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长存梦魂里 – 忆杨士林先生
敬爱的杨士林先生（图1）离开我们已近八年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杨先生是我国高分子界一代宗师、浙大高分子的创始人，浙江大学原校长。没有杨士林先生，就没有浙大高分子的昨天、今天，更没有我的昨天和今天。
图1. 杨士林先生 (1919.10.18-2016.10.14)
杨先生1919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现苏州市吴中区）。1936年苏州高中化工科毕业后，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做练习生。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图2-3）。但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沦陷，开学的第一天杨先生便随浙江大学迁至天目山禅源寺。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辗转于江西吉安、广西宜山等地，行程2600多公里，直至贵州遵义湄潭。途中只要稍有停留，便就地授课，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在竺校长的倡导和践行下，浙大师生随时帮助当地人民修筑工事，义务办学，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被称为“长征中的文军”。1941年，杨先生毕业并留在化学系任教（图4-5），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随浙大迁回杭州。历经烽火狼烟中的频繁搬迁，随时可能到来的日军轰炸，和极端艰苦的学习条件，杨先生愈加坚强，更加好学，逐渐成长为具有浓烈“求是精神”的浙大人。1948年杨先生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被派往丹麦哥本哈根工业大学，研修有机化学。新中国成立伊始，杨先生毅然回国。1951年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后任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至1966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物理化学系做访问学者。后历任浙江大学化工系副主任、化学系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学校顾问、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他坚持竺可桢校长提倡的“求是”优良校风，为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3. 1937年9月初入浙大的杨士林先生（左一）
图4. 浙江大学第十四届毕业照(1941年7月1日)，竺可桢校长（一排左十一），杨士林先生（二排左四）
浙大西迁最后落脚在贵州遵义的湄潭。当时在湄潭浙大化学系任教的几乎所有著名教授或在浙大求学的学生，后来大多数离开了浙大，其中有王葆仁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高分子创始人）、冯新德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高分子化学创始人）、钱人元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高分子物理创始人）、于同隐教授（复旦大学高分子创建人）以及徐僖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高分子加工创始人）等。可以说，战火中的浙大培育了中国高分子的半壁江山。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理科包括化学遭受重创。正是由于杨先生等前辈们在浙大的坚守，才有后来浙大化学的崛起，才有浙大高分子的创立和发展！
我在浙大读本科时，杨先生担任校长，很少有机会直接见到他。本科毕业以及后来工作的数十年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时时得到杨先生的教诲。杨先生是我人生历程关键时期的灵魂导师和引路人！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浙大高分子学科处于困难或发展的关键时期，都是靠着杨先生的鼓励、支撑与引领。
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2002年，浙大高分子参评全国重点学科，但意外落选。对于一所为中国高分子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校而言，对于走过艰辛历程正在崛起的浙大高分子人而言，真有“天塌”之感。在那个艰难时刻，是杨先生亲笔给教育部部长以及多位院士写信，反映浙大的发展历程和贡献；近十位全国化学界著名院士分别致信教育部，呼吁增补浙大高分子学科为全国重点学科。此举在全国高校尤其是高分子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当时我担任浙大高分子系主任，也因此得到教育部领导的约见。之所以能产生那样的震动和影响，显然主要归功于杨先生。作为一位老科学家、教育家、浙大老校长，他追求科学无比执着的精神和对事物评判坚持真理的严肃态度，感动、感染了同行和领导。正是靠杨先生和沈之荃、沈家骢两位院士在学界的重要影响，靠浙大高分子悠久的历史和好口碑、靠浙大高分子学科在新时期发展中取得的成绩，靠封麟先、益小苏、汪茫、杨慕杰、朱康杰、戚国荣、徐又一等中老年教授的接续奋斗，浙大高分子学科在2007年第二次全国重点学科化学学科申报中取得第一的最好成绩（图6）。可以讲，杨先生不仅是浙大高分子的创建人，更是浙大高分子灵魂的“基石”、浙大血脉传承的“擎天柱”！
