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学术门外——往事琐记
江明院士倡导创办了一个讲科学家/科学背后的故事，传播科学文化、科学家精神的微信公众号—《旦苑晨钟》，约我撰文，让我颇感意外。因为我虽是学理工科的，却从来没有搞过科研，自然称不上科学家。到2006年退休后，我闲来无事，自娱自乐玩起了“科学读画”不知可不可算？
原来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后来因为忙于工作，只能束之高阁。退休以后，便发奇想，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名画。十几年来，笔耕不辍，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于是先后结集成三本书出版，并获得了几个颇有影响的图书奖项。
事实上，用科学来解读绘画，其方法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颇为相似，只是研究的对象比较软，不是那种“硬核”。为此我按江院士的意思介绍一点自己的工作，更多回忆了一些往事，让今天的莘莘学子能知道一点我们当年的蹉跎岁月和坎坷人生，以供诸位在茶余饭后增添一点谈资。
在文革前入学的68、69、70的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文革中的“老三届”大学生，当时在大学里没读几年书，文化革命开始一晃就是好几年，期间老师不上课，学生不读书，即使像我这样想学点东西的，也是有这个心没这个胆。197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农场劳动（养猪），到1971年底又被再分配到江西遂川县。图1是与我一起被分配到县里的69、70两届大学生一共20人在县城招待所前的留影，照片上少了2人，因为不满意分配方案，已经开溜。照片中的大多数人毕业于北大、哈工大、厦门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南京理工等名校，当时还是意气风发。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据了解除了两人已经去世，一人下落不明，其余的都平平谈谈地过了一大半人生，究其原因，实在是环境、时势不饶人啊! 我们这一辈人，正值青春年华，意气风发之时，却经历了至少十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即使后来有过一些机会，也大都已风华不再，心有余而力不足，泯然众人矣。
图1. 1971年被分配到县里的69、70两届大学生在县城招待所前的留影，第二排右一为林凤生
再说我们报到后，先住在招待所里学习，开会时来了一位“县太爷”信口开河说：要让我们到远离县城的山区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我因为不懂方言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有二位学长听了勃然大怒，不辞而别，让县里的领导们碰了一个钉子。后来他们的工作受到了省里的一通骂，方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方案还有点人情味，大多数来自于外省市的同学被分配到县城附近的单位，而我则被安排在与县城隔河相望的一所中学里（图2）。对于一位远离家乡的上海人来说，这“山区”与“县城”之间的差别可不是一点点。
图2. 我站在校门外的大樟树旁拍的照片。为什么不把学校门口一起拍进去呢？诸位不知，鄙校穷得连门都没有，砌成的围墙早已成了断垣残壁，校园内随时可见猪、牛、羊、鸡、狗
在后来的7年里我一直在这个中学教书，在学生中还出了不少人才，其中还有一位院士，那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郭烈锦[1]。我2013年出版《画中有话》时，他自费买了100本分送给同学。我们至今还有微信联系。
[1] 郭烈锦，工程热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工学部主任。
学校教师的宿舍和会议室都放在原来的一个祠堂里，我住在2楼一间房里，南窗可以眺望远处的山峦，东窗可见附近的菜畦，平时非常安静，学生全部走读，远的有十几里路，因此上午很晚上课，下午3点就早早放学了。学校里的十几位老师，本地的也常常早早开溜，放学后整个校园就留下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十分无聊。
当时的教学既没有教学大纲也无教材，物理课讲拖拉机构造和修理等。我想与其这样无所事事，还不如自己学一点英语（原来在大学里学俄语）。于是趁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搞到了几本英文教材，请人教了一个小时的音标，从此便开始了我的自学英语之旅。想不到仅仅学了几周，就让我为之入迷。因为以前学的俄语教材，课文都是政治口号，索然无趣。而这套早年出版的英语教材则截然不同，我很快就学完了第一册和第二册，第三册的课文更加精彩，里面有西方的古希腊神话、民间故事、甚至还有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片断……，在那个年代，这些精彩美文，如果放在其他地方早就被打成“封、资、修”的毒草，付之一炬了。但却藏匿在英文的课本中，得以让我慢慢地吮吸享受，其感觉，犹如长期行走在沙漠中的我，突然看见一片绿洲。所以我的自学是很用功的，不懂我的人以为我是中“成名成家”之毒太深，殊不知我的读书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真如孔老夫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经过几年的苦读，我的英文水平有了长进，已经达到可以阅读原版书的程度。只是听、说两项还是一片空白。不久随着美中关系的缓和，一些英文学习教材也陆续解冻，在南昌的同学告诉我，外文书店已经有“灵格风”（Linguaphone，国际著名英语口语教材）英语唱片和教材可购，我马上汇款邮购。几天后，当我从邮局取回一套十张的薄膜唱片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开心不了几天情绪又一下子跌倒了谷底。因为没有唱机——没想到在当地教了近五年的书，颇有人脉的我居然借不到一架唱机，这真的让我始料不及。但是后来一想也明白了，唱机在当时是一件容易惹是生非的玩意，即使个别家里有也不愿意声张。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与我一起分配来的上海人老刘笑嘻嘻地告诉我，听说你在找留声机，学校里就有！原来刘老师来校后，除了教数学还教体育（每个月可以多几斤粮票），每天早晨还要到广播室里放体操音乐唱片。我听了大喜，约好晚上等学校里的人都回家后到广播室里听英文。是夜，我随老刘走进广播室，见朝东的窗口面向操场，窗下的长桌上放着唱机和扩音器，扩音器的输出就通过电线接到挂在外墙的喇叭上。这一套广播器材也不知道何时何年装上的，上面积满了灰尘，老刘每天只是放一张广播操唱片完事。他让我不要乱动，只能放一下听听就可以了。