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Virgil Percec，国际知名的高分子化学、超分子化学与纳米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P. Roy Vagelos讲席教授。他194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76年获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大分子化学研究所博士学位，1981年逃离罗马尼亚后，先后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美国阿克伦大学作短暂博士后研究，后任职于凯斯西储大学，1999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在树枝状大分子的合成与组装、镍催化交叉偶联反应、软物质中Frank-Kasper相与准晶、生物膜模拟及mRNA递送系统等领域，做出了教科书级别的开创性贡献。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直率、纯粹的学者，与荣誉相比，历史或许会给他更高的评价。

不追随的追随：记我科学路上的引路人

张绍东

“我的技艺就是助产术...提问能帮助灵魂分娩真理。”

——柏拉图《泰阿泰德》

Virgil Percec教授

为导师立传从来不是易事，尤其是写维尔吉尔·佩尔切克（Virgil Percec）这样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导师。去年应江先生之约接下这篇小传后，我便有些懊悔——实在拿不准自己能持几分客观。毕竟，这位老爷子对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学术大佬的简单定义。

“Virgil，在你这里发表论文时，我要当第一作者。”这是我2012年从巴黎六大（2018年合并为索邦大学）毕业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Percec课题组时，跟他聊的头几句话之一。他望着我，威严的表情下露出一丝惊讶，淡淡地说道：“No, I decide it later（不，最后由我决定）”；然后将头埋进一摞摞乱糟糟的文献堆里。一个强势的导师碰上一个强势的博士后，第一次对话就定下了我们关系的基调。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合作相当圆满——如果按我们民族当下时兴的“数文章”的标准来看。当然，代价也很实在：身心皆有磨损，外加两次癫痫。

如今，他每年都会来上海一趟（新冠疫情期间除外），在我这里住几天。他几乎从不休息，去年临行前还惦记着来交大讲座，我劝他：“别折腾了，我们一起休息两天吧。”我问他学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持续学习，拼命工作。”就这两点而言，他确实做到了近乎自虐的程度。

80岁的Virgil，一辈子眼中只有学问。我曾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笑着说：“看看玛德琳·朱利埃（Madelene Joullié）教授，九十多岁还在实验室呢。”（Joullié教授是美国顶尖大学有机化学领域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学者，90多岁高龄时仍然坚持指导学生科研[1]）老头做学问的样子，深深影响着我。

[1] Organic chemist Madeleine Joullié says, ‘Decide what you like, and do it’, C&EN

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书和文献。Darrin Pochain第一次带学生访问Virgil后，开玩笑说道：“进Virgil办公室得戴安全帽，以防书架上的书刊砸头。”我常常就一些研究细节跟Virgil争论，他会不耐烦地骄傲道：“去library把文献档案找来读透，再跟我讨论。”这个“library”指的是一间大约10平米的课题组休息室，里面摆着大量打好捆、贴着标签的文献夹。我现在的办公室也摆满了书，摞着贴好标签的文献。

我问他如何开展独立研究，他说：“希望你别追随我的方向，你要开辟自己的路。”所以我谨记于心，刻意避开所有导师的研究方向。后来他又提醒我：“小心，你很可能在文献里撞见其他‘陌生导师’的足迹。”

他总是很认真地讲课，而且必定西装革履。与其他大牛一样，他频繁往返于费城与欧亚各国之间。但据我所知，他几乎从未缺席过本科生的课程。我在宾大的两年里，他的课总是安排在下午。而当天上午，他必定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认真准备那门教了一辈子的《有机化学》。他曾半开玩笑说：“本科生可不好糊弄，讲砸了会被轰下讲台的。”从此我诚惶诚恐，每次上课时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他对学术的苛刻要求简直令人发指：每个核磁峰必须精确归属，每个相变都要完整分析相变焓及对应结构解析。记得那时，我和来自宝岛的孙浩然博士（程正迪先生的高徒）常常通宵达旦地拍摄组装体的TEM图像，第二天清晨就得准备好详尽的PPT向他汇报。为此，我们私下都称他为“奴隶主”。（各位切记：不会吐槽导师的学生，八成心理不太健康。）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养成了对实验细节的好奇，尤其是对那些异常现象的穷追不舍；这种近乎强迫症的研究习惯，至今仍让我甘之如饴。

