定设置了两所派遣本科生留学的预备学校，一所是设在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学校（留德预备部），另外一所就是设在吉林师范学院（现东北师范大学）的留日预备学校。这两所预备学校，至今还在培养留学人员，只是自1984年后教育部就已经不再集体培训和派遣本科学生留学了。

图1. 1980年3月离开大学去长春时，同学们赠送的日记本。我果然用它来记了日记

日子过得很快，2025年是我从日本的大学本科毕业40周年，10月回母校信州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巧遇“大学祭”（校庆返校日活动），此情此景，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青春回忆里......1981年4月，作为教育部公派留学日本的本科生之一，我们这群改革开放后留学日本的本科第二期同学共102人踏上了日本国土。那天，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紧张，大概更多的是好奇和焦虑。来到位于日本中部的信州大学，18岁的我，激动之后开始了在困惑中前行的留学生活。那时整个信州大学，各国留学生加在一起也不到10人，现在可是好几百人的规模了。信州（长野县）是一个号称日本屋脊的美丽地方，四周青山环绕，高耸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着，云雾里依稀可见、偶露真容。1998年曾经举办过第18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邂逅高分子：佐渡岛上的“白吃白喝”

和高分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源于一次偶然。大三第一个学期（4月份开学）要结束、暑假快开始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教我们“物性物理学”课的佐藤良泰教授的邀请，说有一个会议，将在一个日本海的佐渡岛上举行，会议吃、喝、住均免费，可以开车带我一起去参加。我当然喜不自禁，管它啥会，白吃白喝还能玩有多好！当会议开始的时候，才知道会议名叫“高分子自由讨论会”。会议由公司赞助，大概60来人的规模，都是来自大学和公司的研究者。外国人仅有两位，一位是来自韩国、后来做了韩国高分子学会会长的Sung-Chul Kim（金聖喆）教授（2010年他从KAIST退休时，我去参加了在济州岛举办的中日韩学术研讨会并祝贺他退休），另一位就是我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会议人数不多，加上带我参会的佐藤教授，那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教师了，平时不苟言笑，也没有默许我可以自由活动，我也就只能悻悻地去听完全不可能懂的会议报告。硬着头皮听下来，似乎大家讲得都很精彩，讨论尤其热烈。慢慢地也感觉到了大概有那么点意思，嗯，高分子材料还蛮好玩！后来才知道，参会的人中很多都是日本高分子界的大腕和新秀，操办这个会议的两位会议组织成员都很年轻，其中一位就是当时任东京大学讲师的西敏夫（Toshio Nishi）老师（图2），他当时40来岁，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正在努力推广高分子共混研究，以及他的著名的有关高分子共混物结晶的“Nishi-Wang方程”。他个子高高、身材挺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因此在日本人中辨识度很高。他学物理出身，毕业后先去企业，由企业去美国留学后再回到东京大学工作。他有做了东京大学教授后做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再做东北大学教授的传奇经历，这三所大学可都是在日本排名前五的顶尖大学。和他的交往，后来一直持续到他70岁后，作为清华-东京工业大学联合研究生项目纳米方向的常驻老师，四年多时间的跨度里每年隔一个月来清华小住一段。那时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一次和他的聊天中，提到如果大家那么在意杂志的影响因子，是否每篇发表的论文的引用数应该除以该杂志影响因子，才能真正体现该论文的实际影响力？我深以为然。直观地看，如果一篇文章每年的引用数比其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低，说明是拉了后腿。而超越了该杂志的影响因子，才是促进了杂志的影响力。各位看官以为如何？个人所见，其实文章真正的价值，除了引用数以外，二十年以后是否还继续能被长期引用才是试金石。眼下的科学界，部分所谓明星杂志的编辑影响因子被捧上了天的现象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和探问一下：是学者引导学术，还是学术被杂志引导？

