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1日,我敬爱的博士导师应圣康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
噩耗传来,久久不能平静。退休之后,我原本筹划的第一趟回国之行,就是回上海看望先生,不料终究晚了一步。这份未能成行的探望,也成为我心中难以弥补的遗憾。
应圣康教授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高分子科学家。他一生治学严谨,育人无数,不仅在阴离子聚合、共聚合动力学等领域卓有建树,更以深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而我,有幸成为先生调入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后来又成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这份师生之缘,奠定了我科研生涯的起点,也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
刚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先生为我确定的课题,是利用α-甲基苯乙烯取代苯乙烯,合成SBS型热塑性弹性体。这是当时国际高分子研究领域的热门方向之一。然而,α-甲基苯乙烯存在著名的“天花板聚合温度”(高于此温度,聚合物自发解聚降解为单体)。起初,我将反应温度设在40°C左右,反复试验却始终得不到聚合物。直到一次意外——恒温水浴失控升至70°C,反应瓶颜色突然变化,聚合竟被意外引发。正是这次“偶然”,让我意识到:必须高温引发、低温聚合。我立即调整实验条件,最终成功制得聚合物。
先生得知后,立即召集课题组讨论。这不仅是我的第一次科研突破,也成为课题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会。现在回想起来,那堂“实验室里的第一课”,让我真正理解了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关系。
先生长期为研究生和教师进修班开设“高分子化学选论”、“离子聚合”等课程。后来,他将多年积累的课程讲义郑重交到我手中,希望我整理成书。我深知其中分量。
1986年(图2),在教学和科研之余,我几乎将全部业余时间投入写作,查阅文献、整理资料、反复修改,历时近一年,终于完成全书。这便是后来由我们共同编著的《高分子化学丛书·离子型聚合》(图1)。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在离子聚合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后来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图3),我赴美国阿克伦大学(图4)高分子科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仍随身携带此书,并向国外同行介绍先生在阴离子聚合动力学与热力学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每一次介绍,我都深感自豪。
图1. 应圣康先生与郭少华(作者)合著的《高分子化学丛书·离子型聚合》一书
图2. 1986年应圣康先生生日聚会留影,左起:卜乐红、王贤教(当时高分子材料系总支书记)、郭少华(作者)、应圣康、胡小薇
图3. 1987年,作者出国前和应圣康先生及他的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胡群华、应圣康、胡春圃、郭少华;后排左起:梁良、肖善红、吴斌、马克勤
图4. 1988年应圣康先生(中)访问阿克伦大学时与郭少华和胡小薇夫妇合影
后来,我进入美国ARCO Chemical Company工作。当时公司面临SAA树脂供应危机,而这一材料的合成难度极高。关键问题在于,烯丙醇竞聚率几乎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常规自由基共聚条件下,苯乙烯往往优先自聚,而烯丙醇很难有效进入聚合链段。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先生当年在共聚动力学方面对我的严格训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基于先生打下的理论基础,我提出“半连续聚合”策略,最终仅用十个月便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生产的全过程。该技术后来获得美国专利,公司授予我年度科技成就奖。项目成功后,我第一时间邀请先生访问ARCO(图5)。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国际工业界攻克重大技术难题并实现产业化,先生脸上流露出的欣慰与自豪,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图5. 2006年应圣康先生访问ARCO Chemical Company时在作者家留影,他抱着的是作者的女儿
如果说实验室教会我如何做科研,那么先生在生活中的点滴,则教会我如何做人。
1984年圣诞节,先生特意邀请我们5位研究生到他家中聚餐。那天,我第一次吃到他亲手做的土豆色拉和罗宋汤。先生一边示范用色拉油拌生鸡蛋,一边笑着说:“刚开始它还是牛顿流体;等拌好了,就变成非牛顿流体了。”一句风趣的话,让厨房也变成了课堂。科学,从来不只存在于实验室,也存在于生活的细微之处。
还有一次,先生生病在家,我们几位学生前去探望。恰逢保姆不在,我主动下厨做饭。邻居闻香而来,问:“这位大厨是哪里请来的?”先生满脸自豪地回答:“这不是请来的,这是我的学生。”这句简单的话,温暖了我很多年(图5)。
1984年9月,我与大学同班同学结婚。那时刚毕业,经济拮据。
先生把我叫到家里,打开保险箱,对我说:“你结婚要多少钱,就自己去拿吧。”那一刻,我深受感动。后来我们在上海成家、生子,先生始终给予无私帮助。在我心里,他早已不仅仅是一位导师,更像一位长者,一位在关键时刻始终守护学生的家人。
2015年10月,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那时先生思路依旧清晰,谈起科学、教育、经济乃至国际局势,仍见解深刻。只是岁月终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那天,我轻轻扶着他,一起去附近熟悉的餐馆吃饭。他仍像从前一样,点了一份红烧肉。那份熟悉的口味,让我心里涌起无限温暖。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此生最后一次共进午餐。后来听闻先生身体逐渐衰弱,甚至慢慢失去了记忆,每每想起,心中总有难以言说的酸楚。然而我始终相信,记忆或许会被时间带走,但先生留给我们的科学精神、治学风范以及对学生深沉的关爱,却永远不会消失。
这些年,每当我走进实验室,或在厨房里拌起那道熟悉的土豆色拉,我总会想起先生微笑着说过的话:“刚开始它还是牛顿流体;等拌好了,就变成非牛顿流体了。”我知道,他从未真正离开。
先生的精神,将长存于我们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