他是个念旧的人：每次来上海总要住最初住过的酒店，去同一家法餐厅，点勃艮第的黑皮诺；也絮叨那些得意门生，包括复旦大学李明洙（复旦大学教授，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院士）以及中石化的王洪学（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资深首席专家，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图1）；每次见面都不无得意地重复说着：“他们啊，都是发了二十多篇论文才毕业的。”

图1. 上：2018年，Virgil Percec（右）与张绍东在上海交通大学“大师讲坛”海报前；下：2024年，Virgil Percec与他的几位中国学生在上海某餐厅，左起：Virgil Percec、王洪学、李明洙、张绍东

这些记忆的碎片拼凑出的，就是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导师之真实模样——一个心里只装着学术的“老小孩”，一个饱经沧桑却终成不朽的传奇。

“当社会成为自由的敌人时，脱离它不仅是权利，更是自我保存的责任。”

——约翰·穆勒《论自由》

从《昨日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窥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的最后繁荣。Percec家族正是来自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族裔。Virgil于194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成长于齐奥塞斯库（1918-1989）执政时期（1965-1989），彼时个体的命运常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善良的人民天真地平静着，而那个曾经梦想学建筑的少年Virgil Percec最终选择了化学，并于1976年在雅西大分子化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in Iasi）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罗马尼亚著名高分子化学家Cristofor. I. Simionescu（克里斯托福·西米奥内斯库，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历任雅西理工大学校长、罗马尼亚科学院副院长、雅西分院院长、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及国务委员会委员[2]）。Virgil似乎前途光明。

[2] 百度百科：克里斯托弗尔·西米奥内斯库

然而，Virgil的整个家族早已深陷命运的泥沼。大约在他五岁那年，祖父因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父亲也受此牵连，被从大学里赶出来。可想而知，恐惧的阴影，自那时起便如附骨之疽，贯穿了他的整个成长岁月。尽管人类的历史总在以相似的逻辑复刻着暴政与苦难，但当这样的厄运真正降临到一个人头上时，他所能够做出的最勇敢、也最悲壮的选择，或许也只剩下在时机成熟的那一刻诀别故土、踏上孤旅一途了。

命运的剧本远比平庸小说家的构思更加荒诞不经。在Virgil充满戏剧性的经历里，赫然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以下简称齐夫人）。这位仅受过基础教育，却顶着“高分子化学家”头衔的罗马尼亚第一夫人，热衷于组织国际研讨会来彰显其“不凡的学术影响力”[3]。1976年9月，就在Virgil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之际，在时任罗马尼亚化学研究中央学院院长齐夫人的指示下，Simionescu在雅西组织了首届罗马尼亚—美国高分子科学研讨会（图2）。与会者星光熠熠：美方的阳离子聚合奠基人Joseph P. Kennedy（其颠沛流离的经历同样传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高分子项目首任主任Paul H. Lindenmeyer；罗方的Cristofor I. Simionescu，齐夫人的左膀右臂Viorica Dobrescu（维奥丽卡·多布雷斯库），以及“明日之星”Virgil Percec。在这次邂逅中，Kennedy向Virgil抛出了去阿克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橄榄枝。正是这个看似光明的邀约，将Virgil推向了命运的至暗时刻——他的护照被没收，遭限行而无法出国。

[3] Melissa Davey. ‘A moral issue to correct’: the long tail of Elena Ceaușescu’s fraudulent scientific work. The Guardian.

