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又称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这两个阵营在科技上也相互对立、封锁，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也是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家们都不愿看到的。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是完全隔绝的。隔绝到什么程度，现在的青年学者可能无法体会。现举一个例子，我从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当中，在我们学校我没有见过一个西方的学者，更不用说听他们的报告和与其直面交流了。所以说那时我们和西方学者间的直面交流是完全被阻断了的。但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读到西方的学术期刊。化学方面的如JACS (《美国化学会志》)、Polymer（《聚合物》）以及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聚合物科学杂志》）[1]等等，我们都能看到，但不是原版，是国内的影印版。这些影印版的印刷质量较差，且一般要在国外出版至少半年后，我们才能看到。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喜欢浏览美国的Polymer Symposia（《聚合物研讨会》）杂志，那是专门发表高分子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的，自然体现了学科的最新成果。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迷惑不解的情况，就是这个西方期刊发表的论文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在东方阵营捷克布拉格召开的系列会议，且会议论文既有西方学者的，又有东方学者的。然而，捷克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老大哥”的东欧小兄弟，在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背景下，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东西方学者共享的讲台呢？直到好多年后我才逐步意识到，原来被无形高墙隔绝了的东方和西方学者，能够幸运地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自由交流的“窗口”，且长期存在，应归功于捷克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Czech Academy of Science）。

图1. 捷克高分子化学家Otto Wichterle（奥托）教授（1913-1998）

这个窗口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其后直至90年代初的数十年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关键人物是捷克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Otto Wichterle，为方便计，我们就称他为奥托教授[2]（图1）。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捷克的工业在二战前是比较发达的，化学工业和化学教育体系相当成熟。奥托于1936年在布拉格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捷克自己培养的博士。他在50年代就开始研究己内酰胺的聚合，合成尼龙6，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战后，他代表捷克化学会和西方的科学家一道参与IUPAC[3]的活动。在1956年的IUPAC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在捷克举办IUPA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romolecules（国际大分子学术讨论会，即现在的IUPAC Macro，世界高分子大会）。这个高分子学术大会，起始于1947年，是国际公认的高分子学界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学术大会。

为准备召开此次会议，在奥托教授的领导下，可以说整个捷克化学界都动员起来了。1957年的大会有900多人参加，这在当时是很大规模的。那时，英语在科学界还不占据统治地位。会议同时使用5国语言，采用同声翻译，这些口译员是在一年的时间内紧急培训出来的。这样周到的安排在国际学术会议史上是很罕见的。这是一次东西方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会议，在苏联方面有科学院院士 V. Kargin，著名学者S. Medvedev等；德国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K. Ziegler；美国有高分子物理化学的权威P. Doty，前辈知名学者H. Mark，以及后来我们熟知的H. Morawetz等等。捷克方面唯一做大会报告的便是奥托教授。从这个东西方学者共同出席的阵容来说，“窗口”已开始形成。这个会议举办得十分成功，使得捷克化学界在IUPAC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在捷克大分子研究所的官网[4]上至今还有长文回忆这次大会（图2）。这是他们的骄傲。

图2. 1957年在捷克举办的IUPAC Macro大会现场

这次会议因为是在捷克召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有机会派代表前去[5]。这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高分子学者参加的唯一一次IUPAC的大会。在这个会上，钱人元先生宣读了一篇关于高分子溶液的论文，后来会议论文都发表在美国的《聚合物科学杂志》上。钱先生这篇文章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高分子界在西方发表的唯一论文[6]，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窗口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会议的成功举办促使捷克政府为捷克高分子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促成了1959年捷克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成立，奥托教授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至于说为什么作为东方阵营的政府会允许这个高分子研究所持续地与西方合作联系，发挥窗口的作用，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地说，奥托教授在西方学界的威望和人脉应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他发明了利用亲水性高分子凝胶制备“隐形眼镜”的技术，这是人们利用合成高分子作为生物医用材料的开端，在高分子材料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使得奥托教授进一步成为世界上顶级的高分子科学家。1967年IUPAC的大分子委员会（Commission）升格为大分子分部（Division），奥托当选为该分部的首届主席。捷克政府需要利用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威望来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故而默许了向西方科学界有限地开放。

