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万泰先生：由农村少年、生产队会计到中科院院士的时代乐章
专访杨万泰先生：由农村少年、生产队会计到中科院院士的时代乐章
2024年11月3日，周日，北京的清晨略微有一丝寒意。但在连续多日的阴雾天之后，今天的阳光却格外明媚，天空也是瓦蓝瓦蓝的，久违的北京蓝！清华园内微风轻拂，金黄的银杏叶迎着晨曦，轻松摇曳，窸窸窣窣，时而如蝴蝶般轻盈地由枝头飘落地面，继而又随微风欢快地跳跃着，如诗似画！小编的心情也是格外清爽惬意，经江明院士引荐，今天要在清华园内拜访一位我国化学化工界的重量级大咖-杨万泰院士。
由于比约定的时间早了点，小编就先在杨院士所在的办公楼外溜达打发时间。不料却引起了门口保安大叔的关注，走过来亲切地问道“您好，您要找哪位老师吗？”我赶忙说是来拜访二楼的杨院士的。大叔说“哦，那你进去吧，他六点多就来了。”我紧接着问到“他每天都来这么早吗？”“他只要是在这边上班，基本都是6点多就到了。”保安大叔边说边把我带到了楼梯口。
敲门后，迎面而来的便是满面笑容的杨院士。小编之前已与杨先生有过几面之缘，且略有交谈，再加上这次是由恩师江明先生引荐，所以向杨院士简单介绍《旦苑晨钟》之后，就直奔主题，说明来意：小编是代表广大读者来淘故事的。杨院士立马爽快答应：好啊，我的故事可多了。江先生办的《旦苑晨钟》我全力支持，保证好多都是首次独家爆料。
郭：我读过不少院士名家的传记，好多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甚至学术豪门，从小就是受到知识文化的熏陶，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胜出了。但听江老师说，您向他讲过，您和他们大多数完全不一样，是“乡下人”。所以，我和读者对您的家庭和您小时候的事就特别感兴趣，能给我们说说吗？
杨：我是1956年农历十月初二（阳历11月3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辛义公社的东阳寺村。那时农村出生的，记录的都是农历，后来我身份证上写的出生日期就是10月2日，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我子女和朋友们给我过的都是阳历10月2日的生日，好玩吧？昨天，我姐还打电话提醒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还是亲姐姐记得这个日子，呵呵。
郭：那太巧了，祝您生日快乐！
杨：据成安县的县志记载，我的祖上是明初朱棣从政以后，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的，前后50年分10批迁过来很多人。按当时的“政策”，老大留家，老二、老三、老四等必须迁过来。所以现在的“阳寺”村的名字最早是姓杨的杨，老四的四，也就是“杨四”村，即我们村都是这位“杨四”的后代。后来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阳寺村，那时候的辛义公社，就是现在的辛义乡。
我祖上一直都比较重视教育，家族中过秀才。在我们那一带，我们老杨家是比较出彩的。我大哥马上要九十了，是老中专毕业，一直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直到退休；二哥是64届中南矿冶学院（后改名为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哥本来也学习很好，但初中时不得不退学回家，边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边科学种田。那时上过初中的，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他把庄稼种得可好了，还管过煤点儿（卖煤的地方），当过赤脚医生。再后来参军，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杨村机场卫生队当卫生员，经过自己进修后又当了卫生队队长、提干。再后来转业，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内科医生。我姐当时刚参加完高小考试，考了五个村的第一名，但也不得不回家做饭，照顾母亲。我母亲去世后，她又考上了高中，后来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本来可以上个师范类学校的，但是志愿没填好，未被录取。后来就做了民办教师，再后来由于工作认真努力，业绩好，转成了公办教师。论天资，我算是中等吧，只不过运气比他们好些，成了我们村第一位考上清华的大学生，据说还是我们邯郸的第一位院士。听我大哥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能有出息，可能得益于我母亲。她出身于我们县的大户人家，非常聪明机灵，只不过因家道中落，被迫到我们家做童养媳，长大后嫁给了我父亲。当然了，我父亲也很聪明，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投入，做过合作社的会计、大队会计，也曾是典型模范，还入了党，当过村副支书。差点当上正支书，后来也是由于我母亲生病，把村里的那些工作都辞掉了。他在我们村是德高望重的，用现在的话说，当年村里的很多大小麻烦事儿，请他出面，他都能搞定。