图2. 1976年9月21–25日在Iasi举办的The First US-Romania Seminar on Polymer Synthesis 参会人员合影[4]，其中包括第一排的William J. Bailey（左二） 、Dorel Feldman （左四）、George B. Butler（左五）、Cristofor l. Simionescu（左六） 、Otto Vogl （右五）、Viorica Dobrescu （右四，时任罗马尼亚第一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的助手）、Paul H. Lindenmeyer （右三，美国NSF聚合物项目设立后的首任主任）；以及第二排的Joseph P. Kennedy（左四）、Virgil Percec（左七）

[4] O. Vogl, C. Simionescu, J. Polym. Sci. Polym. Symp. 1978, 64, v–vii.

然而在1978年10月，命运的齿轮意外转动：因导师无法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举行的IUPAC研讨会，Virgil受命代为宣读一份基于自己博士研究工作的邀请报告。在Dobrescu与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安全局（Securitate）”的斡旋下，他终于拿到了护照——这是Virgil自被限行以来，首次获准出国。

面对台下前排就坐的高分子泰斗Paul Flory（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Helmut Ringsdorf（图3，Staudinger的关门弟子，张希老师的德国导师（参见链接）在内的大咖们，这个“未独立主讲人”战战兢兢完成了报告[5]。演讲后，Ringsdorf教授径直走向他，说道：“你的工作让我想起Staudinger早年的研究”。作为在液晶与生物膜模拟领域开疆拓土的先驱，Ringsdorf不仅成为改变Virgil命运的关键人物，更在其后来的学术思维上烙下深刻印记。

[5] V. Percec, ed. Hierarchical Macromolecular Structures: 60 Years after the Staudinger Nobel Prize I, 201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Ringsdorf邀请他参加1979年美因茨会议，Virgil苦笑着回应：“I would be very happy to attend, but unfortunately I am not always allowed to travel”（我非常乐意出席，但遗憾的是，我并非总能获准外出）。Ringsdorf闻言立即环顾四周，随即压低声音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你和我都是会议邀请的演讲者，按规定你也有专车和翻译陪同。让司机跟着我的车，我们借口去郊外森林散步——翻译必须留在车里”。于是，就在塔什干郊外的白桦林中，Ringsdorf提出“若你想离开，德国高分子界会协助”，离境之谋的种子就此埋下。

图3. 左图：1982年，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举行的IUPAC高分子研讨会上，左起坐着的人分别是Martin Möller、Hans-Joachim Cantow、Helmut Ringsdorf与Virgil Percec。右图：1984年7月，Virgil Percec（右）与其学生在弗莱堡赫尔曼·施陶丁格研究所手持Staudinger照片的珍贵留影[6]

[6] V. Percec, Q. Xiao, Chem 2020, 6, 2855–2861.

从苏联归国后，Virgil仿佛又将命运的缰绳交还给了那只无形的大手，百无聊赖却又无能为力。谁曾想，齐夫人竟再次派Dobrescu找上门来，意图利用Virgil不久前搭建的学术人脉，为罗马尼亚再度操办一场国际研讨会。正是这一契机，让Virgil迎来了逃出生天的机会。在Dobrescu的陪同下，他出席了1981年于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IUPAC高分子研讨会。当Ringsdorf告知他当选Polymer Bulletin编委的那一刻，Virgil做出了人生中最决绝的选择——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呼吸自由空气的最后机会。”他留下妻小，独自踏上了不归路。

Dobrescu因这次陪同付出了代价，事后受到严厉惩罚。多年后，东欧剧变尘埃落定，两人再度重逢。Virgil问她是否怪罪于他，Dobrescu答道：基于对人性的尊重，我从未迁怒于你。

这种抉择的沉重，或许唯有约翰·穆勒笔下的那句话才能诠释：“当人们长期生活在不公正的束缚下，对自由的渴望会像休眠的火山一样突然爆发。”那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年累月的窒息感所催生的决然。

“他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暗”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Virgil的离散与重聚之途，伴随着Ringsdorf、Cantow、Kennedy、Mark、Flory......他们用科学家的良知冲破铁幕，以人性的光芒照亮了黑暗中的求索路。

