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李约瑟博士的不解之“缘”——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往事 我与李约瑟博士的不解之“缘” ——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往事 周瀚光 2025年是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逝世30周年。一直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因去岁杂事缠身，直到今年年初仍没有动笔。与我同住“梧桐人家”三号楼的江明院士得悉我这一想法之后，乃邀我就此主题为他的公众号“旦苑晨钟”撰稿，遂遵其所嘱，下笔了此心愿。 我在很多场合和文章里都说过，在我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得到过许多“贵人”的相助。在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我也曾受到许多学术前辈的指导和影响。而在我锲而不舍持续投身其中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给予我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本文要叙述的李约瑟博士了。李约瑟比我年长整整50岁，我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当面向他请益，但我对他的敬佩之心和仰慕之情，可以说是无时不在，历久弥深。虽然远隔重洋，各处于地球的东西两端，但他对我的学术引领和精神指导，以及我们之间通过书信往来的隔空交流和思想碰撞，乃至于我对他某些学术观点的质疑和批评等等，这一切共同结下了我与他之间在学术上的不解之“缘”。  李约瑟晚年像 （一）从李约瑟其人其书说起 李约瑟（1900—1995）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他既是英国皇家学会（自然科学家学会）院士（FRS），又是英国学术院（人文科学院）院士（FBA），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早年以研究生物化学著称，曾撰写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科学著作，在国际生化学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他转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从此便全身心投入，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他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与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李约瑟在工作中 按照李约瑟的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系列巨著一共有7卷34个分册。7卷的目录如下： 第一卷 导论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第三卷 数学、天文和地学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五卷 化学及相关技术 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第七卷 社会背景和总结 从1948年这部系列巨著正式启动，到1995年李约瑟逝世，在近半个世纪里，这部巨著共出版了18个分册。李约瑟逝世后，这项巨大的工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设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以及在其他地方的一些科学史家们，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工作，力争早日完成并出版其余的各个分册。这部巨著洋洋洒洒，包罗万象，不仅包含了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以及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军事技术等等内容，而且还包括了生活中的各种小发明，例如雨伞、风筝、乐鼓、瓷器、围棋，甚至具有香味的卫生纸等。现在，这部巨著已经成为经典，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李约瑟在这部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的这部巨著，对于西方知识界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和文明，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李约瑟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身参与了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积极投身于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亲自发起并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访问考察，受到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称为“中英文化的友好使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周恩来会见李约瑟（1964年） 与李约瑟本人同样著名的，还有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李约瑟问题”，或者叫“李约瑟难题”。问题的核心要点是：在16世纪之前，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并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而到了17世纪，近代科学却为什么偏偏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产生在中国？这个问题令李约瑟感到非常困惑，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一部系列巨著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约瑟自己在生前并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个问题后来却引起了学术界其他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举办多次会议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出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答案，所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被解决的难题。 总之，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是一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科技史家的成就和影响能够与之比肩。同时，李约瑟又是一位博学多识、幽默机智、又高又帅、风度翩翩的男子，他懂七种语言，无论是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方面，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叫Dorothy Mary Moyle，中文名字叫李大斐，也是一位科学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比李约瑟大4岁。在李约瑟87岁那年，李大斐去世了。两年后，李约瑟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名字叫鲁桂珍。鲁桂珍是1937年时从中国去英国剑桥留学的女学生，正是在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并取得了一生中最为卓越的成就。鲁桂珍后来成了李约瑟研究工作的最亲密的助手，再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刚刚举行婚礼的鲁桂珍和李约瑟步出凯斯学院的教堂（1989年9月15日） 现在，李约瑟和他的两位夫人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院子里的同一棵菩提树下。 （二）沿着李约瑟引领的道路前进 我最早接触中国科技史，并进而关注中国科学思想史，就是从阅读李约瑟的著作开始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后期，李约瑟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已经出版了好几个分册，其中有些分册，例如数学、物理、化学等，也已经有了中国大陆翻译的中文版本，但那些中文版都还是非正式的出版物。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科技史著作，所以读他的书感觉内容非常新奇，由此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1980年我考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后，考虑把中国科学思想史作为自己今后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因此在入学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图书馆里，把李约瑟所有的著作都借出来一本一本地认真阅读。也许是当时我的情绪比较兴奋而感染了住在我同一寝室的室友，以至于这样一件借书的小事，我的室友老夏同学（当时的经济系研究生，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竟然在时隔37年（2017）之后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来： “记得在1980年秋季的一天，瀚光从图书馆借到一套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拿到寝室里看，显得有些兴奋，便跟我聊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说我们中国自己没有人能够这么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反倒是一个英国人做到了，对李约瑟的赞赏溢于言表。”[1] 比较遗憾的是当时李约瑟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尚没有中国大陆翻译的中文版，只有英文原版，而这一卷的内容又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凭着自己半通不通的英语水平，权当是学习英语的参考读物，囫囵吞枣地把它粗读了一遍。 正是在李约瑟这些著作的启蒙和引领下，再加上我自己一方面努力学习本专业课程，另一方面又恶补高等数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数学史、医学史、科学思想史等相关知识，同时还尝试着撰写一些与中国科学思想史相关的习作，因此到1983年夏天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例如“略论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2]，“论惠施数学背理的哲学基础”[3]等。 [1] 夏声川：“室友忆事二三则”（在“《周瀚光文集》发布会暨科学与哲学思想探源研讨会”上的发言，2017），后收入《周瀚光文集（续编）》第357-359页。 [2]《复旦大学学报（哲学专辑）》，1981年12月。 [3]《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如果说复旦大学的三年读研生涯为我打下了相关知识储备的基础的话，那么，真正走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这条道路，则是在毕业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后，才在时任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的华东师大哲学系名誉主任冯契先生和时任上海市科技史学会理事长的胡道静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直接指导下，开始起步并全身心投入的。因为当时整个国内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一切从头开始，所以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组织队伍、广泛联络各相关方面专业的科研力量，并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和解答。当时我除了协助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连续多年招收培养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从而不断储备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外，我们还发起并主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推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相关力量交流融合，共同聚焦并发力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这一领域。 首先是在1987年秋，由华东师大哲学系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所主办，联合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及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在中国科技史学会的支持下，召开了全国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50多人，分别来自科技史界、哲学史界、思想史界及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各个领域。会议在上海开了4天，主要讨论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以后各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会议的筹备期间，我曾给远在剑桥的李约瑟博士发了一封信，把会议的筹划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通报并请他给予指导，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回信中说：“我很高兴地听到你们正在计划筹备一个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科学技术史的研讨会。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必需的，而且确实许多中国学者正开始专攻中国历史的这一方面。我为这样的进展而感到深受鼓舞。请向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人和学术团体转达我的最热烈的祝贺。”他的回信不仅给了我一个惊喜，也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深受鼓舞。  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全体代表合影（1987年10月21日） 其次是在1989年11月，由上海科学思想研究会主办，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和上海教育学院等单位共同协办，举行了“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的举行其实也与李约瑟的思想影响有关。李约瑟特别推崇中国的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强烈地肯定和赞赏道家道教对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思想史》那一卷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和阐述道家道教的科学思想，认为道家道教“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技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我们当时把“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作为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的一个切入点，实际上也是对李约瑟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向的一个呼应。这个会议也是国内最早举办的关于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的专题会议，对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  首届“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研讨会”现场（1989年11月） 在以上这两个会议的基础上，我们又于1990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学术讨论会议。这个会议其实就是前述全国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的延续，但其规模和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两年前的那次会议。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上海科学思想研究会主办、联合了中国科技史学会、中国天文学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15家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和科研单位共同发起，有来自全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汇集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大部分顶尖学者，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和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先生等都给会议发来了贺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内容涉及儒、道、佛、《周易》及诸子百家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传统思想对天文、数学、农学、医学等各学科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中国传统的自然观、科技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传统思想在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价值等各个方面。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在科技史界和哲学史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4]。  全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学术讨论会议开幕式（1990年4月），左起：上海市科技史学会理事长胡道静、上海哲学学会会长冯契、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华东师大古籍所所长李国钧、上海科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周瀚光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在这个会议的大会报告、分组讨论及会议论文中，李约瑟的名字被反复提及，李约瑟的论述被反复引用，这充分体现了李约瑟对当时国内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引领和学术影响。同时，会议期间又有两件事情与李约瑟密切相关。一件事情是会议组织了一次“传统儒家与古代科技”的专题讨论，有会议代表对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另一件事情是受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巨著的刺激，许多代表提出要编撰出版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出版界同仁的响应和支持。关于这两件事情的详细内容留待后叙。正如胡道静先生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所总结的：“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讨会议，不过规模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次的会议。”“我们应该在他（李约瑟）的工作的基础上，把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5] [4] 《中国科学思想史论》，袁运开、周瀚光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5] 同上第8-10页。 （三）建立自主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学术体系 前面说到，在1990年举行的全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学术讨论会议上，许多代表在会上发言和会下交流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当时除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论到科学思想史外，学术界还没有一部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专著，感觉这与我国科技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形势很不相称。