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我们村读的，虽然有文革各种运动，但可能由于是农村，再加上又是小孩，反正就是上完学回家就干农活、捡煤渣/猪粪什么的，也没感觉到什么特别的。书读得还算顺利，成绩也没有很优秀，就是一般的那种吧。命运的转折点就发生在初中升高中那年，刚好赶上“教育路线回潮”，可以参加教育质量更好的县高中的统一招生考试。村里的初中生原本是只能上乡高中的，所以这次县高中统一招生考试，各村均有报考名额限制。有个村为名额多少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一气之下决定，干脆都不参加县高中的统一招生考试。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多方走动，把名额弄到了我们村，因此那一年我们村的孩子都是参加教育质量更好的县高中的招生考试。
考试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记得是数学考试，我很快就写完了，然后就无所事事地坐着。监考老师走过来看我的试卷，看了一会儿，啥也没说，又走了。没多久，又过来了好几位老师围着我看。我那时是一农村小孩儿，啥也不懂，也不知道为啥。后来在县城上高中的人传话说，阳寺村有个小孩考得很好，数学考了满分，个子不高，穿得补丁摞补丁的。嘿嘿，这不就是我吗？后来果然考上了县城高中，但数学是不是100分，我没查证过。
去了县城高中，才知道是多么地幸运！高中离我们村仅4公里，但没想到成安高中竟有这么多特殊老师，比如教授我们化学课并兼班主任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赵素娥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清华高分子毕业的；教物理的则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蒋伟老师。那个年代，“中国最高学府”的毕业生到一个不起眼的县城高中教书，大概率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两位老师，文革后也相继离开我们县了。于我而言，这就是非常幸运的命运转折点了！赵老师很喜欢我，让我当化学课代表，没有赵老师，我想我后来不大可能第一志愿就报考清华。高中一年级基本没受运动影响，老师们抓得可紧了，经常考试。扎扎实实学了很多基础知识。不过我们用的是带有“文革”色彩的新编教材，化学和物理教科书分别是《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还记得那时赵老师讲的内容结合实际，融入了一些有意思的专业内容。比如当她在讲述我们穿的化纤衣服时，提到那时新出现“的确良”布料，并说没什么稀奇的，她穿的就是。不过我那时候还没什么概念，后来学了高分子才知道，“的确良”就是聚酯高分子PET。第二年开始就变样了，教育“返回潮”，批邓小平，还批林批孔等，基本没学什么，就稀里糊涂地高中毕业了(那时高中2年)。还记得我们最后的数学考试，是用黏土做个皮带轮。记得有个女同学提出，用纱布缠一下，就可以解决开裂的问题，得了80分。
我的高中毕业照（我在四排左四，二排左一是赵素娥老师）
郭：您们这一代人，小学中学都是在动荡年代里度过的，学业基本都荒废了。而您还真算是幸运的，一是您的父母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给了您很好的家庭教育，又遇上了清华、北大毕业的好老师。再加上自己的聪慧和好学，中小学的学习虽很不完整，但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您高中毕业时，能有什么选择吗？
杨 ：我高中毕业后，遵照老小守家的习俗，回到我们村务农。因为我是个小知识分子，当上了八队的小队会计。由于我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都在领着工资养着家；所以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及脑子里想的就是“长大做什么”。回到村里，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村里的革命和生产当中。为了当好会计，我学会了打算盘，还练会了盲打和左手打算盘的特技，不仅账目做得非常细致，还经常下地劳动。那个时候我们县农林局的领导在我们村里蹲点，看我业务能力好，又积极先进，就带着我一起搞“民主理财、账目公开”。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在那个时候搞民主理财，账目公开是很超前、先进的，该“典型工作”后来又使我当了村团支书。我当团支书，也很努力，虽然我们村在全公社12个村中是比较落后，但我们村团支部却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记得1978年初，县里筹备召开团代会时，公社团委已安排我在会上介绍在落后村里开展团支部工作的经验，但因要到北京上大学，让副支书替我去讲了。
郭：您后来如果没有上大学， 或许会在仕途上大有发展吧？还有，那时的农村生活中您有什么爱好吗？