从斯特拉斯堡出逃后，Virgil的第一站便是德国弗莱堡大学，这里记载了Staudinger的职业辉煌，也是当时欧洲高分子科学的圣地。著名的Hans-Joachim Cantow为他提供了栖身之所，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重启研究。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定格——远在美国阿克隆大学的Joseph P. Kennedy得知消息后，立即重发邀请。当Virgil考虑赴美时，Cantow问其为何不留德国。Virgil坦言：“我还有妻女在故乡，该如何安置？”

Virgil在德国短暂停留一月后，赶在护照过期前飞赴美国，投入Kennedy门下（1981年8月—1982年3月）。初到不久，他在阿克伦大学的庆典上邂逅了同样背井离乡的美国高分子科学创始人Hermann F. Mark（Mark-Houwink方程创立者之一）[7]。当Virgil提及多年前雅西的一面之缘时，这位老人热切道：“我当然记得你！”——尽管当年满实验室的本科生里，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这个年轻人。得知Virgil决定留下，Mark对他说：“欢迎加入我们。”这句简单的接纳，就此奠定了他新生活的基调。

[7] From Hitler’s Vienna to exile in America: The two lives of Hermann Mark (1895–1992).

赴美甫一月，Virgil便驱车与正在罗切斯特作报告的Ringsdorf重逢。Ringsdorf不仅耐心指点其在美国的生存之道，更将初出茅庐的David Tirrell（后来的加州理工学院第十任教务长）引荐给他。这场邂逅，开启两人长达四十载的学术情谊。岁月流转。赴美约十年后，Mark致电Virgil，邀请他担任创刊于1946年的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Part A: Polymer Chemistry的编辑。Virgil以年轻为由婉拒。多年后，Tirrell旧事重提，终以“此中可窥见科学家之百态”令他颔首应允。

在Kennedy实验室度过五个月后，经Mark引荐，Virgil于1982年3月受聘为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助理教授，这是一所因高分子研究而声名显赫的学府。这样，他终于得以在美国立足。然而，仓促逃离时留在铁幕后的妻女，始终是他心头萦绕不去的牵挂。

早在叛逃之初，弗莱堡大学就曾以学术交流为由，暗中派人赴罗马尼亚探寻其家人的下落（后因罗马尼亚当局察觉，而遭禁再次入境）。确认妻女平安后，在Kennedy点拨下，Virgil致信仅有一面之缘的Paul Flory（图4），期盼这位人道主义学者能施以援手。

图4. 左图：《分级大分子结构：施陶丁格获诺贝尔奖60周年》的两卷本著作[5,8]。右图：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弗洛里（Paul Flory）所著的《高分子化学原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1982年弗洛里访问凯斯西储大学期间，在Virgil Percec的办公室亲笔签名题赠此书[6]

[8] V. Percec, ed. Hierarchical Macromolecular Structures: 60 Years after the Staudinger Nobel Prize II, 201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尽管斯特拉斯堡的变故犹在眼前，那位与Virgil同行的齐夫人秘书，竟仍争取到来年在罗马尼亚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机会。更富戏剧性的是，Flory以高超的外交手腕（以亲自赴会为条件）促成当局放行Virgil妻女，最终让这家人得以在纽约长岛团聚。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均在美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如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Percec”，跃入眼帘的是这个学者之家的辉煌印记：Virgil与女儿Ivona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教授，妻子Simona曾任杜邦公司的高级研究主管、Biomacromolecules副主编。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

如果允许我稍微主观一点，我愿说Virgil堪称一部行走的高分子与超分子科学发展史。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几乎亲历了这两个领域从蹒跚学步到羽翼丰满的完整历程，更与推动这一进程的诸多关键人物有过深度交集——或相互欣赏、或并肩合作，或针锋相对，共同谱写了这段科学传奇。

笔者在本文的引子中曾提及，Virgil教导我摒弃既有研究方向、开拓新领域的建议绝非空谈——这正是他毕生践行的学术信条。在他编纂的Hierarchical Macromolecular Structures: 60 Years the Staudinger Nobel Prize I（图4）中，他明确写道：“1982年，在赫曼·施陶丁格研究所（Hermann Staudinger Haus）成立一年后，我们在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方向，开始与之前在雅西、施陶丁格研究所以及Kennedy实验室的工作彻底分野。”

