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的几个朋友

迟力峰

江明先生三年前就约我为《旦苑晨钟》写篇稿件，写写在国外的体会，我一直没有动笔。其实我是这个公众号的忠实读者，但看的越多，就越不知道如何动笔，因为大家的文章各有千秋，实在是精彩的很。而我在德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有得有失，其中不乏酸甜苦辣，自然会有些感慨和领悟。可是，落到笔下写点什么好呢？

我到德国可算是阴差阳错，误打误撞。去之前一句德文都没学过，好歹知道德文字母元音中有三个上边带点的，还是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一位德文是二外的朋友教的。在德国的前十年，一直都没想过会在德国常住，更没想过要在德国当教授。记得读博士时，一天周末散步遇到一位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有余，直到1949年才回到德国。在当时的我看来，三十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在远离祖国的国度生活那么久，他操着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对我说：“时间一天天过得很快啊。你就待啊，待啊，不知不觉就待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过来人才可能有的表述，与辛弃疾的“天凉好个秋”有得一比。总而言之，我在德国从读书到教书，只是一步步走过来而已，似乎没有多少好说的。虽然这中间不乏艰辛，不乏彷徨，不乏趣事，不乏喜悦，但还没有哪件工作上的事让我觉得铭心刻骨，不吐不快。

于是，我换了个角度想，什么是我在德国感触最深的事情呢？在德国经历了儿子的出生和长大，也经历了亲人、好友的离世，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可是这些太私人了，只能保留给自己。思来想去，觉得最让我有所触动、有所感悟的是结识了一些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这其中有我敬重的大师级恩师和学术泰斗，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小可爱”；也有几位“小人物”的普通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让人赞叹不已的“大讲究”。

大人物的“小可爱”

再如我做博后时的导师Helmut教授（参见链接），作为高分子学科创始人Staudinger先生（195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关门弟子，他的学术成就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仰望的。但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社会责任感。记得1990年海湾战争时，他停了化学课，给学生们讲二战历史。他积极推进不同国度的学生交流，自己获奖的钱一分不拿，和工业界项目的可用经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横向经费）设了一个“小金库”（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硕士生基金），来补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国际交流生和支付学生参加国际会议的费用。他的理念是只要不同国度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多来往，多交流，人类就会避免战争。他还是一位近乎专业的葡萄酒鉴赏大师。家里的地下室被他改造成葡萄酒储藏室。每逢有远道来的客人时，他都会开一瓶与客人出生年份相同的葡萄酒，不管价格高低，除非这个年份他没有储藏，或只剩最后两瓶。最有趣的是，他作报告有时会穿得非常随意，裤子是要带两个大兜的，可以装下两瓶酒（在中国可以是茅台）。每次报告结束后提问环节，他总是鼓励学生或年轻学者问问题。每一个提问都给一杯酒作为奖励（他会事先准备好小酒杯），好的问题可以自己加酒……和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接触让我受益良多，对我的人生之路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我敬重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更敬重他们的人品。但他们的故事不用我讲，会有更合适的人来讲的。我在这里倒是想说说几个“小人物”，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对德国人甚至德国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图1. 2001年香山超分子会议后，笔者和Lehn教授（右）在长江三峡

图2. 2019年在德国美茵茨，笔者和Helmut教授（右）在他的90岁生日聚会上。他手上拿的是笔者当年在他课题组做博后时的谈话记录

普通人的“大讲究”

我和卡特琳娜（Katrina）相识是在1988年，起因是她在找语言伴儿，即她想学中文，找一个想学德文的中国人搭伴儿。那时她还未结婚，男友在林学系读书，而她没有正式工作，给别人带小孩，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语言。她是我交往的第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我对她学语言的动机很好奇，特别是在知道她学了十几种语言之后。在我看来，她很有语言天赋，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用这一长项去找一份工作。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旅游，学语言的目的就是要去旅行。如果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就没时间去旅游了。她不想每年只用六个星期的假期去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住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她才能了解当地人的生活。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只有作家才会这样生活，而她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看世界的愿望。她对这种生活计划得很仔细，算好工作多长时间能赚够下一次旅行的钱，这期间要把语言学好，然后就可以成行了。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每一站都要精心计划才行，现在想想还真不容易。我曾经问她，你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老了以后怎么办？她考虑得很清楚，告诉我说：“德国小孩三岁之前都没有幼儿园，我总会有足够的孩子可带啊。等到自己有了孩子，我可以一边带自己的，一边带别人的，只是那时就要有好几年不做长途的旅行了。”她成家有了孩子之后，还真是这样做的，只是她丈夫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除了带小孩，她也帮着打理一些公司的业务，这都是后话了。随着和卡特琳娜的交往渐深，我们从语言伴儿变成了朋友。我向她学做蛋糕，去她家里过圣诞节（图3），她向我学做简单的中餐。在中国，像她这种生活态度的人很容易会被归到“不求上进”一类，甚至会被认为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她一点也没有自卑感，而我在和她的交往中也有聊不完的话题，完全没有无话可说的感觉。她的中文进步很快，大半年之后我们的见面就是前半个小时说中文，后半个小时说德文了。学中文两年之后，她终于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行，准确地说是东方之行，因为她还顺路去了新加坡。她告诉我，在中国大陆简单的沟通完全没有问题，但在台湾和新加坡看路牌开始有困难，因为都是繁体字，最后连蒙带猜竟然也能对付。