杨：很难说！那几年，在会计、团支部工作和田间劳作之余，我的一大爱好就是看书。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爱看书，8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了我家里的《平原枪声》，保尔柯察金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雁飞塞北》和《胶东纪事》等。还经常和周围五个村有书的人换书看。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阅览室，管阅览室的是校长夫人，早上开门我第一个进去，下午开门也是我第一个，好多书都是在那里看的。高中毕业回村后，也都是与周围的人换书看，比方说《水浒后传》、《三侠五义》等。那时我会定期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中国通史》，出一本买一本，一直到我上大学离家之前。那时我们对书籍的向往，你们可能无法理解。我们公社书记曾经在大学进修过，跟我说大学有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读不完的书。那是我进入大学前对大学的唯一概念和向往。后来初到清华时，发现图书馆里真的啥书都有，抱了一大堆回来，宿舍的同学看到了说“你干嘛，要换专业啊？”在北京化工大学（原北京化工学院，以下简称“北化工”）读研究生时，我们研究生住在化纤楼四楼，二楼有个教师阅览室，因经常去看书，我与看管阅览室的俩位老太太就特别熟。再后来，我在瑞典留学，斯德哥尔摩的几个图书馆，每个图书馆有多少中文书我都知道，一到周末就去看，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中文书。
郭：听您这么说，我很感动。我们《旦苑晨钟》发表过唐本忠、徐扬生、赵宇亮和房喻几位院士的文章，他们和您一样，中小学的正常学习全被打乱，但个个都是从小嗜书如命。徐院士曾因连续夜以继日地痴迷读书，昏死在乡村学校的图书馆里，唐院士为了找书混迹于废品回收站里，见到破损得无头无尾的书也是如获至宝。我想，你们这些文革的受害者后来能抓住机会，改变命运成为杰出人物，不忘“读书”是成功的“密码”之一。
杨：还有，这四年的农村基层生活，除了工作，作为一个不大不小干部，也要面对和处理村里/队里各种事情，包括东家长李家短的事儿。但我们村的特点是一个祖先，即是一家人，这个很锻炼我，学会了用一家人，爱/善之心去看待处理各种人和事，也绝不会看不起落后、能力弱的人。后来我在北化工当了十一年的院长，大家都说北化工高分子专业这十几年发展好。我们校长、书记曾跟我说：“你做了这么多年院长，期间怎么没见过学院人抱怨、举报你”。我想这可能与我四年的农村工作经历有关吧。
说实话，从高中毕业到高考前的四年里，我在农村过得很充实，边工作，边劳动，边读书。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扎根农村一心干好革命、生产工作，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也没有受苦受难的感觉。可能是由于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农村的缘故吧。
郭：77年恢复高考无疑是您命运的转折点，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杨：现在想想，也记不清最早是从哪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我知道公社12个村有七位村团支书和公社团委书记都打算参加高考，还有很多老三届的，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初中老师。积攒了十年，大家都积极报名！我父亲和哥哥都很支持我参加高考。那时是先报名、填报志愿，然后才考试的，最后根据分数录取。我第一志愿受前边说的赵老师的影响，报的清华大学。而报高分子专业则是因为我做村团支书，仔细学习过华国锋主席的政治报告，里边提到过高分子材料，而清华的招生目录化学里边就有高分子，所以就报了。其实那时候也不懂啥是高分子，现在要我说的话，我这一辈子是真心喜欢高分子。第二志愿是本省的河北大学。我二哥在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当老师，一定要让我报他学校，就把他那个学校作为第三志愿。那个时候也是稀里糊涂，化学物理数学各报一个学校，也不知道自己哪门会考得好，能考上哪个学校。我姐就是因为志愿没填好，与大学失之交臂。
然后就是准备考试了。记得县大会堂里还举办了高考复习讲座，全县好多人都去听了。大家都是早早地在家吃完晚饭，赶去县城大会堂占座。老师坐在台上，像作报告一样，也有点像现在的公开课。讲座共分3次，内容分别是物理、化学和数学，其中的化学课就是我前边说的清华大学毕业的赵老师讲的。我二哥还给给我寄过一些手抄的试题。考试就是在县城中学考的，有二十几个考场，好多人。反正也是稀里糊涂就考完了，感觉与中考没啥区别。只是每门课考完，出考场就听到那么几个人说，这题太简单了，至少90分以上，95分以上……我就心里默默地算啊，我们一个考场就好几个考这么好的，全县二十几个考场的啊！还轮得到我上大学吗？那时我们农村孩子，考完就继续原来的农村生活，该干啥干啥。没有现在的估分、查分、公布分数线什么的，所以也没什么难过、担心、焦急等待之类的复杂心情。