在近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Virgil的研究版图看似庞杂——从高分子聚合到金属有机方法学，从液晶到树枝状分子自组装，再到材料科学，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探索背后暗藏着一条清晰的主线。这条主线深受Aaron Klug（阿伦·克鲁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启发，尤其是Klug在诺奖演讲中提出的著名论断：解析病毒或分子组装体结构有助于理解其在复杂生物系统中的功能——即“结构决定功能”。正是这一洞见，为Virgil指明了方向：自独立科研伊始，他便执着于设计一类特殊的单分散结构单元，这些分子既能模拟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特征，又具备合成可控的优势，最终目标是建立大分子一级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普适性预测规律。

Virgil与Klug的交集，还有一段令人莞尔的插曲：1982年，就在诺贝尔奖公布前夕，Virgil不仅参加了Klug的讲座，更在当晚与他共进晚餐。而Klug本人竟是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通过报纸才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Klug后来打趣道：“在报纸上看到教授的名字，十有八九是犯了什么事。没想到这次，我居然是因为得奖上了头条。”

研究方向的选择，对每一个刚开启独立研究生涯的年轻人来说，都存在一些偶然。1980年代中期，Alfred Saupe（阿尔弗雷德 绍普）带着两篇关于双轴向列液晶的论文找到Virgil的办公室。在Ringsdorf的建议下，Saupe希望Virgil能帮助其将单变热致液晶转化为互变热致液晶。Virgil仔细研究了前人发表的分子结构，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分子的棒状末端引入可聚合基团。Virgil将这个项目交给了年轻的研究生Jim Heck。然而实验结果出人意料——即便完美复现了原始分子结构，也无法获得预期的双轴向列相。在合成一系列类似分子及其聚合物均告失败后，Heck沮丧地向Virgil展示了一个自己预测的分子排列模型，这不正是Klug发现的烟草花叶病毒（TMV）模型么！

在后续研究中，那些被Heck判定为失败的分子中——他甚至一度考虑更换研究方向——出现了最早的self-assembling dendrons（自组装树状基元）和self-organizable dendronized polymers（自组装树枝化聚合物）。因此，尽管Virgil起初对这些带着Donald Tomalia印记的分子兴趣寥寥（值得一提的是，Virgil与Tomalia在树状分子研究鼎盛时期有过深入合作），但正是这次看似失败的实验，促使原本深耕传统聚合物合成方法学的Virgil，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树枝状分子自组装这一全新领域（图5）。

图5. 通过具有内部有序性的周期性及准周期性组装的构效与逆向构效分析，实现准等价自组装树枝状分子及树枝状大分子构象异构体库的加速合成[9]

[9] H.-J. Sun, S. Zhang, V. Percec, Chem. Soc. Rev. 2015, 44, 3900–3923.

在职业生涯早期，Virgil也曾与Andrew Keller（参见链接）有过密切的合作[10]，Keller正是大名鼎鼎的聚合物链折叠理论的开创者。该理论在将近七十年前为高分子物理带来了革命性突破，这一开创性工作奠定了高分子物理织构的研究基础。也正是在Keller的引荐下，Virgil开始了与Goran Ungar（中文名翁家然，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资深教授，曾任职于浙江理工大学，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的长期合作，并于2004年以Percec树状分子为组装基元，在软物质里发现了准晶结构[11]。

[10] V. Percec, A. Keller, Macromolecules 1990, 23, 4347–4350.

[11] X. Zeng, G. Ungar, Y. Liu, V. Percec, A. E. Dulcey, J. K. Hobbs, Nature 2004, 428, 157–160.