图3. 1989圣诞节，刚博士毕业的笔者（左一）与家人在卡特琳娜（右二）家

她从中国回来之后，我已博士毕业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见面就没那么方便了，不过一直保持着联系。再后来，我们各自都有了孩子，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96年，也就是她的东方之行六年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里做客。那时她已随丈夫（当年的男友）搬到Kiel，在那里安家落户。她告诉我那次去中国时，拍了很多幻灯片，可以一块儿欣赏一下。她当时还真是跑了不少地方，北京、上海不用说，还去了陕西、湖南、四川等地。我们一边喝着她特意准备的中国茶，一边欣赏她几年前的中国之旅。看到四川时，她突然说，这里要停一下，她需要准备些东西。我们惊讶地看她找出了一盘配有木鱼声的中国古典音乐磁带，点起了一支从中国带回来的香，接下来的幻灯片画面，是四川的乐山大佛......在那一刻，我心中有一份震惊。这是德国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家庭妇女，一个从来没有正式工作过的人，生活中的这份细腻、这份讲究，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书中常说，暴发户是一代人就可以做到了，贵族却要三代才可能培养出来。而一个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讲究，是要多少代人才可以培养得出来呢？

平淡中的追求

卡若琳（Karolin）和米歇尔（Michael）都是我在BASF公司做博后时的同事。卡若琳是工程师，米歇尔和我一样，做博后。我们三个加上一个美国的博后，那时都是单身或准单身，周末各回各的地方，周中间下班后经常去一起游泳、吃饭，沿着附近的葡萄酒之路一个个小村子逛，混得挺熟。

卡若琳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喜欢追求新奇，喜欢了解她不知道的事情。她每半年会有一周不吃饭，只喝水，说是这样可以清掉身体里的毒素。她的生活非常简单，可以说简单到了极致。有一年圣诞之前，我父母想到我工作的地方住几天。我当时的房子很小，知道卡若琳要出去度假，就问她是否可以把她的公寓借我用几天。她满口答应，于是我找个时间到她住的地方看一下，认认门。看到她的厨房，是用煤气，点火的装置比较怪，就问她怎么使用。她围着煤气炉前前后后地找，半天都没找到开关在哪儿。我吃惊地问她在这里住几年了，回答是三年。三年从没用过煤气炉？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从来不点火做饭，晚上只吃冷餐。想看看她屋里的电视怎么开，才发现她根本没有电视。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下班回家都做些什么呢？她笑着告诉我，她从来不需要电视，下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一边泡澡盆，一边听收音机，特别是听音乐。这样简单的生活，能一过就是好几年，真是让我不可思议。别看平时的日子过得简单，玩起来还是蛮有激情的。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南非人，在德国读博士期间和卡若琳认识的。两人满世界地疯跑，特别是去非洲、南美，经常是人们一般旅游想不到的地方。

米歇尔和卡若琳刚好相反，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德国人。他聪明、手巧，我那时有什么仪器上的小修理小改动，他都能搞定。我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顺手，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一起发文章。他周末回父母家，我去老公那里，刚好顺路，所以每个周末都一起走，每次都是聊一路。他告诉我他的理想工作是做专科技术院校的教授，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对他的想法非常不解。凭他的实力，到大学做教授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于是听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的爸爸是吉森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他很小的时候，星期五下午经常和妈妈一起去办公室接爸爸，一起回家。他说那时经常等啊等啊，爸爸总是很长时间都不出来。而爸爸组里的技术员，总是早早地就可以下班了，满脸笑容地和来接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回家。他说那时他心里就想：“以后我不要像爸爸一样在大学做教授，我要多和家里人在一起。”我问他：“那你怎么不选择做技术员，像你小时候羡慕的一样。”“但是我愿意教书啊”，他说，“我学了很多知识，又愿意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别人听。从这个角度讲，当教授对我是适合的，因为”，他狡猾地看了我一眼，“不管我讲的学生愿不愿意听，他们都得听。在专科技术院校当教授，压力不大，既可以满足我教书的愿望，又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所以这是最适合我的工作。我会找到这样一份工作，然后成家，有孩子，买一个房子，要有院子的。院子里要有两棵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樱桃树......”听着他的理想工作和理想生活（我们不一定称之为理想），我一时无语。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做完博士后到底要干什么，只是希望能继续做科研，但要怎么做，今后的生活该规划成什么样子，我心中完全没有一个模式。听到他描述的那么明确具体的生活，让我觉得德国人真是太善于规划了。

后来，卡若琳和米歇尔成了一对，让我们大家都出乎意料，因为两个人性格反差太大了。但后来想想，倒也合情合理，因为两个都是生活简单，但在简单中又有追求的人。也许米歇尔可以不断地给卡若琳讲她不知道的东西吧。米歇尔后来果真到汉堡的一个专科技术院校做了教授，也做自己发明的产品。2000年我去他家时，问他苹果树和樱桃树在哪里。他笑着指着窗外告诉我，没种苹果树，两棵都种了樱桃，因为卡若琳更喜欢吃樱桃。