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公社团委书记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告知了我的高考分数。因为他在邯郸师专当老师的弟弟（后来成为一位地/市级领导）被借调帮忙抄分，看到有个考生分数很高，又是哥哥当团委书记的那个公社的，于是就抄下来了。但当时，我好像对分数也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想可能是因为高考停了那么久，大家根本就没有分数线的概念的缘故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依然是我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村里的一个侄子，跑来让我赶紧回家。我问啥事，他说不知道，反正就是爷爷（我父亲）让我赶紧回家。我就往家跑，还没走进家中，就看到院子里站满了人，这时才有人告诉我，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了。想想也是，高考停了那么久，贫穷落后的农村能见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怎能不觉得稀罕呢？那年我们整个县就我一个考上清华的。但激动之余我开始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不知道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该怎么办了。周围也没有可以请教的人啊！于是我就去县教委（现在的教育局）询问。有意思的是，在县教委碰上一位姓孟的同学，他考上了北大。你想啊，一个县两个农村小孩，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一人拿一张“中国最高学府”的录取通知书，给教委的人看，问人家我下一步该干嘛？好玩吧？
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想过，命运就此改变了！
入学报到通知书上写着有三天的入学报到时间。我是第一次离家坐火车出远门，所以就赶在报到的第一天，1978年3月3日坐上了从邯郸到北京站（现在的北京东站）的第一趟火车。出乎意料，一出车站，我就看到我的三位哥哥在站口等我！真是毕生难忘的惊喜！原来都是我细心周到的二哥安排的。他所在的中南矿冶学院属于冶金部，我大哥是马鞍山钢铁公司的，也是冶金系统，他们刚好都出差住在北京的冶金部招待所。我二哥是大学老师，人心细也特明白。他直接到清华去查，查到我被录取了和具体的报到时间，并且算定我会坐第一天的第一趟车。于是就电话通知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杨村机场的我三哥，一起到北京东站接我。见面后我们兄弟四人一起去了天安门，拍了照，这张照片是我8岁时我们弟兄四人合影13年后的又一张合影。还去了刚对外开放的北海，在北海转一大圈，还帮我买了各种东西。天近黑了又一起把我送回火车站，我坐清华接学生的校车去学校报到。到清华就是晚上了，天已完全黑了，结果就是没有东西南北的方向感了！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一进入清华园就搞不清东西南北，虽然心里清楚，但意识上就感觉不是。但一到天安门，东南西北我又立马分得清清楚楚了。
我（左一）和三位哥哥在天安门前的合影（1978年3月3日）
郭：您的这张天安们前弟兄四人照真是太经典、太宝贵了。江老师对我说过，他多年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有关您的文章，其中说些什么不记得了，但就有这张同胞四兄弟的照片，印象深刻。
杨：初到清华，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图书馆的各种书，就是入学了才发现，积攒了十年的人才，高分选到清华的都是各怀奇才的能人，好像啥都会，特别是那些城里人。同学中有开始写书的，写啥呢？写“文艺史论”。还有音乐、体育特别优秀的。有个同学叫刘扬，现在在化学所工作。他数学就很好，上课时直接跟老师说，老师这道题直接用勾股定理解不就可以了嘛。还有欧阳颀同学，学化工的后来成了北大物理系的教授，201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当时我们同学中就三个是从村来的，我是其中一个。你想啊，我高中也就正儿八经读了一年，第二年教育“返回潮”，基本没学啥学科知识，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然后回到村里天天一门心思干革命，搞生产，虽然看了很多书，但文史小说类居多，基础学科知识还是很薄弱的。记得有个校领导开学讲话时说，大家基础不同，学校也会区别对待。基础好的，学得快的可以提前毕业，基础弱的也没关系，刚开始可以少学点，可以晚点毕业。当时听了心里略有安慰，还有点高兴。但很快就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所以就开始紧张，压力大，拼命努力学。半年下来，学习就跟上来了。但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教学秩序还没完全恢复，条件不好。清华的大阶梯教室，就几盏灯。原来1.5的眼睛，半年就戴上眼镜了。说个题外话，那时候我们村里，很鄙视那种戴眼镜的，说是二饼，四眼狗。
1978年3月，清华大学1977级新生在西阶梯教室上高等数学课（取自网络）
郭：您是清华77级的，应是81年考研究生的，您好像晚了一些，为什么呢？