而且那时离李约瑟编撰出版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又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具有比他写作那一卷时更多的历史资料、更新的研究成果和更好的历史条件，理应由我们自己来编撰一部更加系统和更加完整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著作，以填补这方面的学术空白。也正好在那次会议期间，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代表表示希望出版一部这方面的著作。这样一来，简直是一拍即合，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定下来了。那次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随即组织了一支由2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和作者队伍，由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袁运开先生和我两人担任主编，聘请了钱临照、冯契、胡道静、杜石然四位学术前辈担任顾问。与此同时，我们探讨并梳理了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象和内涵、起源和演变、分期和特点，以及科学思想史与一般科学技术史和哲学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等多个方面，确立了本书撰写的总体构想和若干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列出了分上中下三卷展开论述的详细撰写提纲。 大概在1991年春天的时候，我给李约瑟博士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我们正在准备编撰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设想，并附上了该书的详细撰写提纲请他指导。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 亲爱的周瀚光博士：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寄来关于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详细编撰设想。毫无疑问，这一课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我预祝您和您的同事们在进行这项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的奠基性工作中取得一切预期的成就。......中国人关于自然知识的奠基性工作是永远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您的非常诚挚的 李约瑟 1991年6月17日  李约瑟写给作者的回信（1991年6月17日）。图中印章为李约瑟博士专用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用” 他在信中把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课题称为“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developments of our times（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这对我们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给本书顾问、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钱临照先生也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我们编撰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一书的基本设想、进展情况以及详细撰写提纲。当时正赶上中国大陆翻译的李约瑟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的中文版出版，我给钱临照先生也附寄了一本过去。很快就收到了钱先生的回信： 周瀚光同志， 顷奉大札并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思想史》一巨册，此乃极为珍贵书册，多承厚意馈赠，祗领拜谢！ 谈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已着手编写并与安徽科技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至感欣慰。数年之后我国自写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将与李著并美问世，为我科学史界增光。 专此奉复 即颂 撰祺 钱临照 1991.5.17  钱临照写给作者的回信（1991年5月17日） 我把此信及前述李约瑟的来信都在我们的编委和作者团队中进行了传阅和分享，极大地提振了大家研究和撰写工作的士气。 本来我们准备花5年的时间来完成并出版这部著作，所以在1990年于上海举行庆祝李约瑟博士90华诞的大会上，我当时曾经说过，希望此书能够在李博士95岁生日的时候，作为生日礼物来送给他。但后来由于出版社的原因，此书的出版推迟了将近5年的时间，而李约瑟则于1995年不幸离世了。一直到2000年世纪之交，安徽科技出版社终于赶在年底前把该书的最后一卷印制了出来，从而得以在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的追思会上，将此书献给了李约瑟博士的在天之灵。此书的出版，展示了上海科技史界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实力，于我个人而言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历时十数年的夙愿。  2000年出版齐全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 此书出版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所见到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6]。其中尤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秉伦教授对此书的评论最为详细而中肯。他称此书“实属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思想史》鸿篇巨制，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科学思想通史，对人们学习和了解中国科学及其发展大有裨益，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他将此书与李约瑟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进行了比较，认为此书不仅内容比李著“要丰富得多”，“篇幅几近李氏著作的两倍”，而且书中还对李约瑟的某些观点做了“重要纠偏”。“总之，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而系统，而且有诸多创新或新见，是难能可贵的。”此书后来还获得了第13届中国图书奖、第5届安徽图书奖一等奖、第6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以及第10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迄今为止，已有很多高校的科技史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都把此书列入了研究生必读书目或参考书目。 [6] “我省出版界又出重要成果”，《安徽日报》2001年3月19日。  《中国科学思想史》获奖证书之“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当然，书中其实还是有许多缺失错漏的地方和需要斟酌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在当时基本上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也算是初步建立了我国自主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学术体系。 （四）在质疑和商榷中走向超越 如果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我们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是跟着李约瑟开辟的道路往前走的话，那么到90年代之后再一直到本世纪的一二十年代，我们则开始跳出李约瑟原有的研究框架，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地发掘、梳理、辨析乃至质疑和商榷，从而逐渐地走向超越。除了前述在编撰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时，我们梳理了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界定了历史上科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以及科学思想史与一般科学技术史和哲学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探讨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起源和演变、历史分期和主要特点等这些李约瑟《科学思想史》一书所未及论述的内容，由此奠立了我国自主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学术理论体系外，我们还对李约瑟的某些研究结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的意见，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持续地走向深入。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学术权威的工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李约瑟也不能例外。随着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发现李约瑟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和准确的，他也会因为历史的局限或者个人的局限，产生一些片面的看法，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当他考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科技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当他把目光聚焦到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与古代科技发展关系的时候，他一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精辟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得出了一些比较偏颇和值得商榷的结论。读过李约瑟《科学思想史》那一卷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三家，带有自己明显的个人偏爱，或可以说是一种偏见，那就是扬道抑儒，扬道抑佛。