我想也好，便取出一张唱片放起来。这时候外面的喇叭里传出了流利的英语，还贯穿着一连串笑声和背景声，声音响彻夜空，这让我们有点胆战心惊。我只听懂了一句 How are you？其他就听不懂了，大概放了五分钟，老刘说，算了，以后再听吧。正当我们犹豫之时，有人推门但没有进来，原来是住在隔壁再隔壁的“贫宣队”队长。他脸色严肃地说：“在听外国电台啊？”这在那时可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罪名呀！我有点紧张，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不是电台，这是英文的唱片，学英语用的。他吸了一口烟说：“我看你的英文挺好，用不到听。”离开的时候低声说：“以后不要听算了，省得麻烦！”我觉得他最后这一句话还是很温馨的，差一点让我掉下眼泪。这一套唱片从此被我束之高阁，几年后回上海教书，送给一位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现在我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小小年纪就操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心里非常地羡慕。不由自主地会冒出一句话：“出道是阿拉早，运道是伊拉好！”（出道我们早，运道他们好！）
庄子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通过努力学来的一点点“哑巴英文”，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将来会有什么地方可以派上用场，但就是这一点点英语却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多次在关键的时刻帮了我的大忙，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呢！
光阴荏苒，七年过去了。1978年夏，我因为母亲生病家里无人照顾，“落实政策”调回上海，回沪后仍在中学里教书。母亲原来就没有工作，家里因病致贫生活确实艰难。当时社会上还不时兴“背猪猡”（家教），缺少生财之道。此时，我注意到当时许多杂志正在纷纷复刊，我便找了几本中学生的读物投稿，奈何稿费太低，一篇文章才十来块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有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的老朋友见我困难，介绍我为香港万利机构出版公司翻译一些实用的图书，翻译稿费是国内的好几倍！第一次给我稿费的时候着实吓了我一跳！那天下午我收到汇款单去邮局领钱，经理看了金额，也有点吃惊，忙打招呼说，因为时间比较晚，现金已经去存银行了，余额不够只能给我一部分定活两便的邮政储蓄单。我一共翻了两批（十几本小册子）图书，帮我母亲完成了治疗阶段，她又多活了十来年。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仅仅凭翻译稿费还是不够的，好在我还有一项原来以为用不上的手艺——画画。我在为中小学生读物爬格子的时候，听说图画的稿费远高于文字，突发奇想：何不把一些科学知识改成连环画，这样岂不更好？果然，这种图文相配的稿件因其形式别致、活泼有趣，投寄到各类报刊杂志上，几乎百发百中。发稿之快、稿酬之高，令我喜出望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科普连环画（图3和图4）成了我的“支柱副业”，帮我度过了家庭经济最艰难的岁月。
图3. 我当年创作的科普连环画—《计算机小史》（上）
图4. 我当年创作的科普连环画—《计算机小史》（下）
80年代末我通过招聘到高校教书，英语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例如副、正两次高级职称的英语考试我都轻松过关。特别是第一次申报副高，因为我从中学里调来不久，大家不免有点瞧不上我。而当时我这样年纪的老师大多是学俄语出身，许多人的英语也是一塌糊涂，靠考前突击辅导（实际上是老师漏一点题目），蒙混过关。见我既不参加辅导学习，也没有复习，想这小子也许是报名玩玩的。考试后人事处的领导透露：“凡是参加考外语的老师，成绩是保密的。但是老林是可以公开，他考了第一。”这个信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我和老伴的两个部门，给我俩长了一回脸。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当年的英语有多好，只不过是当时考得好而已，二者有本质不同。
后来，我从教师岗位跳槽当编辑，也是得到了哑巴英语的力挺。众所周知，教基础物理是一件苦力的活儿，吃力也不讨好（物理学难度高，学生不愿意修）。我一直想改弦易辙，跳槽换一个方向试试。这时老伴告诉我，学校里有一本英文杂志《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正在招人，你何不去试试？于是我就去应聘了，因为杂志是英语的，让有些原来想去试试的老师有点发怵，我成了唯一的应聘者，就这样我便改行成为编辑。2014年《自然杂志》改由我校主办，学校领导点名让我参加了杂志的筹备工作，可见我当编辑工作做得还不错。
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退休前我是期刊社里唯一的正编审，自我感觉当然还不错哦。退休后，当我的英语真的要派用场的时候，才深切体会到自己所学的一点英语实在是太可怜了。2011年我应邀在《中国科学报》开设《画中有话》专栏，基本上每周要发一篇文章。开始几篇凭自己平时的积累还能够应付，后来就应接不上了。再加上东方出版中心也告知我，如果发表的文章满了50篇就可以集结出版，并限定截稿的日子在次年五月，以便赶上八月的上海书展。我为了收集资料，用稿费陆续买了20多本英文原版书啃起来。我以前虽然能够阅读英文的物理书，也可以读一些知识性普及英文书，但是现在要参考的更多是英文原版艺术类图书，还有心理学、美学、脑科学等，特别是新兴的神经美学的图书和文献，确实困难不少。首先是词汇量不够，二是相关的专业内容没有吃透，特别是几位文笔很好的英籍作者，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S. Zeki，他的写作喜欢引经据典，文笔花里胡哨，给我增添了许多的阅读困难。鲁迅说他翻译书的时候，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我虽然不至于如此投入，但也常常拿着一本书坐在阳台上发呆，思索与体会一大段文字的含义。
回想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学画没成，考了科技大学想学微波通讯又没成，后来教物理、写科普，还学了一点英语，大多是浅尝辄止，难以深入，这又能怨谁呢？转眼一想，自己已经年逾古稀，还能够入住养老社区与江院士为邻居，也算是一个幸运老人啊。我的启蒙老师丰子恺说“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应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