杨：我们国家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择优录取制。80年颁布学位条例，81年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培养步入正轨。同样是77级（78年初入学）的，别的学校都是四年制，81年就可以毕业考研了。但清华是五年制，81年不让我们考研究生。到82年的时候，允许我们与其他四年制学校的78级（78年秋入学）学生一起考研，不然我们就得等到下一年与79级的一起考了，中间有半年的空窗期。我82年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的研究生，所以4年半就毕业了。85年硕士毕业后就满腔热血地想着留校工作，不想读博士，也不想出国，就想着终于可以工作，要好好干一番！
我在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照片
当时博士还很少，海归就更稀罕，硕士留校是常态。那时候北化工高分子教研室由焦书科[1]老师主持，要上课得先作助课，相当于现在的助教。然后试讲，给外校的人讲，由教研室的人投票，通过了才可以上课。还有备课，极其认真，所有讲课内容都背得滚瓜烂熟，教科书上的公式都自己先推导一遍。备课时发现，高分化学教科书上讲，数均分子量小，重均分子量大。还有Flory和Carothers理论计算出来的凝胶点的数值也是一个偏小，一个偏大。我就想，怎么会一个大，一个小啊？于是就下定决心用数学给它推导出来，搞出个“理论”来。一门心思就扎进去了，最后分子量的问题真给推导出来了，就黏均分子量用了个假设。学校开学术交流会时，我还专门讲了。可最后写论文时，一查文献，发现钱人元先生1958年就出了本小册子，除了黏均分子量，数均和重均钱老都推导得好好的了，哈哈哈，哎呀，白白兴奋、激动了那么久！另外，为了弄明白凝胶点计算的问题，我把唐敖庆先生的《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那本书学得透透的。最后发现，当时的理论好像都不行。于是就自己作假定，建模型，利用图论及概率方法，推导出了几类常见体系的凝胶临界状态方程，由此计算出的凝胶点比Flory和Carothers法都更接近实验值。这个问题我从1987年开始琢磨，钻研了5年。92年把论文投到《高分子学报》，94年刊登出来。英文版发表在94年的Polymer Bulletin上。当然了，按现在的说法这就属于“一稿多投”了，不过当时是没问题的。此外，还在我的硕士导师金关泰先生的指导下，自己带着本科生，做了很多引发剂、聚合动力学、热塑性弹性体等方面的研究，包括一些中试等，发了十几篇文章。那时候专利、文献检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其中很多要写专利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已经申请专利保护了，但我还是有一个授权了。在我出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台湾一个企业要买，但当时中石化曾给了6万块钱，占70%的所有权，不同意转让。就又先后给了我两笔经费，继续做研发，其中一笔是做中试的。遗憾的是，因为实验中要用到苯，不适合工业化生产，没能最终产业化。这些经历或者说弯路，让我深刻意识到全面调研文献的重要性，和实验室研究与工业化生产间的差异。
[1] 焦书科（1929.05-2018.11），我国著名化学教育家、高分子化学家，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系奠基人之一。曾任九三学社北京化工大学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会理事、高分子学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橡胶学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高分子科学与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化工科技人才，对中国的合成橡胶、涂料工业和功能材料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我1994年发表在Polymer Bulletin上的论文（首页）
郭：看来您当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成绩，后来又怎么出国去了呢？
杨：是的，我85工作后就像当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小队会计一样，专心致志，别的啥也没想，甚至申请职称的事也不过问。后来1993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人才计划，包括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和低一级的“青年骨干”两档优秀人才。申报的时候，系里把我作为“骨干”教师报到学校。学校看了我的申报材料，觉得条件比有些申报学科带头人的好像还好些，就把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候补”，报到市里去了。最后我们学校就只批一个学科带头人，就是我。化工学院人事处长陪我参加了北京市教委在北航办的颁奖典礼。学科带头人均坐主席台上，骨干教师坐台下。我坐在主席台和其他学科带头人交流时，发现他们的职称都比我高，大都是教授、博导。所以回来的车上我就跟陪我参会的人事处长说“别人都是教授、博导，就我还是个讲师！”他说“是有这个问题，学科带头人是应该是教授、博导，但你连副教授都不去张罗申请，这个也不能怪我们啊”。他还说，“学校已决定派你出国了，我们就不光破格，还破例，先给你把副教授提了，一年后回来就给你升教授！”
