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吴文俊、席泽宗三位院士与周教授的“一本小书”的故事
江明院士邀我为其主办的“旦苑晨钟”公众号撰稿，作为公众号的忠实粉丝和江先生的“楼友”(图1)，自然是不敢有辞的，本文就算是完成江老师布置给我的一篇作业吧。这个故事其实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其中所说的“一本小书”，是指我年轻时撰写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而“三位院士”，则是说的三位老一辈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钱学森院士、席泽宗院士和吴文俊院士。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们虚怀若谷、博大宽阔的胸襟，而且可以体会到他们对青年学者充分尊重和热忱鼓励的拳拳之情。
图1. 我和江明院士（左）在梧桐人家养老社区，我们住在同一栋楼
让我们首先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本人撰写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图2）说起。它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一共只有十几万字，所以只能算是一本小书。顾名思义，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因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有两个方法论基础，一个是古希腊的演绎几何体系，再一个是近代的实验归纳方法。而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贤哲们却没能走上这两步（ 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但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则以他洋洋7大卷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古代曾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十三四世纪之前，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曾经居于世界的前列。所以问题就出来了：既然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科技所赖以发展的两个方法论基础，那么中国古代的那些科技成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呢？
把这个问题郑重而又正式地推出在学术界面前的，是中国的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1]。冯契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首先引述了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缺乏演绎几何体系和实验归纳方法的评论，然后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外国的伟大科学家提出来的问题。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科学发现和创造，是用什么逻辑、什么方法搞出来的？这确是一个令人惊奇、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冯契先生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也恰好是在那个时候，《科技日报》社的编辑想在该报上开辟一个专栏，专题讨论并连载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他们邀请我担任这个专栏的作者，并要我每周完成一篇稿子并在专栏上发表。这就逼着我启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日积月累，用了大约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这本小书。
[1]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麟，浙江诸暨人。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4年获清华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云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等校任教，1952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系主任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上海市逻辑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上海市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图2. 《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周瀚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全书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梳理和提炼出了36则具体的科学方法。例如《周易》的取象运数，孔子的举一反三，庄子的技进于道，孟子的苟求其故，《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吕氏春秋》的耕之大方，《九章算术》的由问而术，张仲景的见病知源，孙思邈的博学精思，沈括的验迹原理，徐光启的责实求精，宋应星的穷究试验等等。其次，在分析和概括这些具体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6个主要特点，那就是：（1）勤于观察；（2）善于推类；（3）精于运数；（4）明于求道；（5）重于应用；（6）长于辩证；并认为这些方法论上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本身的特点和风格。其三，找出中国古代天文、数学、农学、医学这几大主干学科共同遵循的一般方法论模式，并把它概括为“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这样一个包含了四个步骤的基本模式（即从实际问题出发，提炼出相应的概念方法，再上升到一般原理，最后再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并认为这一基本模式主要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而不是科学证明的逻辑，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的发现和发明。在这个基础上，又把这一基本模式与当代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的思维模式和当代科学哲学家（例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的科学方法论模式进行比较，认为它们在许多地方是可以相通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对当代科学的发展也会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此书有幸得到了这一问题的提出者——冯契先生亲笔撰写的序言，其中说道：“本书从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评述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这一重要课题，提出了新颖的、有价值的见解。”“在一个荒芜领域中作了开发工作，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我的这本小书《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于1992年出版之后，就给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先生寄赠了一册。因为此前我在筹备和主持全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研讨会”（1990）的时候，曾与钱老建立了通讯联系，所以很自然地就想到给钱老寄一本向他汇报并请他得空时指教。没想到书寄出后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收到了钱老的亲笔回信（图3）。信的全文如下：
周瀚光教授：
3月30日信及尊作《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论文集《中国科学思想史论》均收到，十分感谢！但您自称“后学”，这使我不敢当，对科技古籍研究，您是我的老师！
书我还要仔细读；如有所得，再向您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3.4.7
钱老的来信简直让我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我当时只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青年副教授，而钱老这样一位科学大师、学界泰斗、我心目中的前辈和偶像，竟然在给我的信中说“对科技古籍研究，您是我的老师！”“如有所得，再向您请教。”这样一种虚怀若谷、博大宽阔的胸襟，真是令我深感敬佩并由衷叹服！
[2] 钱学森（1911－2009），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火箭之王”。
