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化学界的不朽丰碑
我国理论化学界的不朽丰碑
——忆唐敖庆院士和他主办的两次“量子化学进修班”
江明院士倡导的“旦苑晨钟”公众号从去年年底上线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人气与日俱增。江老师提议我给“旦苑晨钟”写一篇稿子。于是我们商量稿子的主题，一致想到的是，要写唐敖庆院士和他在吉林大学举办的两次“量子化学进修班”的故事。只有我是以学员身份两次参加“进修班”的，所以为此写些文字也是应该的。
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后任校长）的唐敖庆院士，为了大力培养国内理论化学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举办了两次“量子化学进修班”。第一次是1965年，主要对象是吉大63-65届化学系和物理系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这是为他们正在筹建的“理论化学研究所”（当时称为“物质结构研究室”）培养骨干队伍，同时吸收兄弟高校的少数青年教师参加。进修时间是从1965年9月开始，预计两年，但不到一年，由于文革开始而中断。
第二次是在1978年，十年文革使得我国的理论化学教学和科研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面临人才断代、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而依照当时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很难在短期内有规模地选拔和培养高层次的理论化学教学、研究人才。据此，唐先生决心第二次办班。这次规模比较大，分进修教师班和研究生班两个班:进修班有72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科院研究所；研究生班有36人，是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和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新录取的研究生。加起来刚好一百单八将。后期又不断有全国各地的“插班生”加入，最终参加总人数达259 人[1]。
[1] 刘永新, 宁德宽, 教育家、科学家和科教事业领导之集大成者——唐敖庆, 化学教育, 2022, 43 (14), 1-7
作为过来人，我特别注意到两个“量子化学进修班”开班的时间节点和它的特殊意义。第一次开班时间是在1965年下半年，这时，在高校“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师生大批下乡“四清”，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样的氛围下唐先生（图1）毅然举办这样一个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长期的学术进修班，是需要何等的魄力和勇气！第二次开班时，令人心惊胆颤的十年风暴刚刚过去，虽然拨乱反正已成主流，但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知识分子对开展纯理论研究还心有余悸。就在那个曙光初现之时，又是唐先生高瞻远瞩，抓紧时机，再次办班，完成了12年前的宏愿。
图1. 唐敖庆院士（1915. 11-2008. 7）
我能参加第一次进修班，也有一段故事。1965年8月，我从复旦化学系毕业留校任教。按当时规定，所有留校青年教师都要下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因此，我9月初就去了上海郊区罗店公社“四清工作组”报到，下定决心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一个月后国庆节回来休假时，系领导找我谈话，说吉林大学唐敖庆先生办了个 “量子化学进修班”，学校党委考虑机会难得，决定让我从四清工作组回来，立即赶往吉大参加进修，这消息对我来说是太意外了。
当时上海到长春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天津换车，乘了两天火车，我于10月6日到达吉林大学，此时进修班已开始一个月了。这次全班30多人，主要是吉大“物质结构研究室”新进的青年教师，外校只有5人，除我以外有中科大刘凡镇、山东大学居冠之、南京大学陈慧兰和厦门大学于新生（图2），都是63-65届毕业留校的。由于“研究室”的青年教师是上午进修下午工作，所以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一天只讲一门课。按吉大上课的风格，讲4节课中间休息一次。除了唐敖庆先生亲自上课外，“研究室”的主要骨干孙家钟、江元生和蒋栋成等老师都来讲课，课程有群论、数理方法、分子光谱和配位场理论等。老师上课不发讲义，只能靠课上记笔记，课后找参考书和文献来学习。我虽然脱了一个月课，但由于课余时间比较充足，所以也很快补上了。课程对数理基础要求很高，幸好我在复旦念本科时前期是计划按“高能燃料专业”（当时为保密称为82专业）培养的，我在大一、大二学了两年数学和物理，所以对进修的课程还能适应。
图2. 第一次进修班外校进修教师合影
（前排：陈慧兰（左2）、刘凡镇（右一）；后排：于新生（左一）、范康年（左二）、居冠之（右一））
当年进修教师是住吉林大学主楼（理化楼）对面解放大路上的集体宿舍。我们住在一楼，2人一间，每层楼有公用洗漱间，与其它高校差不多。孙家钟老师是单身，所以也住在楼里，他住在三楼，单人一间。除了上课外，我们在宿舍楼里常见面，就比较熟了，我们有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有时也会到我们房间聊天，给我们带些糖果和巧克力等美味零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温馨。