图6. 历史性的时刻：浙江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全国重点学科申报成功庆祝会合影
前排左起：杨士林先生（左七）、张浚生教授（左六，浙大原党委书记）、沈家骢院士（左九）；校各级领导蒋国俊（左二）、吴伟丰（左三）、吴星义（左四）、来茂德（左五）、倪明江（左八）、杨树锋（左十）、严建华（左十一）、孙旭东（左十二）。高分子系、材料系和化工系教授：郑强（二排左一）、范志强（二排左三）、陈红征（二排左五）、杨慕杰（二排左六）、徐又一（二排左七）、朱康杰（二排左八）、翁文剑（二排右五）、姚善泾（二排右四）、胡巧玲（二排右三）、高长有（二排右二）、王齐（三排左一）、王彦广（三排左三）、戚国荣（三排左四）、汪茫（三排左五）、钱锦文（三排左六）、方征平（三排左七）、徐志康（三排左六）、计剑（后排左二）、孙景志（后排左三）、王利群（后排左五）、孙维林（后排左八）
2005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四川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副校长。通过数轮审查和答辩，我以优良成绩被确定为当选考察对象。可恰在此时，我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对浙大高分子学科长远发展的考虑，杨先生力挽我留在浙大做学问。我后来得知，是杨先生亲自找浙大主要领导，强烈要求学校把我留在浙大。校党委张曦书记和校长潘云鹤院士经郑重考虑，尊重杨先生的愿望和要求，决定与有关方面协调，把我留在浙大继续执教。德高望重的张浚生老书记也亲自出面与教育部领导商议我的未来安排。最终，教育部同意我选择留在浙大做“长江学者”。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在沈家骢、沈之荃两位院士带领下，在汪茫、杨慕杰等老教授支持和指导下，我和许多年青教授同心协力，为高分子系成功争取到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重点学科，建立了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我们还群策群力，靠募集捐款并争取到学校支持，建成了浙大高分子大楼（图7）。浙大高分子学科那些年的奋斗发展，都是因为有杨先生这面伟大和高尚的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才有了作为系主任的我，以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图7. 杨先生和夫人等在即将竣工的浙江大学高分子大楼前合影
朱帼英教授（左四，杨先生夫人）、徐懋教授（右二，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俊景研究员（左三，《高分子学报》专职副主编）、郑强教授（左二，浙大高分子系系主任）、王利群教授（右一，浙大高分子系副系主任）、陈红征教授（左一，浙大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
2002至2012年的十年间，我在浙大高分子系创设并主讲《高分子近代史》课程。九十四岁高龄的杨先生曾亲自到课堂给学生们讲授中国高分子的发展历史，对孩子们强调说，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学术。杨先生一辈子不为名，不逐利，潜心学问，诲人不倦，一生育人的大家风范，深深地感染了课堂上每一位学生。他还讲了他的老师王葆仁先生教学如何严厉、治学如何严谨，和在浙大西迁至贵州湄潭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化学实验的故事，十分动情，学生边听边流着眼泪。同学们特意给杨先生献上了鲜花，那感人场面我至今难忘（图8）。在这里，我还应提及杨先生的夫人朱帼英教授（图9），朱先生是我本科的有机化学老师。朱先生关心师生，亲切待人，被誉为“浙大朱妈妈”，“浙大朱奶奶”。她与杨先生伉俪情深、白头偕老、相濡以沫，是所有浙大高分子人心中的楷模。
图9. 杨士林先生与夫人朱帼英先生（摄于1949年1月）
2008年，在浙大沈家骢、沈之荃两位院士的指导下，我组织举办了“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创建五十周年暨杨士林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图10-11），这是高分子界的群英会。杨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中国高分子界德高望重的九十二岁高寿的老前辈，复旦大学高分子创建人于同隐教授专程前来祝贺，特别令后辈感动。前来的院士和教授有：复旦大学杨玉良和江明、南京大学程镕时、上海交通大学颜德岳、美国阿克隆大学程正迪、中科院化学所韩志超、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武汉大学张俐娜、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安立佳和陈学思、北京化工大学杨万泰、东华大学朱美芳、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等等。东道主浙大方面有，党委张曦书记、校长杨卫院士，任少波，王玉芝和潘祖仁等教授，韩桢祥、黄宪、沈之荃、沈家骢等院士。真可谓群英荟萃，大师云集。为何这么多大家莅临？我想，就是因为杨先生人品好、学问好，对中国高分子、对浙大高分子贡献卓著！与会嘉宾们共同称颂“杨先生一生育人，纯粹学问，高风亮节，师德崇高，是中国高分子学界高山仰止的大家！”