[3] 原信载于《钱学森书信补编》第155页及《周瀚光文集》第一卷（下）第681页。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中，席泽宗先生是唯一的一位以科学史为专业研究方向的院士。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曾主持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工作，所以与席先生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和友谊。大约在1993年11月份的时候，席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图4），信中说：“从《中国科学史通讯》上得知，您出版了《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十大科学家（中国古代）》、《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论》四本书。其中第一本您曾赠我，受益不浅。第三、第四两种，不知您手头还有否？如能再给两本，则非常感谢。”当然，我很快就把席先生要的两本书寄给了他。
[4] 席泽宗(1927-2008)，山西省垣曲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
席泽宗院士后来应邀给全国各地的高校做“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的学术讲演，可见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也是非常重视。他的这个讲演稿后来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图5），书后列出的四种推荐读物中，第一种就是我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图6）。而王梓坤（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等主持编写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著作均列在我的那本小书之后，于此也可见席先生对它的重视和厚爱。
图5.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席泽宗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图6.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列出的推荐读物名单
吴文俊院士也是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我在《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一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基本模式的概括和提炼，就是在吴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数学方法论思想的启发下才得以产生和完成的。吴先生对中国传统数学方法论模式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这样说：
“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和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我国的古代数学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与方法，并上升到理论阶段；精炼成极少数一般性原理，进一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问题。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6]
吴先生的这段话，在我当时苦苦思索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基本模式的脑海中，犹如灵光突现，给了我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思维方向。它不仅指示了中国传统数学方法论的基本模式，同时也给了我一条寻找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一般模式的思维线索。循此而进，我把吴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数学方法论的这番表述，概括浓缩为“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这样一个包含了四个环节循序渐进的简明图式，并把它推广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医学和农学这几门主干学科中去，认为这样一个由四个环节所构成的方法论模式，正是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个主要科学学科所共同遵循的基本模式。（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第三章。）
我跟吴文俊先生虽然一同参加过几次科学史学术会议，但因为没有建立个人的通讯联系，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单独向他报告我的这些研究结论并向他表达我受其思想启迪的感激之情。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本小书出版的10年之后，吴文俊先生在《科学新闻周刊》上读到了节选于本书中的我的这些论述，并且在他为《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朱清时、姜岩合著）一书写的“出版贺词”中，大段地引用了我的研究结论。吴先生在文章中说：
“下面不妨作为朱姜一书的补充：一位周瀚光先生（我并不认识），在2001年第33期《科学新闻周刊》中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及其现代意义》。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数学方法有一个简明图式，即：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文章又指出，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数学，而且中国传统的天文、农业、医学，都有着一个共同遵循的一般方法论模式，即：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
这一模式循环往复，但不是简单的循环过程，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不断向上和波浪形的不断向前的趋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就在这样一种方法论模式的循环往复中走向了它的高峰。
不仅如此，文章还指出：‘当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是完全可以相通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从实际问题出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方法论模式与当代科学哲学家（例如爱因斯坦）以解决问题为理论核心的方法论模式可谓不谋而合。’”
吴文俊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大段引述，显示了他对我的研究结论的高度认同和全面肯定。这是我作为一个思想阐发者接收到来自思想启发者（吴先生）的正向反馈，接收到来自顶尖科学家对我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认同和肯定，自然非常激动并深受感动。2005年7月在北京参加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期间，我有幸又见到了吴文俊先生。吴先生那时虽然已年届86岁，但依然神采奕奕，思路清晰。我终于有机会向吴文俊先生当面表达了我对他十年前思想启迪及十年后引用肯定的深深谢意！（图7）
图7. 我与吴文俊院士（左）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期间（2005年7月，北京）
[5] 吴文俊(1919-2017)，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嘉兴。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曾获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6]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以上所述，便是我的那本小书与三位科学院院士之间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缘”和故事。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是，除了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多位前辈大师对我的这本小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鼓励，例如时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就曾多次来信勉励有加并悉心指导（略），这些都强烈地激励着我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道路上不断努力。
现在回过头来重读自己当年撰写的这本小书，实在是感觉非常惭愧。限于当时的学力和精力，书中粗疏遗漏、概括失当、言不达意、表述不清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倘若有机会重新修订再版，必当力求精深完善，庶几不辜负当年科学界和学术界各位前辈泰斗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的热忱鼓励和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