图2. 1995年和来北京开会的日本友人的合影，后排右一为笔者，右二是西敏夫教授

从佐渡岛开会回来后，开始想着半年后就要选择做毕设的教研室，也想着再一年后国家（教育部）是否会同意继续资助我们攻读研究生学位和准备去读什么方向？很忐忑。有一天突然想通了，管它呢，走一步是一步。也因为有一位平日交往、一起吟诵唐诗宋词的日本友好人士伊藤仁四郎老先生，主动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继续资助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可以尽全力资助。这样就增强了我的底气，于是决定做毕业设计就选择去做高分子材料研究的老师研究室，然后联系了导师，并准备顺势报考东京工业大学高分子方向的研究生。至今还记得，毕设在近田淳雄教授研究室研究共混引发的PET球晶tilt（倾斜，偏光下偏离黑十字）现象，1985年顺利毕业（图3）。

图3. 1985年大学毕业典礼时，手握毕业证书，和来自外蒙古的留学生同学（右）一起合影

读研深耕：踏入高分子研究殿堂

硕士考试以优秀成绩（毕设导师近田教授打听后转告我的，日本一般不公布成绩）通过，顺利进入东京工业大学（2024年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合并改名为“东京科学大学”）读研究生，导师宫坂啓象(Keizo Miyasaka)教授（图4）主要研究聚合物固体结构与性能，曾经在英国Bristol大学Keller教授（胡文兵文链接）组进修，做了凝胶的拉伸结晶研究。当时研究室拥有PSPC（Position Sensitive Proportional Counter）的小角和广角X射线装置。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开始了对聚苯乙烯凝胶的研究，目的是看它的溶胶-凝胶化转变和有序结构变化的关系。但很快就遭遇了挫折，发现凝胶的力学性能之弱，尤其是非结晶聚合物凝胶，几乎无法拉伸，也就很难用X射线来分析研究。于是我无可奈何地只能悄悄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改从物理化学的角度去研究凝胶的形成，最终于毕业前后勉强地在Polymer和Polymer Journal上先后发了5篇文章。谢天谢地，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杂志有什么影响因子的说法，只是看了杂志的文章觉得自己的工作发这个杂志大概合适就可以了。要不放到今天，按一些国内要求严格的大学的标准，我可能都没法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证书。这个研究让我深刻地理解了π-π相互作用，没成想在日后对纳米材料的研究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更没成想最近这十多年来我又重操旧业，做起了高分子凝胶，并且我们提倡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制备高强韧高分子水凝胶的方法—多重键合交联！这个方法越来越广泛地被同行应用于高强凝胶的研究中，让人欣慰。

图4. 2015年毕业25年后和研究生导师宫坂啓象教授的合影

东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是日本收藏理工科杂志最齐全的大学之一，在书架上你甚至可以轻松地找到19世纪的杂志。1980年代那时还没有因特网，计算机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所以读最新文献都要去图书馆。我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个月去几趟图书馆，一定把最新出版的高分子相关杂志统统浏览一遍，觉得感兴趣的文章复印下来再拿回去细读。那时就感觉Polymer的排版易读，非常有好感。Macromolecules排版较密，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physics edition）版面较小，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发文较多，仔细看能发现不少好文章。还有Die Makromolekulare Chemie、Colloid and Polymer Science以及Polymer Bulletin等，和现在比，杂志少很多。

那时的科学界大概都相对简单，研究阵容没有现在这么庞大，更没有今天的所谓“卷”。大家有共同的关心焦点，彼此间的讨论和切磋也相对容易。读研期间，高强、高模聚合物的研究方兴未艾、催生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的成功研发和高分子液晶研究的兴盛；高分子共混研究风起云涌，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得以广泛应用；体积相转变水凝胶的发现，使生物医用材料、药物递送等的研究如云蒸霞蔚般光彩夺目。

想想自己读研究生的几年中，由于当时的文献量相对较少，完全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使我能够耐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读文献，也确实读了不少相关领域的文献，至今都还在享受着过去耕耘的硕果，自己的高分子凝胶的研究更是如此。当时所在的研究室，大部分研究论文都是用英文来发表，我也很无奈，尽管从小开始就没有正规学习过英语，被赶鸭子上架，只能边学习和模仿一些优秀论文的英语表达边写自己的论文，连最后博士学位论文也用英语来写。通过这个过程，使原来和自己完全无缘的英语，在无奈中也一点点地进步。至今回首才发现平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用日语写作的科研论文，在面临退休不远的今天，这也终成永远的遗憾了。也是后来的感悟吧，最近经常告诫自己的博士生，博士毕业时，你必须让自己达到自认为是在自己研究领域内对该方向研究工作最了解的几个人之一，这大概才是博士合格的标准。