1965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经济恢复很快，虽然北方不如南方，但物资供应等方面基本正常了。唯一让我们南方人不习惯的是，粮食供应中一半以上是“粗粮”，每月“饭票”中只有13斤是“细粮”，其中大米4斤、面粉9斤，很快就吃完了，剩余的是高粱米和玉米。开始很不习惯，但当时年轻，几个月下来也慢慢适应了高粱和玉米的“美味”。此外，学校还安排我们参加“劳动锻炼”，每周三次打扫理化大楼大厅的卫生，我们也把它作为整天脑力劳动中间的体育锻炼对待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办这次进修班的前两年，即1963年，唐先生已经在吉大开办了“物质结构讨论班”。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研究班，其研究成果“配位场理论方法”于近20年后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讨论班的主要成员有吉大孙家钟和江元生、厦大张乾二、山大邓从豪、川大鄢国森和古正、云大戴树珊、北师大刘若庄等老师，他们被称为唐先生的“八大弟子”。后来他们中的孙、江、张、邓、刘五人当选中科院院士，鄢和邓曾分别任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校长。一个讨论班里出了那么多杰出大家，真是罕见。我们进修时，该讨论班的主要工作已经结束，大部分成员已回去了，留下几位在进行成果的整理和收尾工作。记得他们是住在吉大理化楼北面的学校招待所。我们刚到吉大时，晚饭后散步时常能见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一辈的，鄢国森和戴树珊两位老师常会询问我们上课情况、有什么困难、生活是否习惯等。过不久他们也回自己单位了。
那时的学习是十分紧张和充实的。到了寒假，会有些“空闲”，我想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和总结一学期下来所学的内容，就决定放弃回上海，在长春过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东北冬天的厉害，室外零下30度是常态。为了保持室内温度，门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密不透风。所以为了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清醒头脑，我们留在吉大过年的进修教师坚持每天晚饭后外出散步半小时。记得那年的年三十下午，我们还在零下37度的室外打羽毛球。入夜，室外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偶尔传来几声爆竹声，我们几个外乡客，围在暖气片旁，“不食人间烟火”地苦读“量子力学原理”，此情此景，如此美好，终身难忘。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研究室”在规划下一年的课程时，1966年6月1日，北大的大字报打破了平静！吉大之大，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不久，我们就各自收到自己学校的通知，“回校参加运动”了。就这样，计划两年的进修班只办了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当然，当我充满遗憾地离开吉大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十二年后还会回到这里，再次参加 “量子化学进修班”。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高考录取的新生已经入学半年，学校教学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当时担任校办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某一天，系里安排了一位教师来接替我的工作，我下意识地认为是调我回去搞教学工作。实际上却是让我和物化教研组的潘石麟老师（62届）一起去吉林大学进修，参加唐敖庆院士举办的“量子化学进修班”。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我已干了七年的行政，这下可归队搞业务了；更重要的是，我将有两年时间继续跟随唐先生学习我所热爱的理论化学，有机会去实现十二年前未能完成的夙愿了。
那年9月初，我和潘石麟准时到吉林大学报到。我们住的是学生宿舍，6人一间，上下铺。这对年轻的研究生问题不大，而对进修班中大部分已是40多岁的中年教师来说，多少有些不习惯，但是大家的求知热情和相互关爱使这点困难很快便抛诸脑后了。报到的当天晚上，吉大化学系和“理化所”（当年经教育部批准已正式成立“理论化学研究所”）的领导就到宿舍看望大家，询问生活方面适应的情况。意外的是，系领导还单独找我谈话，提出让我担任进修教师班的党支部书记，理由是我在复旦从事过党政工作，而且我这回是第二次来吉大，比其他人更熟悉环境。我再三推辞无效，最后决定由辽宁大学工作经验丰富的宋玉林老师担任班长和我“搭班子”。我发现，这一次的同学中曾参加1965年进修的外校教师只有我一人了。而吉大当年一起进修的教师 由于各种原因也走了不少，留下来不多的几位都已成了理化所的骨干。
这次进修班是全国性的，参加的成员都是各单位的骨干教师和研究人员。大家有十年没有好好读书了，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个个求知若渴，为补上损失掉的十年光阴，大家有一股用不完的劲。我们白天上课、紧张记课堂笔记（图3-5）。晚上复习，挑灯夜战。学校专门开设两个房间，分别给我们两个班，特批晚上可以不熄灯。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专业不同，基础也不一样，年龄大的近五十岁了，小的才二十出头，但大家相互帮助，取长补短，班里学习气氛十分浓厚。