郭：身为讲师，就当上学科带头人，杨老师，您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听说您后来出国读博士的故事也与众不同，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杨：确实，我的这段经历很特殊。其实，在学校决定派我出国之初，我就在北京见到过我后来的导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Bengt Rånby教授[2]。Rånby教授研究光化学，国际上学术地位很高。我当然很想去他那里学习。那时，我清华高分子的校友中石化的张培尧已经在他那里读完博士回来了。Rånby来北京访问时，张培尧请他在四川会馆吃饭，就让我也参加。我那时还很少与外国教授交往，席间很拘谨。张培尧向Rånby教授推荐说：杨也是清华高分子毕业的，很优秀，到你那儿读个博士如何？没料到，Rånby教授立马说：No, impossible! (不，不可能)，一口回绝了! 我被打懵了，虽不知道为什么被回绝，但心里很清楚，我不可能跟他读博士了。
[2] Bengt Gustaf Rånby（1920.04-2000.10），世界著名光化学家，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任诺贝尔化学奖评委，欧洲高分子学会主席等职。Rånby教授也是中国高分子界的老朋友，为中国高分子届培养了多位杰出人才，包括杨万泰院士，中山大学的陈用烈教授，中科大的施文芳和瞿保钧教授，中科院的严庆教授，中石化的张培尧等。
为准备出国，我先是自己到经贸大学学英语，然后又被派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前英语培训。培训的过程中，可能是由于受前几年的北京事件影响，我们被告知不要联系英国美国这些英语国家的学校，最好去北欧。所以我们那个培训班的人最后好像都去了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说到去北欧，我还是想到Rånby那里。由于之前他明确说过不愿招我读博士，再加上学校人事处答应我出国一年，回来就给我教授职称。所以我就给Rånby教授写信说，到他那里做一年公派访问学者。可能是由于不用他出钱吧，他很快就回信答应了。
到瑞典后，Rånby教授让我做的课题是把PET膜和PE膜用光照的方法粘起来，我仅用四周时间就做好了。粘结非常牢固，他把膜都扯断了，也没撕开。他激动得脸都红了，不停说：great, great, great!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此后，他对我的态度可以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你现在是一年期的访问学者，到期以后，你继续留下来读博士吧！把你家人也接过来，我每个月给你1万克朗奖学金，不交税。那时克朗与人民币差不多1兑1，我做访问学者每个月只有3500克朗！我就大胆地问他，你当初在北京为什么拒绝我读博士呀？他说：因为你英语不好。唉，原来如此！我坦率地说，就因为您当初拒绝了，我已与学校有个做一年访问学者即回国的协议，怕延长不了。后来，他为了挽留我，亲自给我们学校写了信，但是学校还是不同意。为啥呢？后来我才知道，当初人事处答应给我破格提副教授，在学校的会议上，人事处的人说我答应过一年后回来。并且系里的书记也在会上特别强调说：杨万泰我太了解了，他说一年回来，肯定会回来，大家只管投票！所以就把我破格提为副教授了，那时我人已经在国外了，是我夫人帮我办的申报手续。事已至此，所以不能延期回国。Rånby教授也没办法。我呢就在那里继续做研究，准备好按期回国。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出现了重大的转机。由于Rånby在瑞典科学界的地位很高，对我国一贯友好，我国大使馆的人找到了他，想请他帮忙提名推荐我国的两位著名科学家参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Rånby教授趁此机会向大使馆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要他们同意我继续留在他那里读博士。后来大使馆真的就写信给北化工，说是大使馆讨论过了，这事不仅对学校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利。大使馆就代表中国政府啊，来头那么大，学校很快就回了信，同意我延长两年。这是大使馆科技处的科技参赞范明义先生后来对我说的。据说，大使馆的这封信放在了我的档案里。
郭：您的“海外读博记”真是跌宕起伏，像过山车一样精彩！
杨：确是意外惊喜，我自然倍加珍惜！
