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老师倡办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刊登了很多熟知的中外高分子学界前辈的故事,看过感到亲切。最近,江老师又向我分享了公众号上的两篇“铁山老师”(Adi Eisenberg)的故事,并向我邀稿讲故事。我求学路上遇到诸多恩师益友,想讲的故事很多。铁山老师是教过我的老师,就从他讲起吧!
刚到麦吉尔大学上学的时候,负责研究生工作的Renee 按惯例,让学生挨个儿见一遍相同专业可能感兴趣的教授,选择导师。我想学高分子,当然要去见Eisenberg教授。我到他的办公室刚坐下,他就拿出来一个印章,让我辨认上面的汉字。我隐约看出是繁体的“鐡山”两个字,就说是“Iron Mountain”,他很高兴,说这就是他的姓,印章是朋友送给他的。我学过一点德语,认识这个词组,便问他是不是德国人。他说他是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都是来自德国。关于他家族二战时逃离纳粹德国的故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尽管铁山老师想让我加入他的研究组,我却选择了隔壁的St-Pierre教授做导师。我向他解释了我的选择,希望他不会介意。他说“怎么会呢,我们都在一起,还是在一起工作的。”他说的对,我们的实验室电话是共用的,测试仪器也是共用,连第一台电脑也是三家研究组共用,大家要预定使用时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是我主导采购了零件,组装了我们共用的第一台测聚合物分子量的仪器(GPC),并且学会了编程处理数据,这让铁山老师在内的几位老师都很高兴、自豪。我自己也很得意,到处推广我的“软件”。当我想改学计算机的时候,他们都劝我别改,就拿计算机做工具吧!四年多的时间转眼过去,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第一份用激光打印机印出来的,这让我的导师非常骄傲,到处宣传。铁山老师还特地来问我插图的技巧,并谦虚地说“以前我是老师,把会的教给你,现在我不会的,你该教给我了。”
毕业的时候,铁山老师告诉我,你现在是博士了,以后就直接叫我的名字Adi吧。刚开始我还是不习惯,见面时总叫错,他几次纠正我。后来回到蒙特利尔工作,我们一起申请过合作基金,见面多了才逐渐改叫Adi。
Adi的中国朋友多,后来中国学生也多了,常常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有一次开会见到了他,他问我开会时能不能坐在他旁边。见我有点疑惑,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怕开会时打盹,你看见就用手指捅我一下。”我笑了,说“12个小时时差,我也犯困,也请你盯住我。”他说“更糟糕的是,我会打呼噜。”说完我们相视哈哈大笑。不过那次我们互相监督,都顺利地抵挡了困意。
还有一次开会晚餐时,他说要早点回房间,准备一下第二天一早的报告。铁山老师是很好的演讲者,我开玩笑说,您不准备也一样会讲得很好啊。他一本正经地说“虽然有的题目讲过,但每次我都会再准备一下,根据听众不同,加点新的东西。”简单一句话,尽显科学大家风范。我把铁山老师的这个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认真对待每一次交流。
再后来,Adi退休了,大家见面少了。麦吉尔大学的同事说起Adi有时会认不出人了,感慨曾经那样敏锐的人,也会变得糊涂。我解嘲说“我比Adi年轻不少吧,有时候也会认不出人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我们互不相认了,就互相原谅吧!”
前几年本来说去看望Adi的,结果赶上了疫情,一直未能成行,不料竟再没有机会见面聊聊。
按虚岁,今年铁山老师该是90岁了。我与铁山老师相识、共事几十年,有许多他的照片和合影。按照《旦苑晨钟》的惯例,刊发的文章都是图文并茂的,但我的这些照片都在加拿大的家中。赶上江老师邀稿,我趁着还没有忘记,写上这篇无“插图”版短文,怀念铁山老师。