在研究树枝状分子自组装的过程中，Virgil还有两个“副业”，即用于Suzuki偶联反应的镍催化剂体系，以及单电子转移活性自由基聚合反应（SET-LRP）体系。受篇幅所限，笔者无意在此详述Virgil在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只是每每想起他与ATRP之父Krzysztof Matyjaszewski（参见链接1，参见链接2）从好友到分道扬镳的历程，不免心生遗憾。两位学者均来自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曾经的友谊从一桩往事中可见一斑：Percec曾邀请Matyjaszewski参加在雅西举行的研讨会，以庆祝其博士导师Simionescu的75周岁寿辰（图6）。因对科学的不同见解，两人最终渐行渐远，令人唏嘘。然而，或许是早年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在Virgil灵魂深处刻下了过于鲜明的棱角，使他在学术与处世上都近乎偏执地追求极致的“真”，这种过于硬朗的性格有时难免让旁人感到某种压迫感。这些年来，或许也只有如程正迪先生（参见链接）那般学识渊博且虚怀若谷的智者，方能以其特有的温厚与博大，给予他经年累月的包容与鼎力支持。

图6. 1995年于罗马尼亚雅西举行的Cristofor I. Simionescu教授75周岁寿辰国际研讨会参会者合影[12]。其中包括第一排的Dave Tirrell（左二）、Cristofor l. Simionescu(左三)、Mitsuo Sawamoto（左四）、Virgil Percec（左五）、Krzysztof Matyjaszewski（左六），以及第二排的Klaus Müllen（左二）等人

[12] M. L. Klein, V. Percec, Polym. Chem. 2018, 9, 2355–2358.

Virgil的学术探索从未停歇——或者说，他始终保持着近乎虔诚的求知欲。我在宾大那两年，主要研究两亲性树状分子在水相中自组装形成的dendrimersome（树状大分子囊泡）及其生物医学应用——这个方向是Virgil团队在2010年左右开辟的新方向[13]。相较于传统脂质体（liposome）需要复杂配方（多种脂质与胆固醇的精密配比），以及聚合物囊泡（polymersome）因分子链过长导致的膜厚问题（难以与生物膜兼容），dendrimersome存在一定的优势：单组分配方、膜厚适中且机械性能稳定。

[13] V. Percec et al. Science 2010, 328, 1009–1014.

2013年我刚加入课题组时，Virgil正专注于给dendrimersome表面修饰糖分子，试图模拟细胞膜表面糖蛋白的结合机制。有次我忍不住问：“囊泡研究都这么成熟了，还折腾这个干嘛？”他一脸不可思议地反问我：“你了解这个领域的发展史吗？”见我摇头，他说我应从library里找到那一摞打捆好的文献，从1964年Bangham的开山之作读起[14]。于是，我认真看完了那不超过20篇的经典文章（说真的，了解一个领域很简单，因为大多数文章都是垃圾）。

[14] A. D. Bangham, R. W. Horne, J. Mol. Biol. 1964, 8, 660–668.

2014年的某天，Virgil突然宣布要用dendrimersome开发疫苗（看中的正是其单组分的优势）。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是不是魔怔了？”（多年后，当我听到某个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说着类似的论调——这帮人正挥霍着纳税人的钱、消耗着学生和老鼠的生命——不禁哑然失笑）。然而事实证明，这位80岁的老爷子又一次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与后来的诺奖得主Drew Weissman合作，探索了单组分配方的mRNA递送系统[15]。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老头，还能不去到处指导工作，而是虔诚学习、不断突破自我，不给个“俄罗斯工程院院士”的头衔，实在说不过去啊！

[15] V. Percec et al. J. Am. Chem. Soc. 2021, 143, 12315–12327.

写到此处，我不得不搁笔了——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描摹这位发表了800余篇论文（每一篇都亲自撰写、逐字推敲，绝非只挂虚名的“学术大家”），能对每篇文章细节如数家珍的老顽童（相形之下，我虽只发表了不到50篇论文，却连其中大半内容都已记忆模糊了）。我只能用这些零散的回忆，致敬那位教会我如何梳理每个研究领域发展史的引路人——是他让我明白了做研究的必要性（人就活一回，拿生命去做研究，还是要问一问所谓的“研究”是否必要的），也是他启发我通过大量阅读，逐渐悟出点研究的门道。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