当时所在的研究室，我1985年4月加入的时候有一位教授、两位助理教授，还有一位技术员。等到毕业的时候两位助理教授都先后晋升成了副教授。我的导师宫坂教授据说在升教授以前以严厉出名，但我加入研究室的时候他，他已经升任教授5年，大概感觉离退休越来越近，变得越来越温和了。他有一手做菜的本领，每到年末，研究室全体成员会在研究室内聚餐一次，他会让太太采购和备好新鲜的食材，拿到学校在自己的办公室或系里的会议室里架起大锅，点上天然气，然后以鱼肉（大马哈鱼）为主、味增（日式大酱）为汤底来做北海道风味的“石狩锅”。也有的时候会做“关东煮”，然后一人一碗热腾腾地边吃边聊，大家其乐融融。这是每年大家都期待的研究室保留节目。另外就是毕业旅行了吧。每年的毕业季大家会找一个地方，开着几台车一起去观光旅行，在旅馆住一夜返回。只是所有的费用都要每人均摊，所以名义上是自由参加。旅行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会以“谢师宴”的形式，请大家一顿饭。如果老师那天高兴，多拿出几万日元补贴大家，我们做学生的就会少分摊一些。总之，研究室的环境相当宽松，研究上也一样，基本上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愿意做，都可以去努力。自己不主动找老师讨论的话，老师也基本不会来要求你什么。但每周的组会是少不了的，也不是每次都需要汇报。但日本的高分子学会是一年举行两次，春季是年度大会，参加的人较多，研究的口头报告时间较短（那时还没有今天的“墙报”一说）。秋季的例会称为“高分子讨论会”，汇报的时间会较长，成果不确定的时候，一般就不敢提前报名参加了。我所在的研究室要求我们博士研究生一年两次的会议都去参加（图5），这样研究也就没法偷懒，免得参会的时候“现世报”，遇到像华南理工大学童真教授当年在大阪大学的导师—藤田博教授那样严格要求的教授来提问，一定是狗血淋头、灾难性的。所以宽松的环境，未必能让研究做得宽松，参加完春季的高分子年会后马上就会想要充实研究内容，以应付秋季的“高分子讨论会”，这样的循环反而加强了我们做研究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所以至今我对学生都很宽松和宽容，希望大家都能自由地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做自己喜欢的事，大概是年轻时的个人体验造成的。

图5. 年轻时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作报告的笔者

回望与思考：“讲座费”带来的一点感悟

个人感觉当今的科学研究已经有点过度交叉和碎片化，发文章很多，其实真正的创新也许并不多。首先是交叉确会带来一些新东西，刺激新思想的出现，但未必都能带来新知识，因为也许在被交叉的另一个领域来看仅仅是“已知”或“常识”而已。现在大家的研究领域的跨度都越来越大，每个领域的研究内涵都被稀释，研究焦点的形成也越来越难。同时也由于大家能懂的和彼此感兴趣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少，于是在各种会议上也越难见到深刻的讨论和交锋。加上我们本来就喜欢“中庸”和“温情”，让科学世界里的讨论也变得有点人情太多、批评和建议自然就少了很多。有的是社会文化导致的，有的却是制度带来的。知识分子自身对律己（所谓洁身自好）和反省（所谓曰三省吾身）的思考，在急速改变和充满竞争的社会中，都容易弱化或成为其次的选项。各种文章里谈不上实质研究的“仿制”品越来越多，以至于杂志和论文越来越多，但可读性却越来越弱。

我留学日本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至今经济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日本高分子研究的全盛期，大学中主要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为两大研究中心。记得研究室里著名的研究高分子结构的美国麻省大学的Prof. Stein，研究高分子材料加工的Prof. White、从麻省大学转去MIT的Prof. Thomas和研究分离膜的德国Prof. Pusch等多次来访。还有身材高大的德国汉堡大学的Prof. Zachmann曾经在研究室待了好几个月，大概是来做JSPS访问教授休学术假。