他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道家和道教，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他强烈地肯定和赞赏道家和道教对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道家和道教“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技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具道家意味的名号—“胜冗子”。但对于儒家和佛教，李约瑟的结论却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例如对于儒家，他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对于佛教，他这样说：“我们应该试图来估计一下佛教对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无可怀疑的是，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正是李约瑟对儒家和佛教的这两个否定性结论，后来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和批评，也由此而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于儒家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前面说过，早在1990年我们举办全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学术讨论会议的时候，就曾在会上组织了一场关于“传统儒家与古代科技”的专题讨论，当时就有代表提出了与李约瑟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代表中也包括了本人。我当时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题目就是“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7]，认为儒家思想虽然有一些不很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传统儒家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儒家思想一直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而科技史界又受到李约瑟否定儒家观点的影响，因此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肯定儒家积极作用的观点基本上属于少数派，大部分学者还都认为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和否定的。 [7] 载于《中国科学思想史论》第231-2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随着我国思想界的逐步解放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了我们的观点，肯定了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在各种学术刊物和研讨会议上反复地论证和阐述这个观点。1994年，我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述评”一文，一方面向国内读者详细介绍并推荐李约瑟的这部著作，另一方面也对书中全面否定儒家的观点提出了批评。1996年，我去韩国汉城（今首尔）参加第8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时，带去的论文题目即为“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论儒家对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副标题是“A Comment on Joseph Needham’s Prejudice against Confucianism（兼评李约瑟对儒家的偏见）”。在论文宣读后的提问讨论阶段，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也表示认同我的这个观点。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后来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上。后来在2000年去美国肯塔基州参加“Science and Culture（科学与文化）”研讨会时，我在会上再一次演讲了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当时与会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已故的中科院院士席泽宗先生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程贞一博士后来也发表论文，肯定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的学者后来还撰写出版了专著，专门论述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贡献[8]。时至今日，我们当初提出的这个肯定儒家积极作用的观点已经成为科技史界的主流观点了。  本文作者（右）与何丙郁先生（中）在韩国首尔（1996年） [8] 例如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至于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为了透彻地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于2007年专门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了批准。我们联合了科技史界、哲学史界、佛教界以及古籍整理等各方面的研究力量，集思广益，协同攻关，最终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这部专著[9]。书中详细地梳理了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工程以及古代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就，找出了佛教影响古代科技发展的四条最重要的途径，然后又对佛教的教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佛教虽然有其不利于科技发展的某些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还是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和影响。这个结论与李约瑟全盘否定佛教的观点又正好相反，但它是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的发掘、整理、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之上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的。此书出版后，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称为“对李约瑟研究定论的一个新突破”[10]，其肯定中国佛教对科技发展积极作用的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赞赏。  《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书影及《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2日）的书评 [9] 周瀚光主编《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10]《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2日。 除了以上这些对李约瑟研究定论的质疑和突破之外，我们还跳出李约瑟的研究视野，探讨了有关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更加广泛的议题和内涵，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逻辑学等等[1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有关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工作和成果，主要局限于上海地区的科技史界以及本人的一些工作。全国其他地方的相关工作及成果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我想，我们对李约瑟博士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把他所倾情致力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继承下来并发展下去，并在他工作的基础之上不断前进，不断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11] 参见《周瀚光文集》第一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五）剑桥余韵 在我从事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那些年月里，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机会去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访学，去看看李约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并向他当面请教，可惜始终未能如愿。直到李约瑟去世之后，我的这种近乎“朝圣”的念头也一直没有停息。2002年，我终于获批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英国访学半年。拿到获批证书的那一刻，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自不待言。  作者赴英国访学的批准证书（2002年6月20日） 紧接着一边工作，一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接受英语培训半年，顺利地考取了出国英语合格证书。然而就在我紧锣密鼓地联系英国剑桥访学事宜之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我突发心肌梗死大病一场，虽经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参见链接），但访学的事情却就此中断，彻底黄了。后来借旅游之机终于去了剑桥一趟，然时光不能倒流，徒留惆怅而已了。  本文作者在英国剑桥留影（2016） 近年，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在剑桥访学时，曾为我查阅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所收藏的本人的著作，其中有《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韩文版）《刘徽评传》《周瀚光文集》等。  剑桥图书馆收藏的本文作者的部分著作目录 希望我的这些有关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工作能够对以后的年轻人有所帮助，它们也算是对我与李约瑟博士之间不解之“缘”的一个纪念吧。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