作为东西方科学交流的窗口，捷克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后来最重要的贡献是与IUPAC长期合作，从1967年开始，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会议。会议名称为IUPAC Microsymposium（MS），“Micro”是小型的意思。1967年的第一届 MS就是以Polymer Gels（聚合物凝胶）为主题的。以后每年至少l次，有时2到3次。这个系列会议一直延续到2008年，共召开了48次。因为捷克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东方国家的领导者不必担心有人乘出国开会之机“叛逃”；西方学者也方便进入，满足了他们了解苏联和东欧国家最新科研成果的愿望，所以MS受到东方和西方科学家两方面的欢迎。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个窗口是东西方高分子学者在一起直面研讨学术的唯一讲堂，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一丝暖流。

1989年夏，正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前夜，我十分有幸，到访布拉格，亲自体验这＂窗口＂给学者们带来的独特感受。事情要从1988年说起，那年我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办的IUPAC Macro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Polymer Blends（聚合物共混物）的一个新研究结果的墙报。捷克高分子研究所由所长带队，共三人参会。他们看到我的墙报后很有兴趣，就约我在咖啡室面谈。所长说第二年7月他们将主办一个主题为Polymer Blends的MS会议，邀请我参加和作报告（图3）。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国际会议邀请报告的机会，自然很珍惜。但是那年6月国内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为我出国参会蒙上了阴影，我以为出不去了。出乎意料的是，我最终还是如期成行了。

图3. 1988年捷克MS会议主席 Josef Kovař教授发给我的邀请信

l989年7月6日我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何曼君[7]老师同行去参会。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出发，经莫斯科停留了几天，再乘火车经过波兰进入捷克。到了布拉格，很高兴地见到了前来参会的北京化学所的何嘉松老师。会议在捷克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举行。初见这个研究所的大楼（图4）时，我很吃惊，大楼是在1963年建成的，与二战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盛行的简陋的“火柴盒”式板楼大不相同，外立面有大幅玻璃墙面，显得很气派，很现代化。原来这又和奥托教授有关。他的隐形眼镜专利，被美国公司购买后，发展成了巨大的产业。研究所自然获得了极高的收益，有了充分财力建造这个设计“超前”的大楼。这栋楼左侧的两层辅楼就是会议厅。辅楼与主楼是相通的，但会议代表是不能自由进入主楼的。我的邀请报告放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这显然不是因为我被看好有实力来“压轴”。会议主席对我说，他们这样安排是因为担心我不能来。放在会议日程的最后，如我缺席，对会议的进程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没想到我成行了，他们自然也很高兴。我的邀请报告内容是高分子相互作用和相容性的问题，差不多综合了我6-7年的研究成果，所以内容很充实，报告也相当的成功。报告结束后，有多位学者向我表达祝贺。我也结识了几位新朋友，促成了我后来对比利时和意大利的访问。会议是在1989年7月召开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东欧包括捷克的剧变正在酝酿之中。我原打算开会时见他们所长，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但没见到他，问他的同事，只是淡淡一笑或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

图4. 捷克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大楼

这次会议邀请报告共有22篇，其中西方阵营的有美国3篇，德国4篇，英国2篇，其他日本、意大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各1篇。东方阵营有苏联3篇，东德2篇，匈牙利1篇。因此共有15篇西方的报告和6篇东方的报告（我的报告既不计算在东方也不记入西方）[8]。这个数据表明，这是真正的东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窗口。据我观察，无论是会议上的提问、交流，或是会议茶息时的漫谈闲聊，大家都融洽友好，看不出东西方代表之间的对立或隔阂的痕迹，这在冷战时代确是非常难得的。再有，在捷克召开的MS会议的论文都在西方杂志上发表，在70年代的时候是发表在美国的Polymer Symposia上，也就是我当时经常浏览的那份期刊；后期刊登在德国Macromolecular Symposium（《大分子讨论会》）上。由于参会的东方学者的文章也都发表在这西方杂志上，西方学者很容易见到，这样，这个窗口作用就更大了。除了这个高分子界的系列会议之外，我不知道在其他学科是否还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然而，我那次 “窗口”之旅并不都是愉快的。我的报告放在最后，所以我有时间对报告内容再加工完善。当时我发现报告中的几个数据有疑问，想去图书馆核查一下。图书馆就在与会议厅相连的主楼里，但门口有人看守。因此我就询问了会议管理人员，说想到图书馆里查阅文献。他对我说要“请示领导”。我就觉着很奇怪，因为在80年代的中国，国门已开，这种外国人进入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事情根本不是个问题。第二天，管理人员很礼貌地对我说：“江教授，很抱歉，我们领导说，你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是不合适的。”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即使是在这难得的“窗口”，还是让我尝到了特殊时期科学家们的无奈和苦涩。