但同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我要在剩下的2年4个月的时间，达到博士学位学术水平要求，修够40个学分，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其中修学分是个大问题，因为瑞典是个小国，虽然培养计划列有很多英语课，但不是每年都开，需要上很多瑞典语课。我又没学过瑞典语。那时候在那儿有瑞典语培训班，可以晚上去学，不但不收钱，还给发钱，有很多人去学习。我一心想要回国，所以就没学。当时的系主任是我“师姐”，她是《生物大分子》杂志（Biomacromolecules）的创办人和首任主编，但有个外号叫“铁女人”，很认真固执。我跟她说，我在国内是给大学生上《高分子化学》课的老师，能不能给免点学分。不料她对我这个正宗师弟完全不讲私情，说40个学分，一个也不能免！没办法，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修够学分，我只好硬着头皮听了好几门瑞典课。当然听不懂，我就先记下图表、公式等，课后再查字典和参考相关英文教科书，弄清楚老师讲课的内容，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最后考试的时候，善良的任课老师们会专门给我出英文试卷，就这样才把学分修够。我珍惜分分秒秒，终于在规定的回国期限前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是在1996年8月31日回国的。大概9月12日左右吧，学校就安排我参加晋升教授职称的答辩，我讲了8分钟，评审委员会当即投票通过。所以啊，我出国三年，做了8个月的访问学者，用2年4个月读了个博士学位；出国前还是讲师，人在国外，学校破格提拔为副教授，回国不到两个星期，就升了教授。三年连升三级，还读了个博士学位，算坐火箭飞升吧，呵呵呵。
实际上，回想起来这个事情和我上大学前，在村里当了两年团支书竟然没有入党的盲点故事，性质差不多。教训就是在全心全意工作时，也要注意进步。
郭：您这样坐火箭飞升的速度真的很少见，但您的刻苦和毅力也是很罕见的！
杨：其实，这里边还有个插曲。我读博士的后期，Rånby教授申请到了一笔钱，想让我在他那再做一段时间，把我做的那个实验，变成一个连续、成熟的技术。不过他知道我回国就可以做教授，也挺高兴，就说你先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这笔钱我给你留着。我晋升教授后，就自己成立了课题组，开始招研究生，做研究。两年后，他觉得不行啊，这笔钱快到期了，不能再留了。所以就让我在98年上半年又回去了。他想要我做的那个技术，我很快就做好，还申请了4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后来我才知道，多年后华为还用了其中的技术。那半年，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第一次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研究了高分子的整个发展史、技术产业史，对整个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突然就觉得自己似乎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可以与未来对话了。1998年，再次从瑞典回到国内后，1999年进入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2000年拿到国家基金委杰青基金，2001年进入长江学者计划。更重要的是，我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将研究对准了当时高分子化学领域的几个重大国际难题。业内人士听到我这些研究课题和方向时，都说我在啃高分子化学领域的硬骨头。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近2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在这几个方向均取得了很大进展。
郭：今天是周日，又是您的生日，您花了一个上午和我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我们的读者一定会超喜欢，太感谢了！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了，最后能和我们简单讲讲您目前在做什么研究吗？
杨：我现在给自己定了三目标：第一，彻底解决人造板的甲醛污染问题。全球每年有6亿立方米人造板，需要用三醛树脂（脲醛树脂、酚醛树脂和三聚氰胺甲醛树脂）4,000万吨。中国有3亿立方，需要2,000万吨。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个不含甲醛的胶，用量少，原料便宜且多。第一个万吨级生产线已经投产，这个月可能要再签个80万吨的。第二，我们争取把秸秆全利用起来。就是把农村的秸秆、芦苇、玉米芯、油茶果壳等，做成木头一样的板材，这样就不用砍树了，还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这个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第三个目标就是开发新的纤维。用我们的技术和材料，有望做出成本低、性能好、耐水，还能循环用的新纤维。这个目标，现在还差一步，不过也快了。
我现在所有的心思就在这三个目标上。江先生是我的榜样和偶像，你回去给江老师说，等我把这些都搞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一定亲自给江老师的《旦苑晨钟》再写个大故事。
郭：这可是您给江老师送的一份大礼呀，我们期待着！
郭明雨 执笔，杨万泰 审阅
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