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老研究员记忆深处的钱学森先生侧影 追忆钱学森先生 沈 民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于1955年毕业于江苏吴江中学，同年9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当时学制为五年，正值全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学校要求我们毕业时具备相当于研究生水平的科研能力。1960年3月，我刚完成毕业论文，便接到系党总支书记的通知：组织决定选派我们六人前往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部队代号0038，并嘱咐我们准备搭乘3月30日的14次沪京特快列车。军令如山，我内心既惊又喜——寒窗五年，终于要踏上工作岗位。据学校消息，不仅是化学系，数学、物理、生物等各系共有30名同学被选调，而全国高校更有约四千名毕业生一同奔赴0038部队。 抵达北京站后，一位手持“0038部队”横幅的大尉军官接待了我们。来自上海各高校的40多名毕业生一起登上军用卡车，最终抵达南苑东高地兵营。大尉向我们宣布，我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之后再分配至具体岗位。那时我心绪复杂，却也明白“既来之，则安之”。一个月后，我被分配至北京丰台区云岗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卡车途经芦沟桥、长辛店、朱家坟，在拐向云岗的路口，立着一块中英文标识牌：“外国人止步”。当车最终停下时，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一片荒丘之上，只有四间平房。谁能想到，这里竟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的诞生地！这里，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地方，是“两弹一星”的摇篮，是钱学森先生带领我们创造奇迹的起点，如今已成为名扬天下的航天城。 山丘以北是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翻过北山便是北京马列学院。东方红礼堂是国防部五院召开大会的场所，礼堂东西两侧是按苏军标准建设的宿舍区，设有尉官楼、校官楼和将军楼。国防部五院成立于1956年10月，钱学森先生被任命为首任院长。1958年1月，他在云岗为第五研究院的105名见习生及苏联导弹营103名官兵作了首次讲话。当时使用的P-2导弹虽是苏联退役型号，却仍具教学价值。在苏联技术人员尚未撤离期间，钱先生仅到过云岗五次。至1961年9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先生才真正展现出他在战略、战术导弹系统体系构建上的远见，推动我国导弹事业从仿制走向自主研发。  1961年9月1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成立大会 1962年初，液体火箭推进剂研究大楼落成，其内部设备与结构之完善，甚至超过了中科院化学所。这一切，离不开钱学森先生及其同窗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海防导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航天四老之一）先生的积极呼吁与精心筹划。 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末钱先生和梁先生为初到云岗火箭发动机工作过程研究所推进剂研究室的30多名大学生上岗前培训课。钱先生是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开始讲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演变，先生没有讲稿，讲台上仅放了一手掌大小的纸片（文献卡片），粉笔不离手。黑板上所有的微分方程推导似曾相识，由于在复旦上吴征铠先生物理化学课时已留下深刻印象。唯有增熵理论感到很新鲜，一周三课，每课两小时。最后是先生提问，学员举手回答，先生问：化学火箭推进剂的热功转换率怎样能提高？ 我第一个举手回答，按熵增理论，化学反应热不可能完全转变为火箭发动机的比冲，减熵的途径，首先是减小点火延滞，其次是发动机的结构必须解决各种频率的燃烧不稳定性，钱先生的笑容证明我答对了。梁先生主要对研究室的预先研究课题作了具体建议，热力性能计算工程组和燃气分析工程组都是他提出的。 自1963年初起，钱学森先生的航天系统工程全面启动，从DF-3起步，摒弃了原有苏联P-2的模式，在战略、战术导弹的研发上展示了里程碑的一页。1964年，国防部五院改制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更名为航天部，钱先生的航天系统工程也随之进入全新阶段。他曾来到云岗，视察试车台后，在实验大楼五层大厅作了一场报告。有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英文期刊中关于星际航行的词汇五花八门，如space shuttle、airship、astronaut、vehicle、space graft......钱先生最终确定，中文统一译为“航天”，英文则统一为“space”。这一译法影响深远，连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及Musk（马斯克）后来也采用了“space”一词。在推进剂研发中心的五层大厅，钱先生还就一篇关于固－液推进剂的译文提出批评。原文是“Solid-liquid propellant and reverse solid-liquid...”，译者将其译为“固－液推进系统和逆固—液推进剂”。钱先生风趣地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发挥汉语的优势？‘固－液’倒过来就是‘液－固’，何必非把‘reverse’直译出来？”  钱学森先生（1911—2009）  梁守槃先生（1916—2009） 七十年代初我代表研究所在总参礼堂听钱先生关于DF-22的总体设计方案的报告，报告后先生笑容满脸地鼓励年轻科研人员大胆提出建议，并说年轻人往往有奇思妙想，已故王永志院士受钱先生的鼓励最后成了国防科委主任。 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退居二线。作为战略科学家，他的关注重点转向我国的教育、科研及生命科学等领域。此时，航天科技事业已后继有人，DF-17、DF-26、DF-3IAG、DF-61……乘波体弹道、超音速反导系统等陆续问世，纷纷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我与钱先生的一次面对面接触，缘于一本书——Ignition！（《点火！》）。  Ignition！一书封面 美国SpaceX星链计划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曾称赞此书是影响他创业成功的16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本。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图书馆检索相关文献时，偶然发现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所著的Ignition！一书。翻阅数章后，我兴奋不已——作者生动记述了全球化学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历程及其中诸多轶事。我立即借出此书带回单位。因书中提及钱学森先生，我将书推荐给研究室主任蔡铭汤先生。蔡主任是德国德累斯顿大学电化学博士，时任任新民（1915—2017，中国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航天四老之一）部长的智囊。他次日便令我组织人手，在一周内将全书译成中文。我与蔡主任自然是翻译主力，另找四名阅读能力强的同事，共六人奋战一周完成译稿，由蔡主任审订。随后，我们直接向任新民部长汇报。任部长阅后，决定交由《航天报》编辑部出版。不料，《航天报》负责人以需支付出版费用为由婉拒。在八十年代，航天部各部门经费均十分紧张。我们只好再次请示任部长。任部长当机立断，亲自带我们前往钱先生家中。任部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我笑着将原版Ignition！递上。钱先生一见作者，竟站起身来感叹：“我竟不知道约翰·克拉克写了这本书！十多年积累如此多素材，实属不易。”随后，他回忆起在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往事：1936年，即他赴美第二年，便参与了由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弗兰克·马列纳（Frank Malina）发起的火箭液体推进剂研究。在西奥多·冯·卡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六人小组，另外三位人员是约翰·帕森斯，著名化学家韦尔德·阿诺德和实验室工程师爱德华·福曼。钱先生说，马列纳胆子太大，居然在实验室搞起小型火箭发动机热试车，整个实验室搞得乌烟瘴气，冯·卡门称他为“疯子”。而最有成效的工作是1945年，钱先生以美军上校的身份，作为美国调查团火箭调查组组长，将居住在德国巴伐里亚州的V-2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请回美国，并参与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作。钱先生后来主要从事空气动力学的理论研究。 钱先生肯定地表示，化学液体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已趋圆满，正如约翰·克拉克所言，相关研究人员今后或许将转型或另辟蹊径。至于译稿的出版，他建议从科研经费中拨付。最终，译稿交由《低温工程》期刊出版社，于1985年以普通版本正式出版。  任新民先生（1915－2017）  1985年出版的《液体火箭推进剂史话》 钱先生的一生充满传奇，我所追忆的，仅是液体化学火箭推进剂研究过程中的几段花絮而已。   北京马神庙106号2幢3单元，钱学森先生老宅  航天部总部大院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