捷克政府对主办IUPAC会议的默许和兴趣可能还与其外汇的紧缺有关。会议的一切费用全部都是只收美元的。当时捷克用的是克朗，对美元的兑换比例，官方与黑市相差好几倍。有好心的捷克朋友（图5）告诉我说，如果想兑换克朗，不要到银行去，太吃亏了；但是你私下兑换又可能被警察抓住，最保险的办法是在出租车里找司机兑换，司机都很乐意。我后来照此做了，结果果然令我满意。再一个例子是，我开完会要离开捷克乘火车到德国去，路程长，又是夜车。我想要买卧铺，但是卧铺票紧张。又是一位捷克朋友为我“排忧解难”说：不用着急，买车票需要看护照。你只要在护照里夹上一美元，但要露出一个角。从售票口递上去用英文讲“我需要卧铺”就可以了。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果然又成功了。

图5. 我与捷克朋友在捷克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大楼前的合影

 我是1989年7月参会的，半年以后柏林墙倒了，东西方学者间面对面交流的障碍不再存在了，遭受迫害的奥托教授复出，并当选为捷克科学院院长。我庆幸自己参加了这苏东巨变前最后一次的MS，给了我在这“窗口”的特殊体验，也促使我对她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最后，再说一点。会议之后，我匆忙告别布拉格，去德国开展由大众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我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图6），她的“老城广场”号称是包罗世界各个历史年代、各种风格的“建筑博物馆”。从广场走过查理大桥就是有一千余年历史的布拉格城堡。但说来惭愧，1989年我在布拉格开会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对身边的“世界文化遗产”竟没顾得上好好看上一眼。

图6. 捷克布拉格风景照（取自网络）

时间到了2015年，我当时已经77岁了，我想应该利用自己晚年的光阴去国外补补课了。于是我组织了一个由20多位亲友组成的东欧旅游团。在布拉格我们停留了2天。重返布拉格令我兴奋不已，我是多么想再去大分子研究所看看，那是我第一次做国际会议邀请报告的地方，也算是一个“福地”。那里的捷克朋友的工作环境应该是更自由宽松了，我应该也可以轻松地走进他们的图书馆了......然而，这回我不再是访问教授，我是导游的“助理”（图7），我不能丢下我的旅伴们，只能再次留下了些许遗憾。

图7. 2015年亲友团东欧游，我在布拉格广场上代替导游呼唤队友集合

注释：

[1]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聚合物科学杂志》)，创刊于1946年。1963年出版Part C：Polymer Symposia。

[2] Jindřich Kopeček, Nature, 1998, 395, 332.

   Herbert Morawetz, Macromolecules, 1993, 26, 5827.

   Jindřich Kopeček, Biomaterials, 1993, 14, 1043.

[3] 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1919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权威的国际性化学组织，各国仅可通过其全国性组织代表该国化学工作者参会。

[4] 捷克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网址：http://www.imc.cas.cz

[5] 王葆仁，钱人元，高国经，高分子通讯, 1958, 2(2), 91. 

[6] Chieu J Y, Shih L H, Yu S C. J. Polym. Sci., 1958, 29 (119), 117.  

Chieu J Y 即钱人元，当时尚未采用规范汉语拼音.

[7] 何曼君（1930.11-2013.11），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5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1958年参与创建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1983年调往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物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衔编著者，这是我国高校广泛采用的教科书之一。

[8] Makromolekulare Chemie. Macromolecular Symposia, 1990, 38, 161.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