也还记得，当年中日之间学术交流很密切，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姿态去交流的。也因此，记得大概是1987年前后吧，江明老师来系里做报告的情景让我惊艳。报告后回答提问时，他顺势抬腿一跨就坐在了教室前排的桌子上，半翘着腿侃侃而谈，潇洒倜傥，直让我为有这样充满自信的中国教授而自豪。那个年代的中国学者普遍是谦虚的，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更是充满着一切都要向人学习的心态。看见如此自信的中国教授，内心起了巨大的波澜，涌出无以名状的自豪感。只是不自信的我，因为不太听得懂江老师的英文报告，最终没能鼓足勇气去江老师面前介绍一下自己。后来在和江老师的交往中才深感江老师的平易近人。记得2003年有次在复旦开会（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题重大研究计划子课题“聚合物和复杂流体”项目的汇报会议），校园路上偶遇江老师，他还特意招呼我去他办公室小坐聊天，听到了不少掌故。还记得有一年（大概是1988年）浙江大学沈之荃先生来访日本，在我导师的办公室交流时我全程做了翻译。说实话，从没有在国内学习过高分子专业的我，是怎样应付学术语言翻译的，至今是个谜。大约2010年左右，有一次去宁波材料所做项目评审，刚好和沈之荃先生一起参会，我向她告白了当年在日本的遇见，她还微笑着嗔怪我怎么不早点和她联系。中国的前辈们总是这样的宽容和慈爱。

当年日本的国立大学，每个教授的研究室每年都会有来自文部省（教育部）的固定“讲座费”，尽管不多，大概不到300万日元吧，但恰好可以简单维持研究室（讲座）的运转。因为日本的大学不需要付房租水电和一切杂费，所有的“讲座费”都只为研究专用，因此哪怕是申请不到各种基金资助，也可以精打细算地依靠“讲座费”去做自己喜欢和愿意做的工作，而无后顾之忧。一些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做出的。因为创新性的工作初期都很难赢得共识，细水长流的研究恰恰可以维持研究者的基本兴趣和自尊。当然日本的大学也在本世纪初开始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实行了大学法人化，意为去除“大锅饭”。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标中国大学的改革（日本人比普通国人似乎更关注和在意中国的变化和崛起，但日本文教官员一般绝不会承认是对标中国大学在进行改革，都说是对标美国）推进“选择与集中”策略。如今“讲座费”每年递减，研究只能主要靠竞争经费来进行，大概现在已经递减到难以靠它维持研究室的正常运转了吧。问题是喜欢谈“和”为贵的日本社会，教授们愿意去“卷”和残酷竞争吗？日本确实担心中国的崛起和超越，所以愿意对标中国去进行改革，但不仔细考虑国情的改革措施，真能保证成功吗？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日本历史上主要是在我们的隋、唐时代大量地吸收和照抄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和制度，至今到日本都能看到在中国已经基本不复存在的一些唐代遗存和文化遗风。但日本毕竟没有完整引进和接受儒教文化，连科举都不曾有过，所以日本社会对儒教里最重要的“仁”的价值的理解肯定是不足或没有的。但也因为没有全盘接受儒教文化，有它社会文化开放的一面，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比当时腐朽的清朝能更快接受西方文化、迅速现代化的一大原因吧。

日本过去的“讲座费”制度，其实孕育了不少有重要突破性的研究工作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人的研究中由天马行空式的思维而带来的“神来之笔”工作似乎不算很多，但基于坚韧而踏实的研究工作而引发或所伴随的Serendipity（意外发现），最后成为诺贝尔奖成果的却为数不少，并由此在科学上带来重要的革命性改变。所以“讲座费”制度的历史功绩其实不小。例子可以列举很多，白川英树教授导电高分子的研究也许可算其中一例。由于白川英树先生是东京工业大学的校友，也是我导师的好朋友，拿诺贝尔奖的第二年，2002年来北京参加IUPAC的MACRO 2002时，我特意请他来学校做了报告（图6），他很高兴地答应。他拿的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早年在我们研究室所在的那栋楼里做出的。可惜这栋楼最终没有被保留下来。

图6. 2002年，笔者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白川英树（中）教授夫妇的合影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