图3. 1979年，进修班所用的吉林大学的《分析力学讲义》
唐敖庆先生当时已是吉林大学校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亲自上两门主课，即第一年的量子力学和第二年的量子化学，都是120学时的大课，每周两个上午，每次4节课。其它课程则请校内外各领域的著名教授主讲。第一学期上数学课，吉大的孙家钟教授讲线性代数和群论，江元生教授讲数理方法；第二学期上物理课，唐先生讲量子力学，吉大物理系苏湛教授讲理论物理（主要是分析力学），东北师大赵成大教授讲统计力学；第三学期都是理论化学内容，除唐先生的量子化学外，有江元生教授的图论、鄢国森教授的分子振动、戴树珊教授的配位场理论和邓从豪教授的微观反应动力学，真可谓名师云集，精彩纷呈。唐先生以身作则，所有老师也都极为认真负责。课程内容丰富，但难度很大，这对脱离业务十多年的进修教师确实是很大挑战。刚开始有许多人听课基本上是“坐飞机”，云里雾里，下课复习也无从下手。唐先生非常关心大家，会定期找我们班干部了解情况。因平时他工作忙，所以常利用周末把我们约到他家中，与我们座谈。了解到大家的困难后，“理化所”给我们进修班安排了辅导老师，晚上上辅导课，大家自愿参加。通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共同努力，业务学习上的困难逐步得到缓解。还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当年这么长时间、大规模的进修班，学员是不交任何费用，讲课教师也是不发任何报酬的，着实难得！我由于经常向唐先生汇报进修班学习情况，节假日也常代表进修班学员去看望他，这使我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唐先生虽为蜚声国际的大家，但对我们总是谦和可亲，和他在一起我们也是无拘无束，如沐春风。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唐先生的讲课特点。他上的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是难度极大的课程，理论性强，对数理基础要求极高。但他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几支粉笔，每周两次课，每次4节，中间只休息一小会儿。几十黑板的公式推导，唐先生总是一气呵成，不但条理清晰，而且几乎没有差错。凡是听过他课的人，无不认为是莫大的享受。只要你有相应的数理基础，注意听讲，就能跟着他的思路步步深入。于是，我上课只记一些纲要，集中精力听讲，课后认真回忆再补充笔记，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上课内容包括板书都记录下来。这些笔记我至今还保留着（图4和5）。我常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去向唐先生求教，唐先生总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耐心解答。有时还会在下一节讲课时，把我求教的内容提出来，提醒大家注意。更为特别的是，先生声音洪亮，200多人的大教室，每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要知道当年可是没有扩音器的，且先生已六十四五岁了，4节课下来虽然仍精神饱满，毫无倦意，但无论春夏秋冬，衣领总已被汗水浸透。细心的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发言时曾提到此事，场下学员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唐先生这样的讲课风格，我十分敬佩，也暗暗地向他学习。我回到复旦后，上课也从来不用讲稿，内容全在脑子里。最初有一定难度，长期坚持就习惯了。我觉得这样讲课连贯性好，学生听课效果也好。我后来虽获得全国和上海市“教学名师”称号，但觉得唐先生那出神入化的讲课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时进修教师们的学习可谓热火朝天，但是伙食供应拖了后腿。由于文革刚结束不久，东北经济恢复又迟于南方，菜场里还在凭票供应猪肉，有的老师只能想办法让家里寄些食品来补充。教师们学习辛苦但营养不足，校领导和班党支部都非常着急，但也无能为力。后来还是有同学设法打通“关系”，向省委领导汇报了情况。最后领导以关心外地来长春学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给我们每人每月提供1斤白糖和10个鸡蛋。这样我们便有了每天1勺白糖，3天一个煮鸡蛋，虽说是杯水车薪，但也聊胜于无。后来，由于政策对头，经济恢复很快。不到半年，情况明显好转，大米和鸡蛋等在路边都能买到，猪肉也敞开供应，不再有此后顾之忧了。
度过最初半年业务和生活上的困难期后，进修班各项工作进行越来越顺利了。由于课程难度大，特别是后两个学期课程也多，许多年龄较大的教师对闭卷考试有担忧。了解这个情况后，系里对课程的考试采取了不同方式，对研究生是闭卷考试计分制（图6），而对进修教师则是开卷考试通过制，这样就解决了不少人的思想负担。但是大家对待期末总结和考试还是非常认真的。学校还为进修班增设了英语课和计算机基础课，可以自愿参加，这也满足了许多人的要求。由于进修班大多数教师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都急于学成后尽早回去工作，所以学校就提前安排了相关课程，进修班于1980年2月顺利结束了（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