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过上自己想要的小日子，这个国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一人公司的魅力

德国有许多一人公司，开始时可能是真正的一个人。国家有很多鼓励政策，注册的手续非常简单，起步相对容易。我的师兄弟、学生、同事都有做这种一人公司的。通常的模式是，在做博士甚至是硕士学位论文期间，有了自己的发明，然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做一个产品。以后是否能生存，能发展，做到多大，就要看个人的能力和喜好了。我师弟的公司就是以他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为基础的，20年后发展成一个三十几人的公司。而我的同事克里斯特安（Christian,图4），则一直做着他的一人公司，已经差不多20年了。

图4. 2009年，笔者（前排左四）与全课题组成员在克里斯特安（后排左一）的一人公司厂房前

克里斯特安是我做教授资格[1]时的同事，比我晚到几个月，在同一个大组做教授资格。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经常做一些独出心裁的事。譬如刚来不久时，他请比他先到的几位同事吃饭。不是一起请，而是一个一个请，按照他当时对大家的了解，请每个人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显示出了足够的用心。他的求学之路也很奇特。他出生在前东德，很小的时候和父母不知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到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小镇，一直在那里长大。父亲在他两岁多就因病过世了，他童年的生活应该比较压抑，上学时被老师推荐的是普通中学（Hauptschule），后来经抗争获准上实科中学（Realschule）[2]。实科中学毕业后去西门子做了几年的电器技工，然后通过成人教育和考试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一直读到理科博士，并打算再上一个台阶，取得教授资格，在大学做教授。

[1] 教授资格：德语为Habilitation，即“特许任教资格”，是德国取得大学独立执教权（Venia legendi）的法定前置条件。申请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须完成一项具有极高原创性与学术深度的代表作（Habilitationsschrift），并经严格同行评议及试讲考核。通过者即可获得终身授课许可与博士生指导资格，是竞聘德国公立大学终身制正教授席位的核心门槛。

[2] 在德国，学生完成小学后进入中学分流。教师根据学业表现、学习能力与课堂行为提出“中学推荐”，建议学生进入普通中学（Hauptschule，偏重职业教育）、实科中学（Realschule，兼顾升学与就业）或文理中学（Gymnasium，大学预备教育）等不同类型的中学。该推荐在多数联邦州不具强制力，家长可通过抗争或协商争取到老师更高级别的推荐。

正因为如此奇特的求学道路，使得克里斯特安有着一路上学过来的人所不具备的仪器方面的才能和经验。他不仅有全套超高真空系统的操作能力，而且有设计能力，又懂电路和机械，是我们组里首屈一指的技术大拿，好像没有什么他干不了的活。他自己手巧，对学生要求也高。害得跟他做论文的学生大叫不公平，说克里斯特安简直是个魔鬼，认为自己能干的事学生就一定也能干，不知道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但克里斯特安也有他自己的弱项。他不善于表达。讲课对他来说要比干活困难多了。工作虽然漂亮，但出去作报告很遭罪。这样几年下来，他放弃了做教授的想法，自动离职，办起了自己的一人公司。

他对办公司有着自己的理念：可以小，但要精，技术上要完全能够掌控。公司是基于他读博士期间的发明。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公司是有很多机会申请国家各类资助的，但是他不做。他把在大学工作的所有积蓄全投到公司，一点点打出自己的牌子。基本不做广告。只靠业内的口碑，慢慢做起属于自己的市场。他也试着雇过人，但因为对人要求太高，很难找到他认为合适的，所以只有一个员工，帮他做做杂事，其它统统自己打点。他做公司也像他做人一样，生活中绝对不求奢华，但要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做到最好。譬如，他喜欢精细的东西，特别是手工制品。他买一个自己用的衣柜，放在那时租用的公寓里，也不会随便买一个板材的，而是挑来挑去，最后买了一个5000马克的精致的单门衣柜（现在该是5000欧元了）。理由是，每天要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喜欢的（又是一个讲究的“小人物”）。买车，可以是最小最省油的，但一定是这一档里级别最高的。出去旅行，从不买单纯的摆设，要买一定是有实用功能，又具当地特色的产品。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也决定了他公司的特点：只要做，都是精品。二十几年来从他公司出去的产品，从无退货。用了一次，下次再买同类产品还会找他。他也从来不用代理商，产品都是在网页上明码标价，要买的人自然会来，不买的他也不强求。这是他的清高，也是他的自信。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很难存活。在德国，纯粹的一人公司也很难说能存在多久，但他这个一人公司二十年的存在，确实给了我一次次惊喜和思考。

后记

在德国可以讲出的关于人的故事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是专门挑了几个普通又有个性的人来讲。和我在德国的科研生涯有关系吗？似乎完全无关。可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因为这形形色色的朋友，这一个个普通又鲜明的个体，构成了德国这个社会。正是基于和他们的交往，让我了解了德国的底色，也成了我在德国居住许久的原因之一。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