前排左起：杨士林先生（左十一）、朱帼英教授（左十，杨先生夫人） 和 于同隐教授（左八），黄宪（左一）、沈之荃（左二）、韩志超（左三）、褚健（左四）、韩祯祥（左五）、江明（左六）、程正迪（左七）、杨卫（左九）、张曦（左十二）、杨玉良（左十三）、王启东（左十四）、程镕时（左十五）、王玉芝（左十六，）、颜德岳（左十七）、沈家骢（左十八）、潘祖仁（左十九）；叶志镇（二排左五）、唐本忠（二排左六）、张俐娜（二排左七）；安利佳（三排左六）、杨万泰（三排左十）、朱秀林（四排左九）、任少波（四排右四）、李伯耿（五排左九）、益小苏（三排右一）、郑强（二排右一）、徐志康（后排左十）
图11. 杨士林教授在浙江大学庆祝其九十华诞纪念会上致词
中国高分子一代宗师北大冯新德院士曾亲口对我说：“杨士林先生是一位最不要名利的老实人！”如今，我对这句话有着更深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杨先生无论资历、地位、声望都可以获得比今天更多的、更高的名利和地位，但杨先生一生却没有去追求这些。他追求的是，一生平平静静纯粹问学，一生安安心心专注育人。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多么高尚的品德！
2012年，为了贯彻执行浙大对口帮扶贵州大学的任务，我去贵州大学执教。赴任前，我去杨先生家话别。杨先生谆谆教导我说：“去贵州，去贵大，要好好做校长，要好好报答贵州人民，好好报答湄潭父老乡亲！”杨先生的一席话，对我来说就是一堂“上岗培训课”。七十年前浙大西迁湄潭的往事，印记在杨先生脑海里，如此深刻，如此清晰！为什么？凡去了贵州湄潭，去看了浙大西迁办学纪念馆的浙大人，便知竺可桢老校长和杨士林先生等先辈在那段西迁历程中孕育出的浙大“求是精神”，是今天我们浙大后人永远相守相传的珍宝！当年竺校长一路带领浙大师生西迁到遵义湄潭，在那七年的艰苦岁月里，是贵州人民、是湄潭人民深情地收留了我们，养育了我们。可以说，正是杨先生那一代浙大先辈西迁贵州、湄潭，孕育出的浙大与贵州人民的深情，成为我自愿赴西部到贵州报恩的内生驱动力：报贵州人民在湄潭养浙大之恩，报浙大先人在湄潭守浙大之恩！在浙大后人、尤其是广大校友心中，湄潭就是浙大求是精神的创生之地，更是灵魂倾往的朝圣之地（图12）。循着浙大先人的脚步，满怀对先人的敬畏，我带领我的团队，在湄潭文庙前下跪，真诚地表达我们内心对那段历史永远的怀念，回忆和永远铭记心里的求是精神（图13）。在湄潭，在刻有西迁浙大全体教职员工姓名的巨大纪念碑前，我肃立良久，心潮澎湃。我特地制作了与先驱者们的“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图14）。
可以说，那几年在贵州大学执教与工作，正是牢记着杨先生的教诲，我才能够始终怀着感恩贵州之心，始终抱着发展贵州大学之志，尽自己最大努力让贵州省委省政府满意，让贵州大学广大师生满意。基于对我在贵州大学的工作以及表现的肯定和认可，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我“贵州省高等教育特别贡献奖”荣誉，并给予五十万元人民币奖励。为了表达对贵州大学和贵州人民的永恒情谊，我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了贵州大学。这一举动感染了社会各界，许多院士、学者纷纷献出爱心，不到半年，捐款额就逾千万。在卸任贵州大学校长职务后，应浙大广大校友之热烈倡议邀请，经浙大校方报请国家教育部人事司同意，时任浙大党委副书记的我，正式担任了贵州省遵义市“湄潭浙大小学”校长（图15）。我想，广大浙大校友盛邀我出任这所小学校长，可能就是基于我在贵大那几年能干事以及一直对湄潭的心心念念的深厚感情。然而，从官场思维出发，由一位“正厅级”大学领导出任连“科级”干部都算不上的小学校长，很奇葩，有人甚至认为是我在开玩笑、出风头。而我心里恰恰认为，在留下杨先生精神的浙大西迁圣地，为培养湄潭人民的后代出一份力、尽一份责，是荣光的，是神圣的！为体现我对湄潭孩子的爱，我在湄潭浙大小学捐设了奖教金-助学金。此举又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浙大校友热烈响应，一年时间爱心捐款近三百万元。同时我还为学校争取到多项政策和条件支持。
这二十几年来，杨先生的品格风范一直激励着我和所有的浙大高分子人。我，还有与我一样受恩于杨先生教诲的后生晚辈，想起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忆起杨先生的培养提携，顿生感念之情，令人无限景仰。这二十几年来，杨先生用一生心血创立并为之奋斗的浙大高分子，遇挫不折，知难而进，后继有人，朝着美好的愿景迈进。
在写出这篇回忆纪念杨先生的文字时，我心里有些许不应该有的忐忑和纠结——在我国上上下下如此浓烈盛行对院士莫名膜拜的潮流下，人们尤其是浙大的后人们，当然还有高分子学界后辈们，对并非院士的杨先生，还能有足够的尊敬吗？就我而言，与其说是怀疑与纠结，不如说，我内心对学术圈越刮越烈的逐名利奔头衔的风气有一分担忧与沉重。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分子学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著名高分子科学家王佛松院士曾不止一次对我讲：“浙大杨士林先生、复旦于同隐先生，虽没当院士，可在我们心目中是院士们的大先生！”我想，江明院士之所以一再希望我能写一篇关于杨士林先生的文字，不也正是因为江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对杨先生人品和学识的敬仰之情吗。借助于思绪的涌动，我想说，在中国高分子学界，除杨士林、于同隐两位先生外，还有若干并非院士的已故的大家，如东华大学钱宝钧先生、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欧阳均先生、中科院化学所江英彦先生、浙江大学潘祖仁先生、吉林大学汤心颐先生、华东理工大学李世瑨先生等等，都是杰出高分子科学家、教育家，理应同样被后人铭记！
我以为，把杨先生关心我们的事、教导我们的事，哪怕只是点滴，记下来，传下去，是我的责任！
最后，谨以我的两幅书法习作（图16）再次衷心表达对杨先生的敬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